睜開左眼、用鏡頭打怪 李惠仁永遠在拍紀錄片的路上

紀錄片導演李惠仁2008年出走舒適圈，離開工作15年的商業電視台，展開用肉身衝撞腐化官僚體制、挑戰威權，用攝影機鏡頭打怪的忙碌生涯。

他透過《不能戳的秘密》以一人之力對抗農委會官僚體系，揭露禽流感疫情防疫漏洞；《蘋果的滋味》凸顯台灣媒體捍衛新聞自由與賣新聞間的矛盾；《并：控制》揭穿中國極權政府控管言論作為，導致李惠仁至今無法入境香港。

從主流媒體畢業10年後，2018年，李惠仁獲得台灣新聞業界最高榮譽的「卓越新聞獎新聞志業特殊貢獻獎」，問及得獎感想，和藹的臉上有幾絲害羞，「我很感謝他們頒獎給我」，然後忍不住吐露心聲：「最主要是因為它有獎金啦，嘿嘿嘿，可以拿去做其他事情（拍紀錄片）」。

儘管與龐大轟隆運轉的各式國家機器對槓，如同向高牆投擲數百盒易碎雞蛋，流滿地的蛋汁卻成為堅定走過路途的足跡。符合他以攝影記者的身分，拍下首部紀錄長片《睜開左眼》時給自己的期許：不再以右眼看鏡頭，而是以雙眼凝視周遭，不再錯過社會、生命中的每件事。

李惠仁過去在商業電視台擔任攝影記者，總是閉上左眼，只用右眼看finder，離職轉任獨立紀錄片工作者後，開始學習睜開左眼。（圖片提供：李惠仁）

文化＋：惠仁導演是記者出身，2008年以前用右眼的finder觀看受訪者、日常新聞，2008年後，您選擇「睜開左眼」觀看、參與世界，是否能告訴我們這兩雙眼睛的差異，亦是記者與紀錄片工作者、紀錄片與新聞報導的界線差異？

李惠仁（以下簡稱李）：離開媒體不當記者後，一開始我還是很不習慣，比如說「手機」，我隨時都放在睡覺的床頭旁邊，隨時擔心有新的訊息要去反應。第二部分是「吃飯」，吃飯速度永遠非常快，因為你不知道下一秒、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事情，我最快一個便當可以3分鐘吃完，包含喝養樂多（笑），這其實是很不健康。即便現在已經離開主流媒體那麼久，吃飯相對來講還是比朋友快。

基本上，兩者工作樣態沒有太大差別，只是工作時間不大一樣。以前在daily news長官會說：「你不要跟我講過程是什麼，你跟我講結果是什麼」，當我們步調非常快的時候，你只會在意結果，過程反而會被忽略掉，很多事情脈絡會不見，變得很扁平。但我覺得步調慢下來，你反而可以看到更多事情。紀錄片有比較多時間去思考，甚至去質疑你得到的訊息，花很多時間驗證交叉比對。

李惠仁拍攝形式以調查式紀錄片為主，作品《并：控制》揭露中國對港台社會無孔不入的思想控制。（圖片提供：李惠仁）

文化＋：惠仁導演都如何選擇題材，您所做的題目不論是《不能戳的秘密》揭露禽流感防疫漏洞、《并：控制》挑戰中國言論控管，到最新的作品《上學去》曝光台灣高教體制亂象，感覺都不忘記者本色，以調查報導進行？

李：以目前來講，台灣紀錄片導演曾經受過新聞訓練的，相較沒有那麼多。因為我們是記者出身，看過很多新聞事件，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應該有更多的觀點，甚至想調查來看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還是不會忘情「你在跑新聞」。

同時我們也都會期待，這個調查報導是可以改變一些什麼，雖然我們都知道，紀錄片不是拿來治國。

我很多片子都是從新聞事件展開、發展。很多人講說：「李惠仁你幹嘛一天到晚都做罵人的紀錄片」，我也不想啊（苦笑），對不對， 你做調查很累，你罵人也很累啊。講難聽一點，那種片子一點都不甜、攏袂甜，你看它不熱血也不勵志，那你為什麼還要拍這個？

我常常覺得，紀錄片是「書寫國家的春夏秋冬，記錄社會的陰晴圓缺」，這還蠻重要的。調查式紀錄片絕對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但它要花很多時間、人力、物力，有時候調查的結果又不如預期，很有可能很多時候是這樣，所以一般電視台都不願花這個時間去做。

但這塊總要有人做吧，拼圖裡面你不能常常說，我只要拼人的臉就好，其他我都不拼。如果是這樣子，因為這個比較少人做，可能也不是那麼討好，那我就來做。

文化＋：您常常是自己紀錄片中的參與者，用身體、鏡頭去衝撞體制，為何會選擇這樣的方式？

李：（大笑）很多人會講說你為什麼入鏡？ 《睜開左眼》第一個版本其實是沒有我，我自己沒有involve（參與）在裡面，甚至沒有我的旁白。甚至第二個版本加入旁白時，我是找一個做廣播電台DJ的同學，聲音很好、很有磁性。

當時的製作人問我，為什麼你不自己去錄音，我說我聲音不好聽，他說不會啊，柯師傅（柯金源）那個台灣國語比你還難聽，他都可以錄，你會什麼不能錄（笑）。我就說，好 ，我來試試看，那時候我才嘗試把自己的角色放進去。

因為我也曾經擔任過攝影記者，所以我就把自己放在裡面，把整個故事包括我要談的那幾個朋友都串起來，那是第一次我自己involve。

李惠仁坦言會選擇以參與式的方式入鏡紀錄片，是逼不得已，亦是有策略性，想凸顯出拍攝內容的荒謬，或凸顯出拍攝對象的反應。（攝影：王飛華）

但《不能戳的秘密》是因為遇到很多阻礙。紀錄片也要做很多的「再現」，但「再現」該怎麼處理？ 當很多時候我們想用正常的拍法去拍攝時，官僚其實是不願意的，那怎麼辦，只好開始去創造一些狀況出來。因為當時也沒有人能協助，只有我自己，所以我就自己放到裡面，然後就開始衝。

《上學去》就有點像在做《不能戳的秘密》，我想要用參與觀察方式來談這件事情。當時世新社發所被學校違反程序正義停招，我公共電視的朋友想要去做專題報導，寫email、打電話去邀世新大學的校長，結果世新大學校長室只印了A4大小的聲明給他們。

你看，公共電視他們是記者，不是世新大學的師生，也不能說衝到學校裡面去等、堵校長。 如果我要拍這部片子，跟公共電視用同樣方式拍攝，我相信得到的結果都一樣。所以我就想說，乾脆我去考好了，一但我變成世新大學社發所的學生，我每天杵在那邊等校長，我有很大的合理性，學校總不能叫警察把我抓走吧。

如果我都是一個世新社發所的學生，想來跟學校了解這件事情，學校不理你，在鏡頭前面呈現出來，他們的那些動作、那些反應，對觀眾來說有意義。因為觀眾就看得出來，他的態度是怎樣，所以那是策略性的。

我相信很多時候，導演或記者站到鏡頭前面去、甚至去衝撞參與其中，目的是要凸顯出那樣的荒謬，或凸顯出你想要拍攝對象的反應。

文化＋：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不免有挫折，惠仁導演遇過最大的挫折是什麼？

最大的挫折，是我們原先期待它很快就能改變，因為我們希望這個社會更好，經過我們披露真相，大家都能去關注它。但沒有啊，時間一過，大家都忘了，時間一過，那些應該要負責任的人都逃掉了。例如當時做《不能戳的秘密》兩集報導之後，可能有些官員也被監察院彈劾，每個人每個月少一千塊薪水，就這麼少，最後每個人都順利退休，拿到退休金。

很多人問，你覺得你拍完《不能戳的秘密》後，農委會最大的改變是什麼？我說：「它們隱匿技巧提升了」，他們就「蛤？隱匿技巧提升，你拍得不是就沒有意義？」我就回應，有有有，絕對有意義，因為它告訴我們，我們很多公民不知道跟官僚之間的競爭，就如同人跟病毒的競爭是一樣，是永無止境的。

所以透過這樣的狀況，是不是要讓公民的意識再提升？這讓我覺得說，好，我每一年如果有機會，我都要跟大家分享，所謂的媒體釋讀、公民素養、公民教育等等。

李惠仁認為自己沒有灰心、悲觀的權利，就算挫折依舊會有貢獻，從失敗中找到養分，然後再繼續努力、重新去做。（圖片提供：李惠仁）

我們沒有灰心的權利，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就算挫折也是會有貢獻，就如同生技上做一個新藥，當新藥它解盲失敗了，它有沒有貢獻？有，因為它讓我們知道，這個方式可能是不對的，我們可以從失敗裡面找到另一個養分，然後再重新去做。

文化＋：就像惠仁導演曾說過的，拍調查式紀錄片、對抗抵制如同「向國家機器的高牆拋擲易碎的雞蛋」，是什麼樣的信念讓您能夠持續堅持？

我在念大學服裝設計系時，念到畢業的前兩個月就退學，這是我人生當中，第一次最重大的決定。第二次重大的決定，就是2008年。當了15年的記者，有一份不錯的薪水，不錯的職務，然後我離開了媒體，當了獨立紀錄片導演跟獨立記者。

那年我40歲，父親剛好生了重病，當時幾乎要失去他。你真的在病房裡面，認不出父親的樣子時，你會覺得，ㄟˊ，爸爸怎麼變成那樣。以前很大、護衛整個家，但當下他非常weak（虛弱）、無助，你都不知道他手上、臉上的皺紋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2008年，李惠仁的父親（右）生了一場重病，讓李惠仁（左）重新檢視自己生命最重要的主角為何，最終他決心離開商業媒體。（圖片提供：李惠仁）

在醫院陪父親將近20天，我開始思索，生命中最重要的主角到底是什麼？是賺很多錢嗎？有一份很好的職業嗎？然後再賺更多的錢，買豪宅、買名車嗎？顯然我相信不是，對很多人來講都不是。

恰好那年40歲，假設每個人都能活80歲，欸，我們人生過了一半了耶，扣掉你離開之前身體可能行動不便，你能夠到處跑來跑去還有多少時間？算來算去你會覺得很可怕欸，所以我當下決定如果是這樣子，這真的是我要的人生嗎？我應該要去做這些事情。

拍紀錄片的過程中有很多回饋，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例如有人來恐嚇你。但這是重要的，因爲我發現調查式的紀錄片在台灣很少，應該也要透過很多的調查，讓台灣民眾知道，那些有權力的人，他們是如何運用很多力量來掩蓋事實。

我自己曾經當過記者，我也有那樣的能力跟資源，包括大家知道你在做調查報導，會把見不得光的秘密跟資料給你，因為這樣子我就不斷的在做調查。

你能不做嗎？因為沒有人做啊？我們也希望社會更好，希望自己的小孩是在一個很好的環境生存，希望幫他們把很多的石頭搬開，所以我不斷地去做這些事情，我相信很多從事創作或調查的人，都是同樣的心情。

文化＋：惠仁導演會不會覺得疲勞？大家想到調查式報導或紀錄片就會想到「李惠仁」，每件事情都找你？

我覺得一個成熟的社會，做調查報導或做調查式紀錄片的人會越來越多。因為它是一個防腐劑，社會會腐化，官僚會腐化，有權力的人都會腐化，它需要被調查。

你剛剛講說，一直叫李惠仁來做會不會壓力很大，不會啦，也是因為這個樣子，很多人會提供我們很多的資料，我做不來，就會把這些資料給其他朋友，大家一起來做。

我覺得從某些程度來說這是一件好事，因為我們也會把這些資料給主流媒體。即便我離開媒體之後，很多的調查都是跟主流媒體合作。他們（主流媒體）可能對那些議題不是很暸解， 提供我訊息的那些人對媒體不是那麼熟悉信任，所以他們透過我，我也透過他們，讓主流媒體去做報導和披露。

另一個部分，大家都知道我在做調查，當然那些官員就會很討厭我，但他們很討厭我也會有好處。

我常常講，以前在唸書的時候，要我們跟受訪者保持良好的密切關係，「既和諧又密切」。但你們很和諧又密切的時候，就會變成「傳聲筒」，他們會利用你去釋放一些訊息、去探風向。但如果我們「不合諧也不密切」，這樣也不行，因為這樣一天到晚都會被漏新聞，可能會被長官罵，所以我現在的狀況是「不和諧但很密切」。

李惠仁（左）拍攝揭露農委會掩蓋禽流感疫情真相的《不能戳的秘密》系列紀錄片，讓他成為農委會的黑名單、眼中釘，右為時任農委會主委陳保基。（圖片提供：李惠仁）

像如果我去農委會，他們不會不讓我進去，可是馬上會通報：「那個李惠仁來了，不知道要幹嘛」，因為有這樣的狀況，要去驗證一些訊息的時候就會非常有意思。

比如說我在《不能戳的秘密》裡面，有用他們一直很沒辦法接受的電話錄音，我又會把它做成紀錄片、放在網路上，這對官僚體系或有權力的人來說殺傷力很大。他們會互相告訴彼此，「那個09xxxxxxx的號碼不要接，那是李惠仁的電話」。

所以當我打電話給他們，要確認訊息的時候，你是那個官員，你知道李惠仁會電話錄音，然後他打來一定有目的，還會做成紀錄片放在網路上，然後更誇張，李惠仁竟然會去告官員，如果你都知道會這樣做，李惠仁問你一件事情的時候，yes or no，你會怎麼回答？

你說謊，李惠仁不知道會怎麼樣修理你，或是跑去法院、地檢署告你。所以有的時候，官員要不是說實話，要不是就會支支吾吾，你大概就會知道答案是什麼，這就會是一個很好的參考點（笑）。 

跟受訪者保持「不和諧但很密切」，成為李惠仁（左）拍攝調查式紀錄片驗證對方是否說謊的參考點。（攝影：王飛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