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理容老師,總是那個溫柔婉約的形象,她從師大音樂系畢業,主修鋼琴,氣質優雅,嫁做人婦之後成為稱職的母親。致力兒童音樂啟蒙教育,撰寫專欄、彙編學術刊物、組織教育協會,秉持著「希望自己的孩子好,也要別人的孩子一起好」的信念,活躍於音樂與教育界。
音符的背後總有弦外之意,但不曾想過老師會跟政治產生關係,因為那個姓,蔣。
理容老師是蔣渭川的孫女,誰是蔣渭川?蔣渭川是「台灣文化協會」創會者之一蔣渭水的弟弟,一生被大時代浪潮推移,與台灣命運緊緊相繫,事蹟轟轟烈烈。
蔣渭川先是協助哥哥蔣渭水從事社會運動,早年經商,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商界人士,也具有政治聲望,但因此在二二八時遭國民政府利用,甚至險被武裝警察取命,女兒慘死、兒子重傷,經過1年逃亡後平反,之後陸續受任民政廳長、內政部次長,於1962年退出政壇,1975年以80歲過世。
政治是眾人之事,而蔣渭川的一生與政治密不可分。
兄長蔣渭水從醫學校畢業之後,就職宜蘭醫院內科,蔣渭川到了台北經營學用品店。1916年,蔣渭水也來台北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蔣渭川則是開設「文化書局」,兄弟倆因為投入社會運動,無暇照顧診所與生意,財務吃緊。1931年蔣渭水40歲去世,大安醫院與文化書局也因為付不租房租,結束營業。
根據學者陳芳明編撰「蔣渭川和他的時代」,蔣渭水去世之後,台灣政治運動也遭逢日總督府高度鎮壓,整個社會淪入無聲,社會運動沉潛之際,蔣渭川則轉而專注書店經營。
當時蔣渭川開設「日光堂書店」,同時擔任台灣書籍雜誌商組合理事,組織「臺灣總商會」,擔任台灣貿易商同盟會會長、紙文具商聯合會會長,以及台灣藥業組合理監事,和稻江、商工、龍江等信用組合的理監事等,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台籍商界人士,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國民政府遷台,許多台灣人的人生變調,包括蔣渭川。
1945年日本投降,台灣地區受降典禮在台北公會堂舉行,由陳儀代表受降,但陳儀治理下的台灣通膨嚴重,語言不通,貪官汙吏引發族群對立。蔣渭川經營「三民書局」兼市商會理事長,每天為著商、工、經濟事務奔忙。1947年2月27日因一起緝菸事件引發民怨燎原的二二八事件,來自黨、政、軍三方面及社會人士督促邀請蔣渭川出面、協助行政長官陳儀收拾亂局。
蔣渭川子女,也就是蔣理容的姑姑梨雲和節雲,將蔣渭川1947年2月28日到3月27日的日記整理出來,成為《二二八事件始末記》。書中記載,蔣渭川為平息紛亂局面而冒險奔走調停,曾經一度順利完成任務,卻不自知成為陳儀「緩兵之計」騙局的受害者。
調節過了10天,3月10日早上蔣渭川接到陳儀方面通知,請他留在家裡,要派車過去接他請益,沒想到來的卻是5位武裝警察!喝令:「我們奉命來槍斃你!」,家眷尖叫,兵荒馬亂,蔣渭川往後門逃,女兒被子彈射中慘死,兒子重傷,兩兒倒地血液噴濺,槍手才逃逸。蔣渭川脫逃躲藏一年,家破人亡,連女兒的喪事都是朋友借錢協助完成。雖然僥倖從槍下脫險,卻被陳儀冠以「倡謀叛亂、煽惑暴動」等六項罪名通緝,名列通緝犯之首,直到蔣介石下令「寬赦」由丘念台作保,蔣渭川才重獲自由。
但在歷史悲劇中倖存的人,永遠不會比死去的人更有榮光。
蔣渭川長期被懷疑與長官公署共謀而被誣以「台奸」,只要二二八受難者後代一句「蔣渭川還活著,但我的父親已經過世」、「出賣同志,交換條件,謀取榮華富貴」,蔣渭川家族就只能默默承受,這些都是最令蔣渭川及其後代最痛心的事情。
蔣理容說,二二八事件因為禁聲太久,又有很多偏頗的記載甚至造假的史料,累積諸多的曲解和誤會,家屬之間還畫下更多新傷,「父親因為祖父的關係,台大醫學院畢業了卻因槍擊事件之後家人四散逃命,沒能參加畢業典禮,也無緣進入台大醫院行醫,只能做藥品和醫療儀器的小生意。」蔣理容說,只要祖父要出門,父親一定店門關了就跟著,深怕祖父耿直又執著的個性易受人陷害。
蔣理容說,姑姑們與父親不像一般受難者後代那樣,可以哭訴祖先的冤屈和苦難,可以大聲的嗆執政者奪人性命、奪人財產,「他們有資格進入體制尋求法理上的補償或賠償,但我們只能噤聲。」
為了替父親洗刷冤屈,1991年,蔣理容的姑姑蔣梨雲和蔣節雲,將藏在家中廚房的父親日記請人打字,日記封面就是蔣渭川自己提字寫的「二二八事件始末記」,自費印刷了1000本,送給認識與不認識的學者,開始了平反之路。
蔣理容依稀記得大概小學一、二年級,看見大人秘密走到廚房低聲說話,「我就跟過去,問我父親說廚房有甚麼,那時看到有磚塊可以挪開,父親知道我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個性,沒辦法呼嚨我,就說磚塊下面藏有黃金,一定不可以跟別人講。」當時幼小的心靈,就已可嗅到不尋常的氣氛。
蔣理容說,從日記可以知道,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蔣渭川和陳儀的會談之中有告誡陳儀不要如他在福建所做的那樣派兵鎮壓,陳儀指著頭發誓,說自己絕不會請蔣介石派兵,蔣渭川要陳儀一起赴電台廣播,重複陳儀自己的承諾,然後蔣渭川才繼續幫著政府安定民心。沒想到國民政府軍隊一到,陳儀就派武裝警察到蔣渭川家,當著他家人面要把蔣渭川就地槍斃。
蔣理容說,但因為警察的槍卡彈,連開三槍都未擊發,蔣渭川趁亂逃走,但第四發子彈正常射出,打中了蔣渭川四女兒和她抱著的小弟弟,女兒送醫之後折磨11天過世,小兒子在事件過了6年後才開刀把留在胸腔的彈頭取出來。
斑斑血淚,盡在日記之中,1991年蔣理容讀了之後,內心激動,「這7萬多字的日記是我出生前5年的事,祖父的日記鉅細靡遺,思考點是甚麼,祖父懷疑甚麼,最後結論是甚麼,清清楚楚,這就是我知道的阿公,即使在生命每一刻都遭受著威脅之時,他仍然堅持做他認為對的事。」
這還只是追尋真相的開始。
1993年,蔣理容年近六、七十歲的姑姑們幾度赴美,踏上尋找證據之路,當時在美國首府華盛頓的國家檔案局,二二八事變前後美、中、台三方往來電文已經解密,蔣理容說,姑姑們只有給「蔣渭川」三個字和英文拼音,檔案局資料就抱出來好幾箱,「我姑姑們就每天窩在檔案局歸納,影印,整理這些文件。」
蔣理容也幫忙姑姑們看資料,「主要因她們受的是日文教育又是老花眼,我就幫忙看;國語不是很好,我就幫她們聽,就是幫忙。」但隨著文件出土,印證了自己小時候感受到的祖父為人,也可以說早就在蔣理容心中埋下了追尋真相的種子。
蔣理容說,這些文件足以佐證蔣渭川當時是受陳儀之邀出來會談,以及他在二二八期間的行為言語,也解釋了是美方要求國民政府重用台籍人士,其中也包括為甚麼蔣介石來台之後,任命蔣渭川為官等前因後果。
蔣理容說,姑姑們與表兄姊一起鍥而不捨尋找真相,不和稀泥、不妥協的精神,必定都來自祖父蔣渭川的DNA。
1991年日記出土之時,蔣理容父親已過世7年,「當時母親移民美國,我把日記帶去給她看,她幾乎情緒崩潰,所有她從少女到少婦,婆婆囑咐每晚溫一壺清酒,聆聽公公與丈夫夜談的情景,一幕幕回來。」
1998年,蔣理容陪著小孩去美國讀書長住,有更多時間和母親相處,就這樣母親講著之前的生活點滴,蔣理容就拿起筆記下來,沒有寫書念頭,純粹就是紀錄母親的所思所想,這一記就是20年。
這份20年的母親生命筆記,加上祖父日記與相關資料,蔣理容在罹癌,結束療程之後寫下「秋霞的一千零一夜:多桑蔣渭川的二二八」,以小說形式從蔣渭川媳婦秋霞的視角,回望那個充滿苦難與動盪的時代。
從未寫過小說的蔣理容說,原本只是覺得幫母親留一個紀錄,但祖父蔣渭川的政治生平,加上母親身為蔣家媳婦的親身經歷,早就在自己心中交織多年,用小說的形式更能描繪與貼近那個年代。2020年因為疫情,蔣理容沒有辦法探望母親,她在越洋視訊電話裡跟母親報告:「我要開始寫了,從妳婚禮那一天開始寫。」
蔣理容說,故事就從母親婚禮那一天開始,「母親回憶,隔天祖父就把她叫過去,打開禮金簿,跟母親說要把禮金一筆一筆記好,一位一位的寫謝函,這是做人的基本責任。」就這樣,母親開始了蔣家媳婦的生活。
蔣理容下筆如神助,16萬字幾乎是一氣呵成,小說中處處可以讀到,主角秋霞生活裡常常不經意地感受到無處不在的二二八陰影,家中政治人物川流不息;秋霞也知道有多桑二二八日記的存在,但是先生松柏告訴她:「這是多桑的救命符,何時適合拿出來?是福還是禍?沒有人知道,為了妳好,不要問。」
秋霞也見證了蔣渭川在政壇上招忌妒,為人打壓,也看到官場上諸多曲意奉承者。日治時期就主持「讀報社」、領導「台灣工友總聯盟」的蔣渭川,站在這個恐怖的平衡點上,支撐他剛正不阿的是甚麼樣的人生信念?秋霞是媳婦,是家人,也是了然於心的旁觀者。
有些筆記在記錄的當下模模糊糊,懵懵懂懂,幾年過後再翻閱,忽然豁然開朗:母親也與女兒相互通信,祖孫情感親密,講到這裡蔣理容笑了,「我母親是超級合作的口述歷史者,我回台灣,媽媽還會給我寫信,寄剪報,繼續想到甚麼說甚麼。」
2021年初,初稿完成,進而出版,蔣理容心裡明白,「沒有多年打底,我也寫不出來,唯一遺憾是我很懊悔怎麼不早一年寫完,母親已經在2020年 11月感恩節無病無痛離世,沒能看見這本書。」但蔣理容心裡想的是,也許母親是知道她開始動筆,終究放下心來,於是得以無罣無礙,化為清風。
20年的筆記,原本沉靜優雅的音樂教育家蔣理容,現在已經成了可以到處跑場的演說家,她也以文字代替了音符,透過「秋霞」之眼,讓蔣渭川和他的時代歷歷如昨,在我們眼前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