台灣戲劇產業觀察：從《國際橋牌社》看政治IP的可能

開始跑線前總是不懂，明明可以好好把故事講清楚、情節交代明白，為什麼台灣的戲劇不是差了一點，就是相距甚遠。後來跑了很多場子，劇組工作狀況、製作方的執行困難、通路的現實壓力，都聽了不少，才了解到，在台灣想做齣好戲，確如西天取經、路程千艱萬險。

在台灣要製作一齣好戲，需要很多東西，錢和人是基本的基本，更重要的是勇氣，不怕死的那種膽量，以及很多的幸運。首度觸及當代台灣政治史的《國際橋牌社》就很不怕死，敢影射台灣當代政治，還獨立製作。這齣戲目前正在檔上，前年就已釋出訊息、去年初記者會為開鏡拍攝宣傳、去年底上架風波佔了幾天的社群版面，很多事令人難忘，比如製作人總是叼著的菸，粗厚的嗓門，還有堅毅的眼。

《國際橋牌社》開鏡時，吸引許多台灣媒體到場，當時就已引起熱烈關注。（馬克吐溫國際影像提供）

影視戲劇創作，政治題材如何可能？

去年有許多戲劇掀起了相當熱度的輿論，《我們與惡的距離》那些關於正義的悲愴沈痛，《俗女養成記》關於女性在社會中被綑綁再綑綁的無奈苦笑，《罪夢者》裡夢境現實模糊界線中的汗水與血，有人說台灣戲劇感覺要起飛了，也有人笑台灣的劇本依然不懂貼地、不管觀眾，

台灣影視圈過去累積拍攝類型戲劇的能量，近年來已經有爆發的跡象，2015年的《麻醉風暴》、2017年的《通靈少女》都掀起廣大迴響，去年的《我們與惡的距離》、《俗女養成記》、《鏡子森林》等，也帶出台劇新的高潮。它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抽掉台灣偶像劇長期使用的黃金公式，高富帥與白富美的浪漫愛情、爛漫青春，將視角調整為連結台灣土地，關注社會個體所遭遇到的問題，將社會問題隱匿在劇情敘事之後，提供觀眾新的思考空間。

但政治作為文化創作的題材，在台灣依然較為少見。其實以政治為創作基礎，美國、歐洲等影視工業早已成熟的國家，如《紙牌屋》等諷刺時政之作所在多有；韓國近年如《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等戲直視歷史事件；中國的獨立製作電影，縱使幾乎沒有言論空間，許多獨立導演如婁燁也曾拿出《頤和園》這類的作品，縱使後來被中國當局認為影射六四事件而被封殺，但至少都曾經出現過。

《國際橋牌社》以台灣近代政治史為基礎，希望能提供觀眾不同的視角，引起社會開始對近代政治的狀況進行反思、討論。（馬克吐溫國際影像提供）

台灣至今才開始出現這樣的戲劇，原因不難想像，近期自由時報的文化周報中，影評人藍祖蔚在專欄〈疫病時期宅娛樂：《國際橋牌社》 政治梭哈的臨門一腳〉之中提到：「關鍵在於為什麼前人鮮少以這頁歷史搬戲演故事？不敢，是因為心中還有警總，還在戒嚴？不為，是擔心押錯寶，成為政治清算的祭品？不能，是因為史料有限，真相還隱在霧中嗎？坦白說，不管是「不敢」、「不為」或者是「不能」，都在提醒戲劇創作者：這塊人跡罕至的政治處女地，正是有無限可能的新藍海。」

《國際橋牌社》的出現，代表台劇展開了新的試探，過去縱使有關於台灣歷史、本土脈絡的戲劇，也多聚焦於黨國時期之前，拍攝題材不外乎日治時期，更早期的清領時代，或是在漢人尚未統治台灣的荷蘭時期。直到近期才有像《返校》這樣的電影出現，此片去年在台灣掀起巨大的討論，更是國片去年票房冠軍，可見政治IP不是不能做，觀眾確實期待已久。《國際橋牌社》觸碰的議題很多，台灣的民主轉型、威權時期的白色恐怖、政黨政治的政治鬥爭，過往影視圈視為大忌的材料，全都攬進了劇情裡。

《國際橋牌社》當時喊出要拍攝8季，第1季就以台灣90年代民主化工程為主要軸線，那是台灣成為亞洲領頭民主國家相當關鍵的一段時期：剛解嚴，跟中國的關係從緊張對立的狀態中，要走向何方尚未明朗，國內對於破除威權爭取自由的聲音不斷壯大。戲劇中穿插歷史事件包括大漠計畫、台韓斷交、辜汪會談以及動員戡亂條例的廢止等，帶動觀眾的時代共感。

政治IP為何困難

這類題材的戲劇，電視台為何不敢買版權？影音平台為何不好談？如去年是選舉年、這樣的戲劇會不會造成影響？都是可以觀察的視角。後面隱藏著許多的角力，投資方的考量、創作端的意念、執行端的效率以及最後的宣傳通路，這些都決定戲劇影集在現代影劇市場的成敗。

台灣歷經過去的威權時代，對政治太過恐懼，而且黨國時期許多資料至今都尚未解密，從哪一個視角切入都有難度，如《國際橋牌社》中拍攝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的支線，要去找尋過去被政治所壓迫、消失的人們，當年被偵訊、審判的檔案難度相當高。以與美麗島事件所牽連的陳文成案為例，至今檔案解密都還有很大的障礙，因此案件依然陷在迷霧之中。

政治IP戲劇的困難，《國際橋牌社》在拍攝完成後，後續依然障礙不斷。（馬克吐溫國際影像提供）

另一個觀察點，台灣人口基數較少，同樣語言的中國市場龐大不只數倍，讓影劇圈許多從業者心之嚮往。而在兩岸政治角力下，不管是製作的戲劇要進入中國，或是各種影視人才要登陸對岸從業，都得要先在兩邊選邊站，而龐大利益放在眼前，許多影視從業者會如何選擇，不難想像。因此，拍攝台灣近代政治，或是以此為題材的作品，在前期要找到人才、資金都相當困難；更別提在製作出來後，電視台、影音平台因為目前全球化的經營策略，會對這樣的題材有多少顧慮。

政治作為戲劇IP，光是考慮上述的表面問題，就應該已經沒有人想要投進這個火坑，畢竟怎麼做怎麼賠錢，縱使理想有多堅定，資源尋找的困難非常人所能想像。《返校》、《國際橋牌社》等劇依然無懼的堅持並且完成，擺到觀眾眼前，很難不令人敬佩。

這齣台灣首發政治IP戲劇，先驅意味相當濃厚，許多人有著深厚期待，希望能夠讓觀眾娛樂之餘，對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的事情，跳脫出過往教科書、主流媒體給予的資訊，喚醒台灣人的心中被深埋、積灰的一些事情。

（本文主照：《國際橋牌社》製作人汪怡昕與監製馮賢賢，聯手催生台灣首部政治IP的影集，中央社記者吳家昇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