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演的歷史，不變的悲情：從《悲情城市》到香港反送中

1989年，《悲情城市》在解嚴不久的台灣，娓娓刻畫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下瀰漫的恐懼與悲憤。電影還未完成，對岸北京天安門廣場前，解放軍朝著廣場上爭取民主的人民開火，六四天安門事件震驚港台、甚至全球。

那一年，擔任《悲情城市》國際宣傳的香港影評人舒琪，拿起攝影機見證六四，記錄了兩地相隔數十年的不同時空下，人民同樣被政府背叛的歷史。

30年後，香港執政者在極權體制的盾牌後，粗暴無情地對待「反送中」運動的示威者，從警棍、胡椒水、催淚彈、橡膠子彈到實彈，他們眼中看見的不是人民，是敵人。

滅火器樂團與香港作詞人林夕為聲援反送中合作的歌曲《雙城記》中，電吉他爆裂的音色奏起《悲情城市》的主題曲，串起了港台兩個時空的悲情，也彷彿提醒我們，歷史不斷重演。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分別訪問了滅火器樂團，以及人在香港的舒琪。透過他們的觀點，來看看《悲情城市》如何串起了不同時代的無奈與哀愁。

握著時代碎片，滅火器歌曲中的電影

滅火器樂團，左起吉他手鄭宇辰、主唱楊大正、貝斯手陳敬元。

2019年，《悲情城市》30年；2020年，滅火器樂團屆滿20歲。

「我第一次看到《悲情城市》應該是2000年，那時我第一次知道台灣有二二八事件。」楊大正手上捏著菸，滿室煙霧，對他而言，先遇政治，才遇電影。

1989，那年楊大正5歲，台灣解嚴才2年，這島上一切轉的飛快，要回頭看過去事，眾人都還沒準備好，勇氣還沒那麼足，《悲情城市》在1989年底上映，台灣震了很大一下，楊大正還小，他沒趕上那震撼。

幸虧，《悲情城市》餘震不斷，30年後，這部電影還牽著楊大正，寫出以香港反送中運動為背景的歌曲〈雙城記〉，編曲裡放進了《悲情城市》的碎片，碎片發著光，跟著曲子一起震盪港台。政治這件事，威權這東西，楊大正說從來都一樣，電影裡拍的當年，是歌曲中唱的現在。

百年追求的專輯，歷史中的台灣

樂團屆滿20年前的2019年底，滅火器發行了第5張專輯《無名英雄》，英文名稱是「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專輯核心很簡單，滅火器想把台灣近100年的歷史，用音樂說給人聽。

「我們用這100年來台灣歷史上，很多不同的時代來切分，然後每一個背景可能寫情歌、可能寫其他什麼！」楊大正說話方式不是嚴肅、方正的那種，但卻隱隱有著什麼力量撞擊著。對！正氣凜然，「要帶出我們這幾十年的樣貌，然後讓歷史事件去串連出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民主自由。」專輯的概念開始出現，是在2018年。

2017年，滅火器的「火氣音樂」因為舉辦「火球祭」慘賠，所以他們決定不再做任何投資，認真接商演好賺點錢，穩定公司營運。因此2018除了商演外，空出很多時間，楊大正把這些多出來的空檔都拿來創作；那年底楊大正的女兒也出生了，他趁著跟老婆換班、照顧女兒的清晨空閒，做了很多的音樂Demo，專輯開始出現了雛形。

催生專輯《無名英雄》的另一助力，是在2018年底，九合一大選時國民黨在高雄市勝選。滅火器與跟許多同溫層裡的人一樣，臉上被揮了一拳。

2019年3月初開始要籌備新專輯時，楊大正有了「百年追求」的這個概念，二二八事件、戒嚴、白色恐怖、黨外運動，這些時間節點開始浮現，楊大正希望能把這些歷史切片擺進專輯，如《雙城記》談的就是二二八事件，「我就有一個idea，想著二二八這一段我要怎麼呈現，怎麼呈現二二八那時人民的心理狀態。」楊大正當時想到了《悲情城市》，那部他記憶中談及二二八的電影。

滅火器樂團主唱楊大正創作《雙城記》，他說最早的出發點並非為了反送中，而是《悲情城市》訴說的二二八事件。

對楊大正而言，這次專輯中會有台灣新浪潮電影的痕跡，不是偶然，「我大概每七、八年會重看一次《悲情城市》，看到的東西每次都不一樣。」

楊大正會看《悲情城市》，不是因為對電影有興趣，而是因為音樂及政治，「其實是因為Freddy（林昶佐，閃靈樂團主唱）。那時候我高三，閃靈當時在二二八紀念日都會辦『反中國併吞演唱會』，請來很多樂團，都是我們喜歡的。」

但楊大正當時覺得怪，不知為什麼要在2月28日這天辦這樣的演唱會，因此他上網查了二二八，然後他被得知的資訊震撼，他查到了天馬茶房，查到了屠殺，還查到了《悲情城市》，他腦子裡困惑又混亂，台灣到底經過了什麼？

《悲情城市》對當時的楊大正而言，是啟蒙。後來他又重看了幾次，每次感覺都不一樣，「你對歷史跟人民跟土地的關係，一年一年成長，越來越成熟，再回頭看那個電影，都會有不一樣的解讀。」他對電影的理解，成為他認識台灣這片土地的基礎之一，而在這基礎上長出來的，是他這20年來沒有變過的執著。

「所以台灣新電影對我來說，我在認識這些東西是有系統的。」曾就讀傳播藝術學系的楊大正，大學時看的都是這類電影，電影裡台灣面貌的深刻鑿痕，對他影響至深，「以前有一個大學同學，我們兩個很好，我們作伙看侯孝賢的片，那時候看《南國，再見南國》看到台詞都會背，有時候打電話不是叫名字，是在講台詞。」楊大正笑著說，當時中毒很深，因為真的太喜歡這些電影。

去年11月17日，滅火器樂團在「撐香港要自由」演唱會上，演唱他們與香港作詞人合作的新歌《雙城記》。（中央社資料照片，吳家昇攝。）

雙城記，香港＋台灣

對土地、民主以及台灣的執著，讓楊大正把日本電音樂團「神思者」（S.E.N.S）為電影所做的主題曲《悲情城市》，寫進〈雙城記〉曲中，成了歌曲的破題。

很多人以為楊大正是為了聲援香港反送中才寫出《雙城記》，楊大正否認，他說本來只是要拿這首歌曲講二二八，完成的編曲時是2019年3月，那時港警還未把港島弄的煙霧瀰漫。

香港反送中運動在3月底開始升溫；6月，楊大正在金曲獎評審會議上遇到了林夕。林夕當時說，他寫了這麼久的詞，一直沒機會寫比較嚴肅的作品，「我心想，心目中的詞神竟放了這種機會讓我進攻，我就想問問看，如果一輩子可以唱一次林夕的詞，很屌。」楊大正撐起氣勢邀了詞，林夕一口答應。

反送中情勢至6月愈演愈烈，警民衝突消息占據各大新聞版面。林夕11月參加台北「撐香港要自由」演唱會時說，他看著這些新聞每天哭泣，眼睛哭腫、哭糊了，得把電腦螢幕上的字體放大近200倍才能工作。〈雙城記〉的詞，在香港烽煙四起的日子裡完成，林夕跟楊大正沒太多討論，就有了歌曲調性的共識。

香港作詞人林夕（圖），為滅火器樂團的《雙城記》填詞，也在「撐香港要自由」演唱會時，分享他在反送中運動期間作詞的哀痛心情。（中央社資料照，吳家昇攝。）

「侯孝賢很厲害，他一顆鏡頭丟在那邊那麼長，你要說它悶，它也悶啦！但你光看那顆（鏡頭），蔡振南在唱歌、陳松勇把他的二胡弄斷，那一種戲就很好看啊！」楊大正又想起什麼似的，開始說起電影裡的片段，那些令他至今印象深刻的片段。

「做日本兵去南洋打仗，回來，幹，台灣已經從日本變中國了。那是一種國族認同的衝突嘛。」這種「什麼是台灣人」的矛盾，還是《悲情城市》對楊大正最大的衝擊。看到台灣人這百年來主體認同的無所適從，那種悲哀，讓他由衷希望這座島上的人們，能以台灣人的身份，揚首抬頭的站著。

「70年前的二二八，跟今年的香港基本上很多事情本質是一樣的，獨裁者的壓迫，無力者的反抗。」楊大正有點激動，他說香港狀況越來越令人失望，台灣選舉也近了，既視感越來越強烈，「所以不是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楊大正眼神有光，語氣很硬，「是今日香港、昨日台灣。」

香港反送中運動。（中央社資料照）

香港影評人舒琪－用電影見證兩岸三地，不同時空一樣的悲情

滅火器楊大正的〈雙城記〉從《悲情城市》訴說的台灣二二八出發，在香港作詞人林夕跨刀下，在反送中的煙硝中成形，對照著台港兩地70年的悲情。對30年前擔任《悲情城市》的香港影評人舒琪而言，他看見的是兩岸三地3個時空下，一樣的悲情。因為《悲情城市》完成不久，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他當年在為《悲情城市》工作之餘，也獲得日本NHK的資金，拍攝了六四紀錄片《沒有太陽的日子》。

威權壓迫的見證，從《悲情城市》裡1947的台灣二二八、1898的北京六四，到2019的香港「反送中」，場景一次比一次逼近舒琪。時間點上的巧合，更像是命定，接受中央社記者視訊訪問的舒琪，在鏡頭前苦笑：「要問誰呢？」

香港影評人舒琪。（舒琪提供）

但問到1989年為《悲情城市》工作的他，看到六四爆發，心中可有這般命運巧合的震驚，舒琪坦言，是事後才察覺。「說到底，二二八對我還是太遙遠，雖然因為電影而知道這段歷史，但仍是很模糊。在六四之前，我和過去多數香港人一樣，對政治是冷漠的。因為六四，我的政治意識才很快地成長。」

得知有機會拍攝六四紀錄片，舒琪才開始將六四聯想到《悲情城市》。「加上拍攝工作得在那一年的9月、10月收尾，規劃進度時，我就決定以《悲情城市》參加威尼斯影展，當作拍攝的最後一站。」此外，他也在片中放進《悲情城市》裡文清與寬美打算離開的片段，對照當時香港社會，「是走還是留」的心情。

在《沒有太陽的日子》中，侯孝賢在獲獎隔天一早，在飯店房間內接受舒琪採訪。侯孝賢說，《悲情城市》拍完時雖然才3月，六四還沒發生，「但事件的狀況，跟他們的悲傷都跟二二八很類似。這種悲傷不是因為事情而起，而是讓你一直去想中國人的狀況，那種悲傷是非常深的。但悲傷過後會有一種力量，感覺中國人真正醒了。」

六四天安門事件在港台社會引起高度關注，台灣也有許多聲援活動。圖為當年6月10日，台灣師生在台北重建天安門廣場上被摧毀的「民主女神像」。（中央社資料照）

舒琪說，六四天安門事件讓他的政治意識從冷漠開始快速成長，他的紀錄片《沒有太陽的日子》中，港星葉德嫻也提及類似轉變。

（影片來源：立場新聞官方Youtube頻道）

悲情的三個階段、極權的本質沒有改變

六四30多年過去，從2019年中開始的「反送中」至今未艾。經過這些事，舒琪被問到，他現在如何定義「悲情」。他低忖良久，開口說：「我認為是三個階段：第一是憤怒，第二是無力感，第三是意志。」

他解釋：「憤怒是因為你確實看到殘暴、迫害與死亡；但對方是國家、政府，是龐大的機器、巨人，所以感到無力。也因此你要抵抗，而抵抗到最後發展成集體力量，你也從這集體中，得到意志。」

他認為從二二八、六四到香港反送中，三個時空場景雖然不同，悲情三階段改變卻不大。變的是通訊科技的演進讓訊息傳播力更大。「二二八事件各地人民聯繫不便；到了六四，有了傳真與衛星通訊；到今天，是Internet、是直播，而且是好幾個不同媒體同時直播，18區開花，所有的地點、角度你都可以同時看見。」而70年來不變的，「是背後的獨裁政權和它的本質。」

香港反送中運動，激發香港社會反思身分認同。（中央社資料照）

二二八悲情，在舒琪同輩港人身上重現

今年63歲的舒琪也指出，對他們這輩香港人而言，反送中與六四還有一個最不同之處。是他這一輩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六四是我們這一代香港人，第一次真正政治覺醒。我們第一次感覺到我們是中國人──原來中國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跟我有關係。我們第一次發現，我是多麼希望中國好，中國有進步、有自由民主，那個感情是很中國人的。那是我們從沒想像過的香港。」

「但我們花了30年，到今天才發覺──說到底，我們還是香港人。而且，我們已經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了。」舒琪說，他常講一句話：「不是來世不做中國人，而是來世一定要做香港人。」

他們歷經的身分認同矛盾，是反送中遊行隊伍中的年輕香港人，所不會經歷過的。而舒琪也指出：「廣義來說，這其實也滿悲情的。為什麼到最後，你會發覺從感情上、很多層面上，你都要背棄中國人這個身分。」此一心境，正好與《悲情城市》中，走過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不謀而合。

歷經中港認同的啟蒙、矛盾，到最後得出結論，舒琪視過去的一切過程為必然。舒琪強調：「我必須承認身上有一部分基因脫不開中國。但我身上的香港成分教會我的東西，或是我往後生命中的香港成分，比中國成分重要太多，因此香港還是主位。」

認清自己身分與歸屬的舒琪說：「我怎麼樣也離不開香港，就算我人離開香港，我還是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