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電影工作的人總說,做電影就是許多的光怪陸離,事前計畫再縝密,現場往往不會一樣,因此電影工作的強度很高。
對侯孝賢而言,當然也是如此。他在拍電影的那個年代,早有一套工作準則,與其他產業一樣,電影是可以工業化的,每一段工作只要訂出準則,照著SOP走不是難事。但電影是藝術,SOP聽起來就是很不藝術,侯孝賢當年可能也是這樣想的,侯孝賢當時不知道台灣電影新浪潮是什麼,他知道的可能只有:我的電影不要被綑綁、束縛住。
「侯導有一種氣,我覺得他很像浪人。」我撇著頭注視李屏賓,他頭髮至今依然紮成一束馬尾,由他說別人像浪人,話聽來真有點彆扭。
李屏賓與侯孝賢認識幾乎已經一輩子,跟侯孝賢多數的工作夥伴一樣,入行至今與侯孝賢都脫不了關係,這次跟朱天文聊起這事,她講得很直白,「因為是侯孝賢。」
「我是開始、啟蒙都在中影,在中影待了11年吧。」李屏賓本來學的是航海機械之類的專業,但太愛電影了,年輕時總是猛看電影,退伍後剛好遇上中影在招考技術人員,「我好像是第4期吧,很不好考啊其實,2000多人只錄取20幾個。」他幸運上了候補,上了一些課,開始了電影技術的生涯。
當時侯孝賢在外面的製作公司,職稱還是副導演、編劇,「我們在合作之前沒有來往,就是認識,但是認識也不深,就是常會打招呼啊。」李屏賓第一次跟侯孝賢合作,是1984年,那時侯孝賢已經拍了《兒子的大玩偶》、《風櫃來的人》等片子,《風櫃來的人》在法國南特影展還拿了個最佳影片,台灣電影跟侯孝賢都在國際上開始被關注;李屏賓則是剛剛從助理轉為攝影師,才拍完王童導的《策馬入林》。
「當時他希望找一些年輕的攝影師,希望不要被舊的觀念束縛住的人。」那一年侯孝賢要拍攝自傳性電影《童年往事》,跑到中影找人,李屏賓是不是不會被舊觀念束縛的人,其實侯孝賢也不知道,但是李屏賓年輕,「合作其實還是有某種緣份,當時我沒有工作,中影只有我當時有空,侯孝賢就覺得,『好吧那找他吧!』」,因此侯孝賢與李屏賓結了緣,那是兩個人合作的起點。
加入侯孝賢劇組,李屏賓說其實壓力很大,畢竟侯孝賢是開始被世界關注的新導演,社會、媒體對侯孝賢電影的期待很深,「他跟我壓力都很大,他剛被人家關注,現在要拍《童年往事》,一個自傳性的電影,對他而言,在家庭的故事裡面可不可以跳脫傳統的方式,這個壓力很大的。」李屏賓的壓力就比較好了解,才剛開始被關注的導演,可不能因為他這個年輕攝影師,就拍砸了,當年的科技不若現在進步,導演在拍攝現場是沒有螢幕可以看的,一切都掌握在攝影師手上,攝影機把什麼拍進了底片,那就是什麼了。
意想不到的是,侯孝賢對創作大膽,什麼都不怕的態度,這態度影響了李屏賓,他也跟著大膽起來,這作為起頭,與侯孝賢建立了工作默契,「那時候我就想說,我應該怎麼樣讓這個事情看起來很真實,讓大家相信這個故事。」李屏賓去問了侯孝賢,討論之後決定多使用自然光,打燈的設備越少越好,「我說可以試試看,這樣一定會感覺很自然。」侯孝賢也摸不著頭緒,沈吟了會兒,給了句「你自己看著辦吧!」人就走了,李屏賓說往後他很長時間都聽得到這句話,侯孝賢總是叫他看著辦,他也就看著辦,李屏賓說,想起來蠻有趣地,辦著辦著,兩人有天都被稱為大師了。
「我跟侯導的工作方式,是無法跟其他導演合作的。」他說侯孝賢給的創作空間很大,他是能夠平等地與侯孝賢在現場交換意見,雖然最後總是那句「看著辦吧。」但是那是種默許,相信的默許。
朱天文身為作家,和攝影師的感覺有點不同,雖然都擁有創作之眼,但是文字畢竟抽象得多,當年她花了很多的時間跟侯孝賢混在一起,就為了談出一個故事,「我們在編劇時他用講的,有時候他自己配上音樂,所以我常說,他最好看的電影,全部是他講出來的。」
朱天文是書香門第,父親朱西甯、妹妹朱天心、朱天衣全是作家,「本來我的職志就是文學,走上電影之路,我都說我是幸運。」這份幸運是跟著《小畢的故事》開始的,她寫了《愛的故事》,被侯孝賢看中了,找來拍了電影,賣座了,就拉著一起拍下去,這一拍,朱天文整段生命都跟著一起進了電影裡去。
朱天文跟侯孝賢合作的電影,幾乎就是侯孝賢所有的電影片單,《風櫃來的人》、《小畢的故事》、《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戀戀風塵》、《尼羅河的女兒》、《悲情城市》、《戲夢人生》、《好男好女》、《南國再見,南國》、《海上花》、《千禧曼波》、《最好的時光》,甚至近年的《刺客聶隱娘》。
朱天文在她的書《最好的時光》裡,收錄了一篇名為〈下海記〉的文章,紀錄她在1982年初次遇見侯孝賢的那一年,對侯孝賢的印象。那時才剛合作了《小畢的故事》,侯孝賢要找她拿劇本,「十一月二十七日早晨,我跟侯先生在基隆路辛亥十字路口碰面交劇本,侯先生的車便停在紅磚路旁,拿了劇本即赴中影拍定裝照。那天天氣轉寒,侯先生的長袖襯衫外加了件帆布綠太空背心,上班時間車如流水,他穿過紅綠燈走回車子去,太空背心讓風一吹鼓成了片揚帆,飽飽的橫渡過車流,真是滿載了一船才氣的!我想我已是《小畢的故事》的第一位忠實觀眾了。」
未來幾十年,朱天文就是跟著侯孝賢寫劇本,她嗔了一口,「說是寫劇本,但侯導的電影是沒有劇本的,我記得《最好的時光》甚至只有幾張紙。」她笑了說,誰要是跟侯導合作,就會被折騰死,「我就說侯導有一些爛本子,他女兒的作業簿,他總是一面討論一面寫,那些都是無字天書,只有我看得懂啦,所以我大概就會把他有時候三本、四本、五本女兒的作業簿拿來之後,把場次標出來,整出一個分場劇本,所以我非常清楚分場劇本不是給導演看的,因為都在他腦子裡啊,都是給劇組看的,甚至有時候侯導都不願意給演員看。」
朱天文認為侯孝賢會找她,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侯孝賢年輕時是編劇,「他是基層一直編劇上來的,到後來他說:『我已經公式化了。(指劇本)』」找來朱天文,就是希望有不一樣的火花。
「可是侯導的電影,基本上劇本都是他發動的,我覺得他自己練的工匠技藝的部分,這個他一直都可以掌握得很好。」朱天文的眼裡,侯孝賢非常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樣的文本,也早已經都想好了內容,「他完全不大管觀眾,他就是覺得他這樣過癮、那樣過癮,然後我每次覺得他過癮的都很好看。」朱天文說畢竟她是在第一現場的見證人,她拍胸脯保證,侯孝賢的電影都是他才剛發想時最好看。
但說也矛盾,電影得賣錢,侯孝賢的電影賣座的也就幾部,《悲情城市》還是因為社會氛圍、得獎效應和媒體加持賣翻了天,大部分的片子都不太有人問津,畢竟侯孝賢的電影後來不像是商業電影,長鏡頭擺在那裡,演員的對白不是設計過的、而是日常生活的況味。這樣一部部的拍,難道侯孝賢不在意錢嗎?
「他每一部他都想要賣錢,只是賣不了錢,他沒有說我這一部要拍一個藝術片、要走一個什麼風格,他都說我這一部一定賣錢。」朱天文貌似翻了個白眼,她說這話聽到後來,眾人也就痲痹了,「我們都說好吧,聽聽罷了。」她嘆了一口,「因為他自己有他的眼光了,有他自己的鑑賞力了,他總是得先過自己那一關啊,那就是他的個人風格。」
「但是侯導其實很用功的,他自己會先把要拍攝的主題都先做好功課,深入研究得很透徹。」朱天文說,侯孝賢每一部戲拍的人物背景、社會氛圍都不同,這取決於侯孝賢當時遇到了什麼樣的人,她用《千禧曼波》舉例,「他那時是認識了一群新朋友,這群新朋友整天是在混那個tech sound的啦,聽電子樂那種東西、吃那個快樂丸什麼東西的,就是這一群朋友,侯導就是拍他們。」
淺白一點說,朱天文認為用戀愛來比喻侯孝賢跟電影故事中人物的關係,再適合不過,「就是朋友啦,他這一陣子跟誰戀愛吧,他就整天在那邊說,最近迷上什麼人了,這個人怎麼樣啊怎麼樣的,就變成一個電影了。」
小野說,侯孝賢最難得的是對後輩、朋友無私的提攜、協助,李屏賓和朱天文對此也都點頭稱是。
李屏賓和侯孝賢在片場的關係是平等的,因為得溝通,但李屏賓記得很清楚,「那時很多年輕人都對侯導很景仰,對他很尊敬,因此沒辦法像我跟侯導一樣溝通。但是侯導對他們都很好,在往後的工作上,都很照顧他們。」
朱天文的印象跟李屏賓有點像,她記得的是侯孝賢對技術人員的無私。同步錄音的技術是在侯孝賢《悲情城市》這部電影才開始的,「因為悲情城市大賣,之後才進了一個暱稱叫快餐車的同步錄音機器,跟兩個麥克風吧,就是小杜的。」小杜指的是杜篤之,侯孝賢長期合作的錄音師,他為杜篤之買下了同步錄音的設備。朱天文記得,侯孝賢要的回報很特別,「侯導說:『我就給你這個,錢你也不要還我,等到你自己將來有能力的話,你就去幫助年輕人。』所以小杜就永遠記得這個話。」後來,杜篤之靠著這部「快餐車」做到了錄音間,拿了很多獎,但至今,他都記得侯孝賢當初跟他說的話。
侯孝賢的電影對幾個世代的人都產生了巨大影響,甚至是跨地域、跨語言的衝擊,像是舉著火種為電影路點燈的人,讓許多人前仆後繼的踏上這條路,但侯孝賢的一生還沒結束,金馬獎今年要給侯孝賢「終身成就獎」,李屏賓等人都說,那對侯孝賢不是最重要的,因為他還想拍。
縱使有許多謠言,說他身體不好,已經無法拍攝,但是他們都相信,侯孝賢會如當年自那緊縮的時代破繭而出一般,再次燃起電影的花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