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台灣爵士樂╱爵士在台灣

「爵士樂是郊野堤岸暨都市貧民窟裡的棄兒，是非裔美國人為了反抗汙穢與悲傷，而掀起的一場快樂起義（joyous revolt）。而就是因為有這樣的精神，爵士樂才會成為全世界備受機器壓迫、成規束縛的現代社會，用以紓解痛苦、化解無聊的全球型安慰劑。」

近20年來，爵士樂在台灣似乎有著蓬勃的氣象，不但台北與台中都有大型且舉辦多年的國際爵士音樂節，兩廳院夏日爵士派對也即將邁入第19屆。爵士樂團與表演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台灣爵士樂手們紛紛灌錄屬於自己的專輯，金音獎與金曲獎也有愈來愈多的爵士專輯入圍與得獎，大學音樂系開始有爵士主修課程，甚至到大賣場購物都聽得到爵士樂。

但台灣經過了什麼樣的變化，才有今天的爵士樣貌呢？

時間回到100年前的美國，牙買加裔的美國評論家J. A. Rogers在他1925年發表的文章〈Jazz at Home〉中，如此評論爵士樂：

「爵士樂是郊野堤岸暨都市貧民窟裡的棄兒，是非裔美國人為了反抗汙穢與悲傷，而掀起的一場快樂起義（joyous revolt）。而就是因為有這樣的精神，爵士樂才會成為全世界備受機器壓迫、成規束縛的現代社會，用以紓解痛苦、化解無聊的全球型安慰劑。」

從這段話，可以看到幾個重點：首先，爵士樂是非裔美國人掀起的快樂起義；其次，爵士樂是全球性的；最後，爵士樂可以讓人逃脫現代社會的壓迫，並化解無聊與痛苦。如此看來，似乎很符合現代人對爵士樂的認知與想像。不過，爵士樂發展了100多年，形式與風格都有了很大的變化；而每一代的台灣人對爵士樂的看法也可能稍微有點不同；另一方面，殖民主義、地緣政治、與國家的外交政策，都可能是影響台灣接受爵士樂的要素。因此，本文將梳理在不同時空下，台灣接受爵士樂的軌跡。

日治時期：摩登的跳舞時代

1895年台灣成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日本殖民政府為了將台灣建設為南進基地，將明治維新以來所接受的近代西方文明輸入台灣，現代都會的雛形因此慢慢於各城市形成，而爵士樂（ジャズ）也如同其他西方文明如留聲機、咖啡店、百貨公司、體育活動等被帶入台灣。

1925年，由於電氣錄音技術的進展及資本不斷地湧入，使得日本的留聲機與78轉唱片產業大幅擴張，而當時，也正是爵士年代方興未艾的時候，許多歐美正紅的樂團如Paul Whiteman、Fletcher Henderson等，都曾出現在《台灣日日新報》上的唱片公司銷售廣告，ジャズ音楽（爵士音樂）、ジャズバンド（爵士樂團）、ジャズソング（爵士歌曲）等名詞紛紛出現。不過，相較起由國外輸入的「洋樂」，更多在台灣銷售的爵士歌曲是由日本生產的「日洋混血歌曲」，即翻唱外國歌曲並搭配日文譯詞，這樣的爵士歌曲捧紅了不少當時日本的爵士歌手，如二村定一、天野喜久代、川畑文子等。其中二村定一，更與井田一郎所率領的爵士樂團來台巡演，佳評如潮。

由於留聲機價格昂貴，並非一般平民老百姓消費得起，因此留聲機音樂會與在廣播節目中播放78轉唱片，就成了傳播爵士樂的途徑之一。台北放送局（JFAK）等廣播電台從1929年到1937年止，便經常播放爵士唱片，其中也曾包含Duke Ellington與Benny Goodman的唱片！

在1920、1930年代，爵士樂是現代化及全球化的都會象徵，也與當時的休閒娛樂密不可分，例如社交舞、Revue或歌舞雜耍表演及有聲電影。當時著名的女魔術師松旭齋天勝就於1925年帶領Dixieland爵士樂隊到台灣進行多場演出，場場爆滿。各地也經常有不定期的爵士與舞踊大會，其中，1932年在台北獲得經營許可的跳舞場有兩家，分別是台灣人經營的「同聲俱樂部」與日本人經營的「羽衣會館」，兩者皆有所屬的爵士樂隊駐場表演。而1930年由Paul Whiteman交響爵士樂團擔綱演出的音樂電影〈King of Jazz〉，更在台灣獲得許多回響。

縱觀爵士樂在日治時期對台灣所造成的影響，主要跟日本雷同，都是標誌著摩登的概念，此時所輸入的爵士樂也以當時席捲全球的流行文化為主，如Paul Whiteman的唱片與電影。而爵士樂及社交舞所帶來的兩性接觸，突破傳統的新鮮感讓年輕人趨之若騖，卻也飽受衛道人士的批評。不過，爵士樂在台灣的熱潮，隨著戰爭局勢緊張而從1940年開始漸漸消失於檯面上，後來更被冠上「敵性音樂」之名，遭受取締，直到二戰結束。

戰後戒嚴時期：歌舞昇平的熱潮年代

二戰結束，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並於1949年因國共內戰失利而遷至台灣。從1950年代開始，美國為了圍堵蘇聯共產勢力，建立了太平洋第一島鏈的地緣政治，在台灣駐軍直到中美斷交。30年間，台灣一方面壓抑在戒嚴統治的氣氛之下，資訊不透明，但另一方面則是大量接受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各種宣傳與影響。

台灣當時透過美國接受爵士樂的方式，主要有報刊雜誌、美國新聞處舉辦的活動與製作的廣播節目、美軍電台、美軍俱樂部及美國國務院促成的爵士樂手訪台音樂會等。由美國組織來訪的音樂大使，除了美國第七艦隊及第十三航空隊等軍樂隊之外，計有Jack Teagarden、Benny Goodman、Louis Armstrong（僅在美軍俱樂部演出）、Glenn Miller Orchestra（由Ray McKinley領導）、Lionel Hampton Show Band、Duke Ellington等，其中Glenn Miller樂團演出最為轟動，獲得最多迴響。另外，來台於美軍俱樂部駐演的菲律賓樂手，也因為與台灣樂手有密切互動，而影響台灣爵士樂壇甚多。除了收聽廣播節目播送的音樂外，因正版唱片昂貴且不易取得，當時的樂迷主要購買翻版黑膠唱片，但翻版唱片的選曲策略偏向排行榜的熱銷曲目，因此也容易流於商業化。

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遷台，也帶來了上海時代曲的懷舊文化。隨著電視如《群星會》等節目開播，帶動了國語流行歌的成長，也促進了歌廳、夜總會文化在城市的蓬勃發展。

上海在二戰前是亞洲最繁榮的通商口岸，不但被稱為十里洋場，在日治時期也有「魔都上海」之稱，歌廳、舞廳櫛比鱗次，到處都是來自蘇俄、美國、菲律賓、日本的爵士樂手，上海時代曲也在此時被催生。因此，戰後國語流行歌曲還未產生新創作之時，由爵士大樂團伴奏的上海時代曲順勢成為懷念祖國大陸的鄉愁，而爵士大樂團的編制也成為1960年代中期，各大飯店、夜總會邀演的對象，甚至成為三大電視台的基礎編制。

上海百樂門式的演出模式，加上Glenn Miller及Benny Goodman等傳記電影在1950年代中期所帶來的美式懷舊效應，使得Swing及Big Band成為台灣60、70年代爵士樂的明顯主軸。不過，也有少數爵士愛好者，如作曲家李奎然，或小號手蔡輝陽，用不同的角度來看爵士樂，分別成立了「台北現代爵士樂協會」及台北「藍調」爵士咖啡屋。

解嚴之後：多元話語權的資訊年代

中美斷交之後，台灣在1980年代逐漸走向開放，國內唱片業者陸續爭取國外唱片代理，正版唱片變得可以取得；報禁及廣播限制也在1987年解嚴不久後開放，1995年台北愛樂電台設立，並開始播放深夜的爵士音樂節目。隨之而來的是1990年代中期校園網路BBS的興起，許多爵士樂愛好者開始在BBS上聊音樂，爵士樂也在這一波資訊開放的浪潮中被重新演譯。

戒嚴時代的話語權，由政府審查機制及美國冷戰外交政策所掌控，爵士樂被形塑為美國的古典音樂及民主價值；解嚴之後，民眾開始取得話語權，爵士樂隨著漸漸融入我們生活的自由民主體驗，重新定義了台灣的都會生活，也落實了爵士樂原本的意義，也就是J.A.Rogers所說的「自由」與「全球性」。

經歷日治時期摩登的跳舞時代、戒嚴時期歌舞昇平的幻象年代，以及解嚴後多元流通的資訊年代，在愛好者對爵士樂饑渴追尋地推波助瀾下，爵士樂於21世紀的台灣，似乎達到前所未有的氣象。如今在全球化的數位年代，問題的重點不再是如何取得資訊，而是我們如何在資訊爆炸的年代，選擇並決定自己想要的。爵士樂在台灣，未來將從我們如何定位自己，而決定與世界互動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