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悲情城市》與台灣的第一座金獅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當日，基隆林家四兄弟的大哥文雄，小妾生下一子，取名「光明」；二哥文森被徵召至南洋擔任日軍軍醫，生死未卜；老三文良自上海返台，捲入不法活動，被以《檢肅漢奸罪犯條例》構陷入獄，返家後精神受創。四子文清，自小失聰、經營照相館維生，結識了好友的妹妹寬美。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異議人士在軍事戒嚴下遭搜捕鎮壓，各地衝突激烈。文清與友人寬榮赴台北參與調解，返回基隆後遭逮捕，雖獲釋返家，但見許多獄友一去不返，心中悲憤起而資助地下組織。此時，大哥文雄在衝突中被上海佬殺害，家中僅剩娶了寬美的文清。之後，文清再為憲警逮捕，林家除了年邁的父親、發瘋的三哥文良，全家只剩四兄弟的女人們維持家計。而故事結束於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至台灣。

轟動全國的金獅獎

1989年，義大利時間9月15日晚間，第46屆威尼斯影展舉行頒獎典禮，入圍國際競賽單元的台灣電影《悲情城市》，一如頒獎前各方風聲，拿下影展最高榮譽「金獅獎」。這是台灣電影第一次在地位崇高的歐洲三大影展中獲得首獎。

儘管那是1979年台美斷交的10年後，台灣在國際間地位如同「亞細亞的孤兒」，1989年的威尼斯影展，也因中國政治干預，場外懸掛入圍影片國家的旗杆上，原該懸掛中華民國國旗，卻是空空蕩蕩。但獲得金獅獎的《悲情城市》，仍讓台灣的名字、故事，隨著影展捷報，出現在全世界各大媒體。

台灣時間16日一早，台灣主流大報「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報」、「民生報」，皆以頭版頭條大篇幅報導《悲情城市》獲獎消息。攤開報紙，就能看見導演侯孝賢笑意滿盈地捧著金獅獎座的照片。

這是台灣電影首次成為全國頭版新聞。17日的「自立早報」報導《悲情城市》代表團載譽歸國時，更以「好比少棒初奪世界冠軍」為標題，形容社會轟動的程度。

《悲情城市》除了是第一部在歐洲三大影展中獲得最高榮譽的台灣電影，也是台灣電影史上第一次採用同步錄音技術拍攝的電影；它是侯導第一次挑戰歷史題材，更是台灣在1987年解嚴後，第一部敘述二二八事件的影視作品。

《悲情城市》在全台盛大上映，根據國家電影資料館的「1990年電影年鑑」的記載，台北票房約6600萬台幣，全台雖沒有確切紀錄，但以過去的估算方式，全台票房通常是台北票房2倍左右，可說是刷新國片影史的票房紀錄。

若以當時約110元的國片院線票價粗估（當年國片與洋片票價不同），台北票房6600萬台幣的《悲情城市》，在台北市換算出的觀影人次約為60萬人次；而當時的台北市人口，約為270萬人。換言之，當時的台北市幾乎每10人中，就至少有2人看過《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不但票房轟動，1989年的年底正值縣市長大選與立委選舉，亦是解嚴之後，國民黨與民進黨在政治版圖上的重要對決，不少候選人將《悲情城市》的主題曲作為競選音樂。「悲情城市」四字，也成為彼時政治議題愛用的熱門詞彙。

台灣新電影逆境中遲來的肯定

《悲情城市》獲金獅獎，也為從1982年開始的「台灣新電影」運動，奠定了難以撼動的崇高地位。

從《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開啟的新電影運動，雖在題材疲乏的國片市場中展現新意，獲得不錯票房，但風光只維持2年。後來，新電影作品雖在歐洲各影展屢獲肯定，但與過去電影題材、形式截然不同的新電影，屢因為票房不佳，招致保守媒體與影評人批評，背負「票房毒藥」的罵名。

保守輿論的批評與質疑，使得新電影主要創作者，以及當時擁護新電影運動的影評人、記者與文化人，在1986年底共同連署了由詹宏志起草的「台灣電影宣言」，並於1987年1月24日於「中國時報」正式發表。文中對於彼時的政府政策、媒體生態與評論體系，都有沉痛的質疑，並表達爭取「另一種電影」存在空間的決心。

1988年，在年代電影創辦人邱復生的資助下，詹宏志、陳國富、侯孝賢、楊德昌、吳念真、朱天文等人成立「合作社」電影公司，《悲情城市》便是第一個計畫， 1988年11月25日，《悲情城市》正式在基隆金瓜石的八角亭前開鏡，主要拍攝地點在九份、金瓜石，也在台北北投、苗栗大湖等地拍攝，拍攝期共65天。

《悲情城市》故事的啟發，來自《人間》雜誌中二二八受難者基隆中學校長鍾皓東生平，及其妻蔣碧玉（蔣渭水之女）的報導，發展出一個虛構的家族故事，劇情中揉雜田調訪談素材、白色恐怖時期的「鹿窟事件」，以及作家藍博洲所撰寫的報導文學《幌馬車之歌》。劇本由侯孝賢與作家朱天文整理出分場結構，再由擅長捕捉口語氣味的吳念真，負責對白撰寫。

諷刺的是，作為《悲情城市》創作重要參考素材的《人間》雜誌，卻也在《悲情城市》獲金獅獎的同月，宣告停刊。

梁朝偉飾聾啞攝影師，在演員身上追求真實

港星梁朝偉在《悲情城市》中飾演四子文清，導演侯孝賢為了讓不諳閩南語的梁朝偉演出，更改角色設定，以二二八受難的聾啞畫家陳庭詩為原型，將文清設計為一名聾啞攝影師，讓本片多了一層「有口難言」的寓意。

當時關於《悲情城市》的許多話題中，人氣看漲的港星梁朝偉加入演出引發討論。由於梁朝偉不諳閩南語，侯孝賢也因此把他的角色——林家四子「文清」安排為一名聾啞人士，角色原型即是二二八受難者的聾啞畫家陳庭詩。文清和陳庭詩一樣，8歲從樹上摔落而失聰，只能透過筆談與人溝通，這個角色讓《悲情城市》更多了一層「有口難言」的意義。

除了梁朝偉飾演文清，《悲情城市》主要角色有專業演員，也有素人。專業演員有飾演大哥文雄的陳松勇，飾演女孩寬美的辛樹芬。素人演員中，曾演出侯孝賢電影《戀戀風塵》的布袋戲大師李天祿，飾演林家的老父親；首次演電影的高捷，飾演三哥文良；舞者吳義芳則飾演文清的摯友寬榮，他和詹宏志、吳念真、以及作家唐諾（謝材俊）、張大春等人是片中的知識份子，負責烘托出那個時代下的社會、政治氛圍。

彼時已確立長鏡頭美學的侯孝賢，也是從《悲情城市》開始，在現場漸漸捨棄劇本，讓演員自己發揮。詹宏志就曾回憶，侯導不給非演員看劇本，以免照本宣科。侯孝賢在拍攝現場是以口頭向非演員描述角色的生平、故事。

為了避免各種背景的演員，在鏡頭前演得太用力，侯孝賢也開始「騙」他的演員，在拍片現場假裝試戲，其實是趁他們最放鬆的情形下，拍下最自然的表現。這個拍法，也讓陳松勇登上金馬獎影帝。

獲金獅獎的《悲情城市》，雖在第26屆金馬獎入圍最佳劇情片、導演、男主角、原著劇本、剪輯、錄音與攝影等7項大獎，但最後卻與最大獎「最佳劇情片」失之交臂。評審團選擇將這個獎頒給香港導演關錦鵬的《三個女人的故事》。包括關錦鵬在內，輿論都對這個得獎結果，感到不解與遺憾。

《悲情城市》裡，導演侯孝賢拍戲時會以排戲為藉口，拍下演員放鬆自然的表演，演員陳松勇後來因此片登上金馬影帝。

《悲情城市》描繪二二八前後，瀰漫台灣的悲情氛圍，上映後在台灣引起的各種討論，也讓這部電影，成為解嚴後社會苦悶心情的破口。

苦悶的破口，時代的代表作

《悲情城市》雖然獲媒體、觀眾力挺，但在電影方走出政治禁忌的當時，還是不免遭受批評。有人認為作為解嚴後首部描述二二八歷史的電影，對史實處理過於迂迴；也有人認為，文清的好友寬榮逃至深山投入地下組織，遭憲警剿獲的情節，由於取材自白色恐怖初期的「鹿窟事件」，對歷史而言，是混淆了時間與事件。

政治初解禁的台灣，創作風格逐漸成熟、厭惡威權的侯孝賢，不但掌握時機拍出《悲情城市》，更因為金獅獎背書，他與台灣新電影運動的重要性終於在國內獲得承認，使得《悲情城市》成為台灣釋放過去各種壓抑心情的重要破口。

對深愛藝術電影、深愛侯孝賢作品的影迷而言，侯孝賢最好的作品不一定是《悲情城市》，也有不少人更愛其後的《戲夢人生》、《南國，再見南國》。但對更多人而言，為台灣社會道出壓抑心情，成為社會現象的《悲情城市》，更像是侯孝賢及台灣新電影的同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