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文心／讀父親葉明勳感懷集 見證台灣戰後60年
（中央社網站）資深報人葉明勳（1913-2009）辭世10年，他曾以中央社台北特派員身分，見證日本台灣總督投降現場，也親歷戰後台灣種種改變。他的長女、加州柏克萊大學歷史系教授葉文心重讀他生前5冊「感懷集」，回憶父親見證的那個時代。中央社取得授權，全文刊載如下：
葉明勳 （1913-2009）是我的父親。 他這一生，走過許多地方，見過許多大小人物，擔任過許多不同職務，他在他的周遭，在許多人的事業、學業與生命歷程之中都發揮過或大或小的助成作用。
抗日戰爭結束的時候，他以中央社台北特派員的身分，隨同國民政府前進指揮所，搭乘美軍的軍機，從南京抵達台北松山機場。其後他目睹了日本台灣總督的投降儀式，參加了第一回中華民國國旗的升旗典禮。那是1945年夏秋之交。那年父親還不足32歲。
以後的60餘年，父親在台灣有過各種頭銜。但是他所衷心自我期許的，始終是一個新聞從業員。他是一個觀察者，不時紀錄所聞所見。他是一個評論者，相信士大夫應當有守有為，直言不諱。他對輿論的公信力有相當的期盼，他認為如果有些話應該說而沒有人適時地把它說出來，這個公眾場域的沈默就是群體的過失。他的大學學士論文以「輿論的形成」為題目，完成在抗戰爆發、協和大學南遷到福建山區裡的環境之下。
那篇論文除了引用許多當代以英文出版、關於言論自由的學理著述之外，並且引述了1930年代以參加抗日「救國會」而聞名全國的鄒韜奮。鄒韜奮在上海出版「生活週刊」，以所謂「短小精幹」的評論以及普通讀者都能夠理解的文字闡釋愛國與抗日，鼓吹國家內部的民主改造以及對外的民族抗戰。父親那時候雖然在邵武偏鄉，也不忘關切全國的潮流與氛圍。
鄒韜奮後來在國共內戰中被共產黨稱頌為「人民喉舌」。父親在台灣的半個多世紀，從來沒有提到過鄒的文字與主張。但是我們細讀他的著作，也許不能不猜想鄒韜奮的新聞實踐對他是否也有一些啟發。父親即使在晚年、在經歷了國民政府長年的戒嚴體制之後，似乎也沒有忘懷大學時期對輿論自由與改革進步的理想與憧憬。
父親在台灣，不久就退出採訪編寫的第一線。但是他始終沒有放下他的筆。他勤於讀報，每天寫日記，在家的時間多半都在他的書房裡 。他的日記，正像他同時代許多人的日記一般，平平實實，沒有什麼秘聞，有時附上剪報。他不時會記上一筆，表示對我們兄弟姊妹幾個人考試不及格、或者有其他不聽話的行為有些失望。除此之外，其他幾乎全然看不出有什麼自發的感想。這樣的日記本子如果不小心丟了，給人看見，也無可議論，不必擔心。他是各種董事會、理事會、委員會會員，那些車馬費幫著交了我們從小到大的層層學費。他經常為各種不同會議場合準備各種演講稿。這些稿子，以我曾經讀到的來說，多半四平八穩，符合三民主義、四維八德，沒有給我留下太多印象。 這些文章只有在點滴小故事的敘述裡，讓人在不經意之間，能夠一窺他的友朋與理想世界。他的發言，無論是公司董事會或者是政黨評議會，當年大約總是言者自言，聽者自聽。他也許不時有批評性的建言，但是他所處的大機制，提供的是一個異議十分微薄的環境。
這裡收集在「感懷」五集裡的文字，經過父親親自挑選與整理。這些文章 最早見諸報端的發表年份是1981，最遲的是2002。 其中發表在1988年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總統解嚴以後的文字，文筆更勤，時評的參與更為深入，一反父親多年在文字上的自律。他所發抒的，難道是他在台灣積累了近半世紀的感想？他在這個時候已經遲暮，並且一無所求。他所書寫的，難道是他對台灣民主化的傾慕以及憧憬？
「感懷」五集的文字，大致區分起來有幾個大類。數量最多、年份最早的一類以人物為主，寫作的誘因，有的是為了祝壽慶生，有的是為了哀思紀念，有的是為傳記提供材料。父親平生把交遊、識人當作大事，仔仔細細盡心盡力地結識友朋，不分省籍與九流三教。這一類文字側面反映了他交遊圈子的廣闊與深厚。
第二類文字以台灣的新聞業為內容，寫作的誘因，有的是為了標誌企業成就的里程碑，有的是提醒一些重要的淵源與傳承， 有的則更是跟同行同業分享一些新聞人在不同情況之下的心得與操守。 這一類文字算得是父親對他的新聞本行作為一種自由職業、一路走來發展與趨向的見證。 這類文字幾乎全部產生在1990 年代「報禁」解除之後。父親見證了台灣報業從1945年戰後接收到2000年政黨更替。他的信條只有一個，就是報業的天職，是溝通政府與民間，讓廟堂裡的措施能夠充分的接上地氣, 報業的存活，全看是否能夠透過發行機制，展現活力。
第三類文字則以時事為主，這是他作報導文章以及寫社論的一面，其中最廣受注意的是他在解嚴以後，對「二二八事件」的回顧與評論。他的「不容青史盡成灰」發表在1988， 在蔣經國去世後不久。 其次則是關於世紀之交台灣的民主化、以及海峽兩岸關係的觀察與建言。後者我認為非常具有歷史意義，應當與他的「二二八」文字並讀。
總之，「感懷」五集收集的這些文字，陸陸續續出自他的手筆，我們把它總合起來閱讀，可以看得見他的形貌，也可以看得見他的時代， 一方面是戒嚴時期媒體輿論受壓抑的時代，一方面是解嚴以後媒體發行被市場化操作的時代。
先談他的形貌。父親作為資深新聞人，多年來進出台北的菁英圈子，但是他在兩蔣時代，從來不是當權者的圈內人。他冷眼旁觀，看見許多人忙忙地上上下下。他喜歡跟失意的人打交道，尤其關注被以不公正的手段排擠的人。 他所心儀的人物，不分省級、不分年歲、不分行業。這些人物有些共同點：比如大家都比較溫文儒雅、坦蕩篤實，都行事低調，待人善心並且細心，都不計較眼前功利，也不忘記前人的涓滴善意。有時候他把這些風範歸功到「中國傳統以儒家思想為依歸的教育」。但是在他眼中有這樣風範的人，除了大陸到台灣的人， 同時還有更多在台灣出生、在日本治下成長的長輩們。
他所不喜的人物，除了具有張揚跋扈、自吹自炫、自私自利、隨機而常變的特質之外，還有一個大過，就是失真。在他眼中，一個人如果有真人真性情，無論發之於酒酣之後、筆墨揮灑之間、或者默默無言的一個小動作之中，都能讓他感動。但是一個人如果戴著面具，懷著權謀，則無論在滾滾紅塵之中如何轟轟烈烈，意興風發，都是他所能夠一眼看穿、嚴厲不齒的對象。
父親對葉公超先生十分懷念。公超先生在台北以孤僻不隨和著名。公超先生駐美大使卸任之後，回到台北，跟我們家比鄰而居。他時常不請自來，同吃午餐，我們兄弟姐妹見到他也就覺得十分自然親切。我那時進了台大，需要選課，因為分不清政治、社會、經濟學各是什麼東西，選修以後學的是什麼，所以就向他請教。公超先生對各個學門作了精簡的評語，幾年以後我作博士論文，讀了教育部1940年代的檔案，對他的話方才更是心領神會。
公超先生有一回到了我們家之後，盛暑艷陽之下，忽然自己跑到門外的巷子口，對一輛計程車裡的兩位男士說，「你們去吃了飯再來吧， 我不走的。」原來這輛車不是營業的計程車，這兩位男士不是以開車的營收為業的司機，兩人的職責既不是為公超先生提供交通上往來的方便，也不是隨扈。兩人在車裡，如果一時無法離開，非要中暑不可。
我常想，父親為什麼在眾多人倫價值之中，獨獨講究一個「真」字？當年台北的氛圍，直言直語、真心誠意的話，聽在有心人的耳裡，一不小心，可以引來嚴重的禍端。真知灼見、與眾不同的話，聽在庸人的耳裡，經過似懂非懂的演繹，也可以羅織成文字獄。父親跟公超先生交往，兩人談書畫、美酒、蘭花、佳餚、孩子們、以及院子裡的大狗小狗。他對「虛偽」的痛恨，莫非是時代的產物。 他對「傳統儒家風範」的歌頌，莫非是對若干時代人物的反諷。
兩蔣時代，許多「渡海而來」的知識菁英先是抑鬱，後是凋零。有一段時期這批新聞界的「台北人」常常在入夜之後，跟隨中央社總社的老長官蕭同茲先生，一同在中山北路的藍天酒廊聚飲，品嚐西洋美酒，也品味人生。藍天有一夜失火，燒去了主人的全部家當，也燒掉了大家的去處。近年有一天我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圖書館裡瀏覽，見到國史館張炎憲館長主持出版的白色恐怖案件警備總部以及調查局檔案近百卷，信手翻閱，赫然翻到父親以及蕭公公的大名。他們平日晚上的友朋小酌，居然成為大華晚報總編輯李荊蓀「匪諜案」的背景材料。居然曾經有人認真考察過其中是否有人營造「為匪張目」或「動搖黨國」的言論。
國軍反攻無望，南京重慶的故人們紛紛凋零。 父親曾經發出感慨，許多可以稱為─或成為－英雄的人物，到了台灣似乎都成了狗熊。這是深沈的悲哀。這也是時代的悲劇。父親這一組「弔亡」的文字，字裡行間，充分捕捉了這個時代的面影。這個悲劇，不僅是國民黨困守台灣的悲劇，更是國民黨在情、治、黨工的操作之下，有時誤把思想的整齊劃一當作唯一的「忠黨愛國」表徵。這是個誤差，所塑造成的庸人誤國是個悲劇。
父親久住台灣，台灣是他的故鄉。這個本土認同，對他來說發生地十分自然。他跟台灣的淵源，除了林、辜兩大家族的姻親，還有連、吳、李、蔡、陳幾家的世代交誼。他所參與的幾個重大媒體事業，比如台灣電視公司、新生報、甚至自立晚報，都是這些戚誼世交合作的結果。他的植根台灣，始自他到達台灣的第一天。
從新聞專業的角度見證台灣，他在「感懷集」這批文字中所一再闡述的第二個主題，就是政府跟民間、外地與本土之間是否相互溝通。
他到了台灣以後，半個世紀以來跟他淵源最深的兩個新聞機構，一個是中央社，一個是新生報。中央社台北分社的成立，原本的基礎是日本共同社的台灣支社。 父親1945年成為首任台北分社主任。開始的時候，因為對漢文人才有需要，台北分社從福州招募了一批年輕的員工，這批人乘船而來，不但同事、同住、同吃，並且一起跟台籍同事學日語。 1949年總社遷台，分社取消，人事上重新洗牌，父親也就離開了中央社。 但是這批人始終不忘他這個分社主任，依然每逢年節生日，彼此相互往還。歲月悠悠，以後同仁們成婚成家、兒女讀書就業，以致疾病終老，由青壯而白頭，大家都把父親看成台北「福州幫」的大家長，幾十年相互牽掛。
新生報的前身是日本時期總督府所辦、全省發行量最大的台灣新報，報份達到18萬。1945年由李萬居先生擔任社長，由日文改為漢文出版，由台灣長官行政公署宣傳委員會接管，初期因為漢文人手不足，父親在中央社，除了供稿，並且加入了撰寫社論的陣營。以後黨營的中華日報在中央黨部的爭取之下，得以在台南創刊，借用新生報的器材空間，成為新生報以外，另一個以全省為發行範圍的報紙。父親在新生報一直擔任董事，這個關係維持了50年。
無論辦通訊社或報紙，父親都把重點放在跟地方碩彥以及民間人士的溝通上。然而1949年前後，「臺灣形勢險急，人心憂惶，而此時昔日多少的風雲人物與龐大的機構紛紛的渡海而來此」， 中央日報到了台灣。中央機構的到來，對台灣傳媒的地方生態而言，發生了巨大衝擊。中央日報「挟有新聞界獨領風騷的聲勢」，中華日報與新生報「都有懾於後來居上的聲勢」，幾乎無法求存。 父親在這個漢文人才忽然大大豐沛的環境裡，不久就完全離開了黨報體系。
以後政府逐年逐漸鬆動對媒體的管控，民營的聯合報、中國時報相繼成立，各種具有地方性、專業內涵的其他報刊也展現聲色。 父親在1960年代開始耕耘電視，這是尚屬新興的媒體，由台灣省政府贊助，依託省籍民間資本以及日本技術的轉移，成立台灣電視公司，另闢一片天地。
簡單地說，父親所經歷的台灣新聞史，是一個大陸遷台的官方黨報由盛而衰、報紙媒體由政府宣傳機構轉型成市場商品、媒體由平面而成為多元電子資訊生產者的歷史。1990年代初期，台灣報紙解禁，「無論黨營或省營的報紙，如談發行，都很難與民營報紙並駕齊驅」。幾曾何時，中央日報財務艱困，面臨結束的窘境。父親此時（1999年）稱道它無愧是「一份最乾淨的報紙」，是商業化滔滔濁流中的清流。 然而逝者已矣，以往一報獨大、一黨獨營的場面，在民主化、本土化、市場化的大潮流中不再能夠維持，公眾領域此時出現眾聲喧嘩的景象，民間也用不著政府來進行溝通。
1988年，蔣經國去世。 同年父親在聯合報刊載長文「不容青史盡成灰」，提出對「二二八事件」真相的探討以及相關議題的反思。 他因為1945年以後跟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以及他的左右有過不少接觸，目睹了不少前因後果， 所以多年來反覆思考一個問題，就是當年如此重大的慘劇，究竟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居然可以發生。事件牽涉的雙方，一邊是台灣民眾，他們對脫離日本統治的歡悅，父親是毫無疑問的。另一邊是陳儀，他作為行政長官，接收治理台灣的認真努力，父親也認為不可否認。然而官與民之間顯然溝通乏善，缺乏相互的同情與理解。明眼人的建言，即使透過管道傳遞到官府，也看不出來對大局以及形勢有什麼幫助。
「二二八事件」帶來社會慘痛、道義責任、以及歷史影響，戒嚴時期長久被列為公眾論述的禁區。 解嚴以後，這個民間的公開秘密浮上了檯面， 構成對國民黨持續統治的重大挑戰，對台灣政治體制的轉型產生了重大的催化作用。此時台北市的媒體市場有如洪水開閘，「紅塵滾滾，眾口悠悠」， 司法、學術、與歷史議題的討論都出現泛政治化的現象。 父親對這些發展並不認同，認為過猶不及。然而他對戰後國民政府主導的舊秩序也不認同。2000年台灣第10屆總統大選，國民黨慘敗，讓出政權。父親頗有感慨，他認為百年老店的國民黨，如果不「火速轉變觀念，把握機運」，大刀闊斧，以大氣魄徹底自我改造，改變政黨跟民間的關係，則「時間不多」，所謂的「浴火重生」就會變成口號，而所逝去的機會，也不會再有第二次的重現。
父親所謂的大氣魄自我改造，包含一兩個基本的意思。首先自然是國家必須停止把人民作為政治作戰的對象。其次就是國民黨去掉官僚氣息，黨工去掉衙門作風，認真把作為民主政治主體的投票人看成政府的頭家。他所厭惡的這個衙門氛圍曾經浸潤整個政府作業。比如說，兩蔣時代普通人如果辦事時候需要跟政府部門打電話，對方拿起電話，第一句話常常是詢問：「你是哪個單位？」給我印象很深的一樁小事，就是有一回聽見父親打電話，對方對他想必也是有此一問，他理直氣壯大聲地回答：「我是個人。我沒有單位。」
世紀之交，國民黨首次失去執政黨地位的前後，黨內像父親這樣有革新見地的大老想來不只他一個人。父親晚年數一數二的最親密老友，就是他的連襟、我的姨夫辜振甫。姨夫此時也已經多病。 他跟父親一樣，關切大局、關切台灣這個父祖兒女幾代人的故鄉。姨夫對國民黨的自我改造，除了認同父親的幾點之外，還加上一項對黨產問題的關注。那個時候黨產的管理曾經出現利益輸送、權責不清的幾個大案。姨夫即早就認識到國民黨必需自發主導，全面把黨產管理透明化並且合理化。
父親十幾年前的文字、姨夫當時跟他共同的想法，今日看來，仍然不失其中真知灼見的意義。國民黨主政台灣半個多世紀，兩蔣時代把台灣營造成一個三民主義富裕樂利的經濟體，自然有它的歷史性成就與貢獻。然而從公眾領域的氛圍與結果來看、從輿論與文教系統的運作來觀察，國民黨執政期間，執政邏輯生產培養了兩種社會菁英。一種是循著政黨體系上升、能夠駕馭其中等差架構的菁英。 一種是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策略，把握機會、積累財富的菁英。兩者都是社會國家安定富裕的支柱。 這些國民黨長年執政、在穩定架構之中所培養出來的人才，有人善於高呼口號，有人選擇悶聲致富。 然而在強人政治解體、社會解嚴、民主轉型、政黨多元、各類宏論滔滔、多樣語彙並陳的時候， 無論哪一類人才面對這個新局面，都需要大刀闊斧的新思維與新作風，都需要及時轉型成為接得上地氣的公眾領袖，能夠兼顧朝野，也能夠兼顧內外變色的風雲。
「感懷」五集這批文字，發表最遲的一篇，完成在2002年陳水扁總統執政的時代。晚年年過八十的父親，正如他早年在大學時代一般，對輿論的力量、政府與民間的溝通，懷抱著信念。在抵達台灣60年之後，他相信國民黨必須徹底改造，台灣的民主制度無論硬件、軟體都必須充分健全。他認為只有如此，台灣在海峽兩岸的形勢之下才有存活的空間。他相信台灣社會需要儒家倫理的薰陶。他相信為人必須真誠。他經歷了動盪的大時代。他看足了戰亂流離的場景之下，有些面上斯文的人如何背地裡與人爭奪、有時候政府與政黨如何背離自我標榜的天下秩序。他受到的待遇，未必全都是溫良恭儉讓。然而他目光清澈，他說他這輩子充實無憾，「走遍了千山萬水，看盡了人情事故」。
父親是一個睿智的觀察者以及評論者。艱難挫折，並沒有讓他失去對周遭人們的細心與關愛。我讀這一套「感懷」五集，我所讀到的既是他的側影，也是他經歷過的時代。（編輯：黃淑芳）10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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