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巨人的肩上──後輩眼中的侯孝賢

2009年11月，金馬電影學院第一屆學生畢業了，破繭而出的年輕人和早在圈內歷經滄桑的老電影人們，全擠在昏暗的KTV包廂，人挨著人。電影圈終究有論資排輩的習氣，在資深、年輕影人之間，還是有位階的排序倫理。

侯孝賢當然是「殿堂教主」等級的存在，不過那年有個遠從緬甸來台的小伙子卻完全搞不清楚狀況。侯孝賢點了王傑的〈安妮〉扯開喉嚨高歌，用帶有江湖味的嗓音唱到「安妮，我無法忘記妳」時，突然有另一個更高亢的聲音蓋過，一名坐在角落的小伙子，竟狂妄地拿著麥可風嘶吼「安妮」。

或許是燈光太暗，小伙子沒意識到眾人的「白眼」，侯孝賢點唱下一首歌時，他繼續拿起麥克風跟著高歌，每到要飆高音時，小伙子唱得越是大聲，最後侯孝賢乾脆放下麥克風，把場子讓給年輕人。

侯孝賢以生活化的方式拍片 打通趙德胤電影的任督二脈

導演趙德胤在多年後回憶起這段往事，只覺得當時「不知天高地厚」，當年初生之犢不畏虎，根本不知道電影圈有輩份之分，尤其不能搶了前輩的歌！

好在侯孝賢並不把「輩份」這些無形的規矩看在眼裡，會後還主動關心趙德胤，鼓勵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他，「別想那麼多，想回緬甸拍片就去拍！」

趙德胤曾因為「不知道天高地厚」，在KTV搶唱了侯孝賢的歌。

回到緬甸的趙德胤，循著早年侯孝賢拍片的模式，以極低預算、極少工作人員，又身兼編劇、導演、製片、攝影、剪接等數職，拍了第一部劇情長片《歸來的人》便入圍釜山影展、鹿特丹影展，2014年《冰毒》在柏林影展電影大觀單元首映，還代表台灣角逐第87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後來的趙德胤如同侯孝賢一樣，每拍一部片，都是金馬獎、台北電影獎、國際影展入圍常客。趙德胤從一個唸設計系、不懂電影的門外漢，如今成為國際名導，他感性地說，「侯導以生活化的方式拍電影，打通我對電影的任督二脈。」

在侯孝賢電影裡找到鄉愁 藉童年往事找回兒時記憶

趙德胤接觸電影的原因，跟大四拍畢業製作有關。那年他為了理解怎麼拍電影，「有一整年關在圖書館瘋狂看電影，看了將近500多部。」看到侯孝賢的《童年往事》，竟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鄉愁，「侯導電影裡的鄉愁，並非離開一個地方、因為距離上的思念，而是對『過去』的懷舊與念舊。」

趙德胤在侯孝賢的電影裡看到鄉愁。

一個1982年出生的年輕人，卻在描述1950年代台灣的《童年往事》、《戀戀風塵》看到自己，趙德胤說，「緬甸跟台灣落差快50年，小時候我過的生活沒水沒電，還要到山上砍柴。」他跟侯孝賢相差35歲，卻有著相似的童年記憶。

從侯孝賢電影裡找到情感連結不只有趙德胤，包括泰國導演阿比查邦、中國導演賈樟柯、畢贛、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等，也都受到侯孝賢影響，在他的電影裡找到歸屬感。

侯孝賢的博學 來自對生活細緻觀察

2009年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開辦「金馬電影學院」，目的為提升年輕華語電影創作者的視野，透過學院產生更多交流與合作，學院從開辦至今，侯孝賢都是擔任院長一職。那年還是研究生的趙德胤，入選為第一屆金馬電影學院學員，沒受過電影專業訓練的他，密集上課了45天。趙德胤笑說，「很像是考進了一所競爭激烈的電影學校」，開學前就要交劇本作業。

趙德胤回憶，開學前學院還先安排他和侯孝賢見面，與人碰面習慣提早5分鐘到的趙德胤，為了跟侯導見面，當天他提前半小時就到。

圖為2018年金馬電影學院邁入第10年，那年與hTC合作拍攝VR電影5x1，由金馬電影學院院長侯孝賢（左3）擔任總監製，導演曾威量（左起）、陳勝吉、趙德胤（右起）、李中與邱陽拍攝，將在在金馬影展特別首映。攝影：張新偉

在這之前，趙德胤只熟悉侯孝賢的電影，卻從沒見過本尊，「一到現場，看到一個中年人，背著後背包，戴著白色的帽子晃來晃去，」他意識到這人應該就是侯導，自我介紹後，工作人員都還沒到，兩人直接入座開始聊創作。

侯孝賢從趙德胤在金馬電影學院寫的《華新街記事》劇本開始聊起，光是一場打架戲，侯孝賢都能說得口沫橫飛。聊完後趙德胤發現，「侯導對生活有很細節的觀察，他很博學，隨時隨地都在學習新的事物，進入到某個群體，很快就能覺察群體裡的共通性。」

2009年趙德胤初次見到侯孝賢（右）的樣貌，就跟畫面中侯孝賢在2013年與前金門縣長李沃士碰面時的模樣相仿。攝影：陳守國

侯孝賢不設想分鏡 靠場面調度拍好戲

《華新街記事》開拍前一天，趙德胤做足準備，事先畫好每個場景的分鏡圖，設想第一幕要先從招牌帶到街景、帶到角色、再帶到一群人下象棋等，他想要透過畫面讓觀眾知道這個場景是在台灣的緬甸街，並且還教素人演員怎麼演戲，沒想到侯孝賢聽了直說：「這樣會完蛋！」

果真越是教素人演員演戲，戲怎麼樣就是演不好，鏡頭怎麼Pan（左右移動），怎麼看都顯得刻意。

趙德胤後來聽了侯孝賢的建議，一場眾人下棋的戲，不跟群眾演員說後續會發生什麼，只見一個流血的男子衝進來，所有人都嚇傻，當下真實的反應，根本不需要排練。

趙德胤說，侯孝賢教會他「拍電影不要設想有1、2、3、4、5個分鏡，有可能鏡頭就只有1。」畫面就定在那，場景也在那，藉由場面調度，讓演員在鏡框裡自然表現。

「侯孝賢的重要性在於他的藝術和技術。」趙德胤認為，藝術包含了個人修為、家庭素養、人生閱歷以及人文關懷，技術則是拍片時的場景調度，雖然侯孝賢的分鏡少，但透過攝影、剪接，卻能不著痕跡地表達他想說的話。

趙德胤本著侯孝賢精神 繼續拍片向侯導致敬

這種的拍攝手法，日後趙德胤也運用在拍《冰毒》。一場女主角從車站走出，風塵僕僕坐上男主角的摩托車，這場戲要拍出車站熙來攘往的狀態，但在上千人的車站，只有2個人知道他們是在演戲。

如何讓所有的事物在對的時間內全部到位，趙德胤說，「那個車站我熟得不得了，哪幾個時間點人潮多、哪幾個時間點人潮散都知道。」他先是掌握環境的變化，最後再讓演員走進情境裡，「感覺不像是在演戲，但卻又是在演戲」。

踏入電影圈10多年，趙德胤一路都以小成本的方式拍攝，他認為自己「10年來是偷學侯孝賢的皮毛在拍電影」，儘管後續拍《再見瓦城》、《灼人秘密》拍攝手法改變，但還是本著侯孝賢拍片的精神，用生活化的拍法，讓演員自然而然地走進戲裡。

悲情城市掀起漣漪 揭開台灣歷史傷疤

「有一種老師是教你怎麼做事情的老師；有一種老師則是給你精神，對我而言侯孝賢不是教剪片、怎麼擺鏡位，他告訴我一個對待電影該有的態度：要嚴謹跟嚴厲。」擅長拍紀錄片的導演楊力州，帶著傾慕的語氣，講述他眼中的侯孝賢。

侯孝賢對台灣電影圈的影響深遠，中生代的導演多半是先認識侯孝賢的電影，進而才接觸到他的人。

楊力州認為侯孝賢的作品對台灣電影影響深遠，他首次進戲院看完「悲情城市」後，內心受到震撼。

楊力州回想第一次看侯孝賢的電影是在1989年，那年雖然已是解嚴後2年，但侯孝賢以228事件為背景拍成的《悲情城市》依舊敏感。他利用小人物視角帶出大時代的悲哀，毫無血腥的畫面，卻處處充滿淒涼感，成為台灣首部觸碰這段歷史的電影。

當時還是大學生的楊力州買票進電影院觀賞，「那時候《悲情城市》得到很大的關注，因為得了威尼斯金獅獎。大家都想進電影院看看這部電影在說什麼。」楊力州只買到後3、4排邊邊的位子，「電影放映後，隔壁有人睡著，我卻非常撼動。」

電影不只能看見世界，也能看清楚台灣。因為《悲情城市》，楊力州才有機會從父親口中聽見這段歷史，也讓這段被掩蓋的過往重新被掀開，「如果我們有傷口，常用的方法就是把它遮住，回到電影跟台灣歷史的關聯，這部電影的意義在於把這個遮蔽打開，這個揭露是非常重要的。」

台灣新浪潮成為養分 嗅出日常生活的味道

事實上，在1987年解嚴後，許多台灣人民依舊無法擺脫被監控的恐懼，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要透過電影挑戰禁忌，需要有十足的勇氣，但也因為侯孝賢那一代電影人的勇敢，才開創台灣電影創作的自由。

楊力州表示，他身受台灣新浪潮電影的寫實主義影響，讓他從電影中第一次感受到風的吹拂、草的味道、甚至是《童年往事》中祖母的模樣。台灣新浪潮電影題材貼近現實社會，種種前輩導演的成果成為楊力州拍攝紀錄片的養分，讓楊力州重新回到觀察「生活中的人事物」，將感覺收束並化為作品呈現。

楊力州認為侯孝賢的作品能帶給觀眾「真實」，彷彿能感受風的吹拂與草的味道。

侯孝賢主動開口 仰望的前輩變成合作夥伴

楊力州和侯孝賢的認識，始於他為金馬獎拍攝得獎者引言人影片，「第一次見面只敢坐三分之一的板凳」，楊力州靦腆的笑說。連續幾年的拍攝，也拉近兩人的距離。

多年前，楊力州在籌備以台灣布袋戲大師李天祿大兒子陳錫煌為主角的紀錄片《紅盒子》，因李天祿已過世許久，楊力州希望在紀錄片中使用李天祿的聲音卻苦無素材。

閒聊中，侯孝賢知道楊力州的困境，便主動幫忙尋找素材，最後他想到在拍以李天祿為主角的電影《戲夢人生》時，曾有名來自西田社布袋戲基金擔任義工的女孩曾郁雯，為了幫李天祿撰寫回憶錄留下許多錄音紀錄。

侯孝賢拍攝「戲夢人生」，描述國寶級布袋戲大師李天祿早年生活。歌手林強（左二）與童星程奎中（右）、卓舉偉（左）分別飾演不同時期的李天祿（右二）／中央社資料照片

在侯孝賢的幫助下，不只讓《紅盒子》拍攝有進展，「那個當下，侯孝賢就是我的全世界。」後續楊力州更鼓起勇氣，邀請侯孝賢擔任紀錄片的監製。

楊力州從一開始對侯孝賢的仰望，到一起合作《紅盒子》，他笑說，「過程中不是太聽話，」但仍感念侯孝賢的幫助，讓《紅盒子》有跨過關卡的動力，「剪片時會知道有個人坐在你後面給予支持。」

徐漢強：侯孝賢像是武林高手

由侯孝賢一手創立並擔任院長的「金馬電影學院」，今年邁入第12屆，將培育華語地區影視人才的重棒導師職，交給第56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返校」徐漢強。

（圖說：第12屆金馬電影學院導師由「返校」導演徐漢強擔任，對於侯孝賢這位影壇大前輩，他用「武林高手」來形容／照片：金馬執委會提供）

對於侯孝賢這位大前輩，徐漢強以「武林高手」來形容，內力深厚，人和電影一樣，彷彿沒有出招，卻拳拳到肉，到了該到的年紀、體驗生命歷程後，才會被重重打入心坎。

儘管只從老師「廖桑」廖慶松與侯孝賢作品聞其樣，卻從未見其人，但這位慕名已久的武林高手，早在10多年前在徐漢強讀電影系時，就用《戀戀風塵》、《悲情城市》隔空對他打了好幾掌「新電影」拳，至今仍在體內迴盪。

新電影雖沒凸顯在徐漢強拍片風格上，卻賦予他精神上影響。本來只看好萊塢、日本電影的徐漢強，初次看侯孝賢作品時受到極大衝擊，「台灣新電影是在有限的資源下拍攝而誕生，它告訴我拍電影有太多可能性，能在限制中找到突破，看見創作好玩的地方」。

（圖說：對徐漢強來說，儘管他的風格與侯孝賢（圖）的新電影差異很大，但新電影精神教會他如何從限制中找到突破，開出一朵花。圖為侯孝賢今年10月現身金馬電影學院指導年輕影人／照片：金馬執委會提供）

（圖說：金馬電影學院院長侯孝賢、學務長廖慶松和本屆導師徐漢強與8位入選學員合影，徐漢強希望學員們在沒票房與得獎壓力下，玩出精彩火花／照片：金馬執委會提供）

侯孝賢更教會他要「尊重事情本來樣貌」。侯孝賢願意花長時間捕捉光影、聲音細節變化，甚至是演員細微的轉變，「儘管我的電影風格與新電影差異很大，但我還是會習慣去理解事情真實的樣子」。

「侯導很珍貴就是無比的真誠，不論是在電影裡或生活中，這是他們一直在教我們的事情。我覺得創作很像一種修行， 學會面對、觀察自己，為了生存而建構的假面、武裝，都會妨礙說故事的本質。」

徐漢強希望金馬電影學院的學員們，在沒票房與得獎壓力下，共同玩出各種火花，「就像我當初看到新電影的衝擊，藉由彼此討論、觀察，甚至爭執，發現有那麼多不同的敘事方式，有無限的可能性」。（文：葉冠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