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回憶錄搶先讀：信仰共產主義者 常是出於誤會

（中央社網站30日電）享譽國際的史學家余英時，終於出版回憶錄。這本回憶錄前後費時12年，細述余英時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他多年來堅持反共、平反六四事件，不因任何利誘而動搖。站在學術界的高位，他對共產主義和共產中國的認知、解讀值得一讀，新書還未正式開賣，就在網路書店預購榜名列前茅。中央社帶您搶先一讀。

以下是「余英時回憶錄」書摘內容：

表哥對共產主義信仰虔誠 成余英時「啟蒙者」

我最早正式接觸共產主義的理論是在從瀋陽遷回北平以後。1947年年底，瀋陽已在共軍包圍之中，我們不能不離開。在北平住了11個月（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華北局面又重蹈東北的覆轍，於是全家又離開北平，流亡到上海。但在北平這11個月期間，我失學在家，無所事事，和北平的大學生偶有來往，因此才接觸到當時最敏感的思想問題。我又愛讀當時一些流行較廣的期刊，如《觀察》、《獨立時論》、《新路》之類，自然而然地開始思考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論題，詳情留待後面再說。

回憶1948年在北平的思想旅程，我必須特別提到我的表兄汪志天。他比我年長10歲，當時在北京大學法律系讀三年級。其實我們早知道他在1937年前後便已參加了共產黨的「少年先鋒隊」。1949年以後，我才發現原來他是中共的地下黨員，而且是北大地下組織的負責人。北平的學潮都是他和他的「同志」共同發動起來的，不過每當大批學生在街上示威遊行時，他卻從不參加，往往在我們家中吃茶聊天。我們當面戲稱他為「職業學生」，他也付之一笑。1946年在東北時，他也常往來於北平與瀋陽之間，名義是「跑單幫」，買賣西藥，賺一點錢奉養他的老母親（我的姑母）。

我記得他在瀋陽時，常常約朋友多人到我家聚會，在大客廳中關起門來談話，一談便是3、4小時。1949年8月，我回北平時，他才告訴我當時在我家開會的都是黨中重要的地下領導人，因為當時北平風聲很緊，保不住身，因此轉移陣地到瀋陽活動。但他是一個很懇切的人，確有一股為中國尋找新方向的熱忱，因此我很尊重他。我覺得他對我們一家（他的舅舅家）有真感情，並不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生任何芥蒂。我還記得1948年暑假，他帶著我和另一個年輕的親戚作三天三夜的近郊遠足，從城中徒步走到頤和園、玉泉山、香山等地。我們都沒有錢，各人背著一條毯子，隨時在風景區露宿。那是一次很愉快的旅行，今天回想還像是眼前的事。

汪志天是最早向我灌輸共產主義理想的人，他的信仰是很虔誠的。由於我們之間互相信任，我很尊重他的看法，因此才開始研讀並思考種種流行的思想流派。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便是他介紹給我的。就這一意義說，他是我的一位「啟蒙者」。但俗話說：「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我自己探索的結果並沒有讓我完全接受共產主義。我當然反對社會財富由少數資本家壟斷，因此傾向於一種分配公平的體制，同時也願意接受某些涉及全體人民生活的大企業（如鐵路）應由國家經營，但是我一開始便認定「自由」是現代社會和個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價值。當時許多人都討論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四大自由」，我是完全同意的。

共產主義實踐者選擇信仰 全是一場「誤會」

但在我和表兄的思想交流過程中，我發現他並不屬於非常激進的一群。例如對於他的校長胡適，他並不像多數左傾學生那樣一味譴責，有時也能持平看待。他當然責難胡適親美，但胡適在1947年提出「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他卻不只一次加以稱許。

另一方面，在企圖說服我接受他的一套信仰時，他也偶然使用辯證法、唯物論的思想武器。然而，他畢竟只是一位實踐者而不是理論家。我記得他有一次向我宣揚「宇宙一切皆變」的「真理」。我問他：這條「真理」也應是宇宙間之一事，它本身變不變呢？他冷不防有此一問，便很坦率地說，他的理論修養還不能立刻對這個問題作出滿意的回答。這是他「不知為不知」的具體表現，但我也因此悟到：他的信仰並不建立在理智的認識上，甚至可以說，他對「共產主義」的整個體系實在不甚了了。若再參考和他同時代的黨內知識人的例子，他們在文化大革命後有了新的覺悟，也無不異口同聲地說當初對信仰的選擇多少不免出於「誤會」。

1949年8月，我從上海回到北平燕京大學時，表兄已是市長彭真手下的一個重要幹部，負責全市青年的組織和活動，經常到各大學和黨、團機構聯繫。有一次他到燕京大學，順道訪我而未晤。事後有人告訴我：項子明同志今天找你不到，他說是你的親戚。我初聞「項子明」之名，為之茫然。幾分鐘後我才省悟，原來這是表兄的黨名。但這時他已成忙人，我再沒有機會和他深談。後來在文革初期，海外報刊有關於所謂「北京暢觀樓事件」的報導，記述了他反對毛的言論。不用說，他必已變成了「革命」和「專政」的對象。

表哥對早年信仰動搖 價值觀回歸源頭「孔子」

我最後一次和他聚會是在1980年代初的紐約。那時他以北大代書記的身分到美國訪問各大學，在西岸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東岸的哈佛大學都受到隆重的接待。由於事前約定，我們在紐約暢談了兩天，這是分別30多年以後的重晤，彼此都不勝感慨。這次他雖然是官式訪問，所到之處皆獲禮遇，但他的意氣卻相當消沉。

在談話中，我終於發現，他在文革後並不受中央領導人的重視，北大已是一個冷衙門，何況他還只是「代書記」。但更重要的是，他對早年信仰顯然已發生根本的動搖。他自己沒有說過一句悔恨的話，但他的夫人（早年也是一位真正的信仰者）很率直地對我說：「你們（主要指我的父親）看得遠，幸而早出來了。」他在一旁也默認了這個說法。我不願再深入挖掘這個問題，以免觸及他的傷痛，而一切都盡在不言中了。

最後還有一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們到紐約唐人街去吃飯，途中經過一座很大的孔子銅像。他看見了，忽然十分興奮，一定要和我在銅像前留影，作為紀念。在他早年信仰誠篤的時期，這是不可想像的事，然而他確是出於內心不可抑止的一種衝動。

很顯然，在早年的信仰徹底幻滅之後，他的價值觀似乎向兩個源頭回歸：一是「五四」以來流行的西方主流價值，如民主、自由。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他所參加的「革命」最早本是打著「民主」、「自由」的招牌以吸引知識青年的。二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主要表現在對於人的尊重。這是他對孔子抱有很深敬意的根本原因。（書摘摘錄自「余英時回憶錄」，余英時著，允晨文化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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