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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喚真實 回首人間情感 藍祖蔚:紀錄片讓天涯變成咫尺

從瞎子摸象到貼近真實,紀錄片工作者在新聞現場與藝術美學之間天人交戰,有無數場的仗要打……
2021/4/23
文:邱祖胤/攝影:王飛華/影音:吳桓中/圖片提供/影視聽中心、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正當全球IP工業風起雲湧,說故事的劇情片當道,卻仍有一群紀錄片工作者,甘願長期蹲點,貼近社會底層,啃最硬的骨頭,與惡勢力為敵,就是要用鏡頭發聲,揭發不公不義,傳達小歡小愛,呼喊最真實的悸動……到底紀錄片的魅力何在,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影評人、資深媒體工作者、現任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董事長藍祖蔚,像一位可親的長者接待來訪的晚輩。這次訪問他的目的,不外是想知道紀錄片是什麼?為什麼重要?面對如此大哉問,他侃侃而談,如數家珍,不慍不火;但談到新聞工作的種種,他又瞬間化為初出社會、到處衝撞的熱血記者,字字句句都是新聞從業人員的教戰守則;回到電影藝術的力與美,他又變成一位理性感性兼具的修道人。

「咫尺天涯訴說的是遺憾,而天涯變成咫尺,其實是個美麗的期待。紀錄片就是透過這些影像建構了一座橋,拉近了我們跟這些人群、事物與事實的距離。」如此充滿感情的定位著紀錄片,如此一針見血道破紀錄片的魅力,讓人等不及要爭睹一部關於紀錄片的紀錄片,導演名叫藍祖蔚……

藍祖蔚認為,一部好的紀錄片能夠更寬廣的視野,盡可能完成歷史現場的紀錄,以及靈魂與氣息的捕捉。(攝影:王飛華)

文化+:我們為什麼需要紀錄片?

藍祖蔚(以下簡稱藍):其實早在120年前,電影的一開始就是紀錄片,對生活的紀錄,不管是火車進站,或者是女工下班,它就是一個生活的紀錄,紀錄片跟電影的發生是密切相關的,只是後來被劇情片所取代,劇情片成為主流。大家在戲院裡觀看的會比較偏向娛樂或趣味的選擇,但是紀錄片在電影史上一直扮演著關鍵催生者的角色,這個科技產品,一開始就非常有效的記錄人間的生活。

「回首」兩個字,是影像工作者永遠得面對的現實

紀錄片的本質,就像是一個「回首」,回首來時路,回首過去的座標,了解曾經有過這樣的人,有過這樣的事情,不管是你熟悉的,或者是你陌生的。「回首」這個詞,是影像工作者永遠得面對的現實,因為影片的完成,基本上都是回首,不管是劇情片還是紀錄片。

這個回首,有非常濃郁的人間情感,從這個觀點來解讀紀錄片,它有時候會像是閱讀一份報紙,但是讀者閱讀的不只是新聞,也許閱讀到更多的是屬於經過藝術處理之後的文學表現方式,不管是傳記文學,紀錄文學,或者是再創作的力量。

你在影片中也許看到一群女工,單純的下班,很單純的生活紀錄,可是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人,看到的往往又是不同的事情,一般人可能看到的是,這就是電影發明人盧米耶兄弟記錄著家裡工廠女工下班的情形,但是對歷史考古學家而言,他看到的是1895年的女工們,她們的穿著、她們的工作形態、她們的生活方式,即使是火車進站,它也記錄著已經消失的火車頭、車站的場景,以及人們對這個交通工具的依賴。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試圖還原「理大圍城」現場,畫面震撼,令人無法逼視。(圖片提供: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TIDF)

侯孝賢:劇情片是創造真實,紀錄片是召喚真實

侯孝賢導演曾經說,劇情片是創造真實,紀錄片是召喚真實。召喚這兩個字,相當程度希望帶著你回到現場,或回到事件的本身,讓你了解來龍去脈。但這其中,創作者的解讀與觀點是可以操作的,就看他的初衷或初心是什麼,或者他的手段是什麼。

就以今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選映的理大圍城來說,剛好香港本地也有一部比較站在官方的立場的紀錄片來說這件事情,結果兩部片都找不到一家戲院放映,這是香港現實滿吊詭的狀況。

「理大圍城」是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在事件發生期間的現場追蹤報導,他們試圖還原現場所發生的事,但最後在這麼浩瀚的膠卷或數位檔案中,你找尋到哪些片段來呈現它?每段選擇都反應著創作者或記錄者個人所領略到的主題,所謂的真實面,或者都是經過選擇的,經過不同註解之後呈現的結果。

令人印象深刻的,其中最感性的部分,是最後學生們要離開理工大學的那一段長廊,有人在師長的引領底下離開了,有人試圖留住這些當初一起留下來抗爭的同學們,有的同學一方面送行,一方面也猶豫著自己要不要走出去。

藍祖蔚認為,影片的完成,基本上都是回首,而這個回首,通常帶有非常濃郁的人間情感。(攝影:王飛華)

理大圍城:to be or not to be,to leave or not to leave

這是一個既充滿現場氣氛,又充滿生命選擇的開放性結尾:這群孩子後來到底是走出去了,還是沒走出去?走或不走,to be or not to be,to leave or not to leave,這個電影一方面反應真實,一方面反應藝術選擇性的思考,這是很不容易的決定,拍攝者要問自己,我怎麼決定故事要停在哪一個讓觀眾可以思考的空間?

我看完這部影片了解到,我們離這個事件很近,卻又很遙遠,so close,但是so far away,咫尺天涯,無非如此。

它就是我們的香港鄰居,香港朋友,但是,我們隔在台灣,遙遠得有如天涯,在咫尺跟天涯之間,透過影片去理解他們遭遇到的困難,有過的情緒,有過的抗爭,有過的理念,我相信這也相當程度回應了大家對紀錄片的期待,或者是面對紀錄片的態度。

亞倫雷奈「夜與霧」 與即將被扭曲的記憶賽跑

同樣的,今年影展的另一部電影夜與霧,法國導演在納粹戰敗結束十年之後,重新回到集中營現場,讓你看見天上有藍天,地上是綠草,綠草如茵、碧海藍天的場景底下,你怎麼會知道在十年之前,這裡曾經是人間煉獄?

當你重返現場時,你其實是帶著遊客的心情,甚至你知道它是集中營,但是走進去之後,你驚訝這房間這麼小,人怎麼可能在那裡待著,甚至參觀肥皂工廠,發現那是從人類的身上提煉出來製造的,這些的確令人悲傷,但這時參觀者多少是帶著窺奇的心情,你沒辦法強烈感受到當時的震撼。

「夜與霧」對我來說是一個永遠的紀錄片,人類曾經犯下的罪行,只有透過這樣的方式留存,在記憶尚未遠去的時代,你還可以去體會與感受,但時間一久,記憶又會產生變化。記憶確實可以治療你的創傷,記憶同時也可以扭曲你對歷史的認知。唯有一部紀錄片,它標誌著某一段歷史的記憶座標,引人警惕。

亞倫雷奈(Alain Resnais)的經典之作「夜與霧」,綠草如茵,晴空萬里之下,誰料到十年前的這裡曾是人間煉獄?(圖片提供: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TIDF)

文化+:紀錄片記錄真實,新聞報導亦復如是,兩者的距離有多遠?

藍:我認為所有的新聞報導都是「瞎子摸象」,即使人在現場,你不可能有所謂全觀式的報導場景,你會選擇摸鼻子、摸尾巴、摸大腿,你所摸到的部分都是你所理解的大象,但大象是個更巨大的立體,它絕對不是單獨存在的片段個體。

好的紀錄片提供更寬廣的視野,它給你鼻子、給你尾巴,給你不同的腿,甚至給你眼睛、給你身體,但是你摸到多少,接觸到多少,都還是跟全貌有所距離,但是盡可能完成歷史現場的紀錄,或者是靈魂跟氣息的捕捉,我相信是多數紀錄片工作者或新聞工作者都希望做到的事情。

一場大火之後,看記者的逆襲與墮落

我推薦大家去看一部台灣正上映的紀錄片,一場大火之後,它基本上就是揭發官商勾結與官僚體系腐敗的紀錄,透過一個夜總會大火導致重大燒燙傷的意外,很像當年台灣八仙塵爆的情況。

對我來講,這個片子很適合媒體記者來看,這麼重大的社會公安問題,怎麼會是由一個體育媒體的體育記者來揭露?你主流媒體在做什麼?平常這些跑衛生醫療的專業記者們,你們又發揮多少調查報導的心思?你有沒有切實接受及解讀這些數據,進而去了解生還者的死亡率會更高過現場的受害者,你的醫療體系到底出了什麼巨大的問題。

結果反倒是由一個以體育為本業的媒體來扛下重責大任,他們接觸到這些訊息的時候,沒有自限於我的專業是跑體育的,我的專業只負責報導體育新聞,因此我就拒絕這個存在的現實,沒有,我就是要報導真實,反映真實,挖掘真實,在過程中,他們做到了這件事。

一部紀錄片無法撼動羅馬尼亞接下來的大選,但是它也至少反應了在那麼無情的世界中,即使我只是螳臂擋車,我即使只是連中流砥柱都談不上的小石頭,即使我發出來的光輝微弱得有如螢光這麼的渺小,但至少它還有光。

文化+:紀錄片工作者有哪些修煉?

藍:扎實的田調是每個創作需要的,不只是拍影片,我想連寫作都是,我們舉吳明益老師為例,他的「單車失竊記」關於單車的知識,大概可以集結成一部工具書了,裡面所記載的,或者對東南亞雨林時代生活的種種描寫,相當程度反應創作者對田調下的工夫,反應他對於人間現象記錄下的工程。

前年我們看到公視劇集「我們與惡的距離」,編劇呂蒔媛花了多少力氣,與法律工作者及受害者家屬面對面溝通、訪談,因而可以寫出動人的戲劇。

田調本身,是任何一個創作者不可或缺的部分,你不是關在家裡面寫的,你是因為了解到你必須走到這個現場,走進這些人們的世界中,才可以更真實反應出那個力道,反應出事件本身。

紀錄片工作者守在第一現場,留下珍貴紀錄,也留給觀眾評斷空間。圖為紀錄片「理大圍城」。(圖片提供: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TIDF)

扎實的田調工作,是因為創作者知道自己必須在現場

再以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為例,他在拍攝影片之前,已準備了厚厚一疊的剪報及調查資料,那時距離他開拍影片還有三年,那是下了相當扎實的工夫,即使走過那個年代,他都為了要重建那個年代,花很多時間去爬梳資料,過濾、理解,整理出他所要的那個片段。當我第一次看到他拿出那麼厚的資料跟我講「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真實故事,主角應該叫小五、不是小四,不管名字怎麼改,至少在他作藝術呈現之前,他那個時代重建的基礎工程已經做好。

今年你可以看到一部紀錄片,記錄台灣作家吳晟的傳奇,他是一個在溪州一面種田、一面寫詩,關心社會運動的文字工作者,但是他會做一件事情,挑戰今天的台灣人,台灣最長的河流叫濁水溪,濁水溪的源頭在哪?你知道嗎?我不知道,你去過嗎?我沒去過,但吳晟去過,紀錄片拍攝團隊也去了。他為了濁水溪的源頭寫成了一本書,導演林靖傑在拍攝過程中,就陪著他走了一趟濁水溪的源頭之旅。

你讀過去的歷史地理,它告訴你長江的源頭、黃河的源頭,來自巴顏喀拉山。但當今天有人問你濁水溪的源頭在哪裡?你才知道台灣這麼小,你對它還是這麼陌生、無知。

類似這樣的情況,紀錄片它相當程度的讓天涯變成咫尺,不該是天涯的,大家就不要讓它變成是天涯,但應該是咫尺的,你不該讓它遙遠得像天涯一樣。

我相信紀錄片的存在,真的可以讓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從天涯變成咫尺,但即使是咫尺,也可能是一輩子遠,也許還是有無窮盡的遙遠。

咫尺天涯訴說的是遺憾,而天涯變成咫尺,其實是個美麗的期待,紀錄片就是透過這些影像建構了一座橋,縮短了我們跟這些人群、物件、事實的距離,所以讓天涯變成咫尺,可以讓我們了解這個世界,其實是有著許多更有意義的呈現。

藍祖蔚
1955年生於台北
中興大學外文系畢業
曾任《聯合報》記者、TVBS新聞製作人、中影公司製片經理、《自由時報》副總編輯、影評人
2004年獲金鐘獎流行音樂節目主持人獎
2020年出任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董事長

作品
2002年《聲與影:20位作曲家談華語電影音樂創作》
2003年《奧斯卡獎作曲家的故事》
2010年《王童七日談:導演與影評人的對談手記》
2013年《光影上路:高雄.電影.故事》
2015年《與電影握手:藍祖蔚的藍色電影夢》

主題照:紀錄片能召喚多少真實,觀眾又能體認多少真實,是紀錄片工作者與觀眾之間永遠的拔河。圖為「敬!香港/CHINA獨立紀錄片」單元作品「風景」劇照。(圖片提供: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TI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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