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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否因為我變得更好一點點

這個行業給了記者一個對全世界發問發聲的機會,這是其他工作取代不來的
2020/10/24
文:葉冠吟 /圖:王飛華

在下著雨的台北午後參加了一場新聞獎頒獎典禮。挑了一個會場最邊緣的角落,打開電腦、錄音筆,心想著典禮何時能順著流程表快速走完,就能跳上車,奔向充滿陽光的南方休假。典禮落幕,我卻駐留原地,心裡有著一股嗡嗡作響的震撼。

忍不住走上前詢問擔任多屆主持人的前同事:「是這屆頒獎典禮特別感動嗎?」她回應:「每年都是這樣啊。」

是啊,突然想起近期參與的金曲獎和金鐘獎頒獎典禮。儘管我無法明確理解歌手、演員或幕後工作者們究竟吃過多少苦,才有機會站上台,讓燈光打在身上,然而台上的人那止不住的哽咽、顫抖,與簡短卻真情流露的感言,渲染力直直穿透螢幕,讓觀者不由得跟著紅了眼眶。

我的記者資歷根本和得獎前輩們沾不上邊,卻完全能想像要寫出、製作這些報導,得咬牙熬過多少個奔波、難眠的日子。他們之中有人從香港的催淚彈煉獄歸來、切身感受到生命之脆弱;有人選擇蹲下身、牽起貧病交加長者那雙充滿皺紋的手;有人因畏懼網路散播恐懼的傳染力,挺身而出。

上下游市集的得獎,讓我印象最為深刻。這個成立9年的農業獨立媒體,花了4年跑遍台灣檳榔三大產地南投、嘉義、屏東,試圖揭開僅次於水稻的台灣第二大作物檳榔,被忽視的高風險危機——政府30年來從未有關於檳榔的農藥管理規範,任農民漫天噴藥,導致蜜蜂暴斃,也讓農人、產區民眾曝露於化學藥劑之中。

她們最終以「全台最大農業漏洞─檳榔共業三十年」專題報導獲得報紙及雜誌類的公共服務報導獎。

名字被頒獎人叫到的瞬間,獲獎記者忍不住哽咽,她們說檳榔議題很小眾,長期受到偏見與忽視。採訪過程,她們被蜜蜂叮、被太陽曬,每天狼狽不堪。不過民眾誤以為與自己距離遙遠的檳榔,它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卻早已與大眾切身相關,「我們再次感受農業議題,多麽需要有人去深耕與監督」。

她說,記者是一份錢少、事多、離家又遠的工作,自己常常搞得很狼狽。但在當記者時,她感受到生存的意義、求知的快樂與對社會的貢獻,「讓我們願意,像希臘神話中被懲罰的薛西佛斯(Sisyphus)一樣,每天很賣力的推著大石頭,推上來又滾下去,相信有一天社會總會因為我們而進步一點點」。

她們說:「今年蜜蜂和蜂農一樣受害,我們再次感受到,媒體力量要促進正面的改變有多麽困難。」在灰心之際,這個獎項給了她們一些鼓勵與溫暖。

或許這就是新聞獎存在之必要吧?

尤其今年多數獎項得主都是小型獨立與地方媒體,包含投身環境議題逾20年的環境資訊中心、成立5年的新興網路數據平台網路溫度計,還有分別扎根台南、彰化的新永安電視台與教育廣播電台彰化分台。

獎項評審召集人胡元輝告訴我,他很開心能看到這樣的結果。主流、大型媒體儘管能以全面性的角度探討議題,難免無法兼顧更小眾、深入的在地議題。而這些新興媒體願意花時間、心力長期關注特定議題,走進並掌握在地資訊。

他說,「他們努力那麼久,總會開花結果」,而這個果,就在這一天收成。

我還年輕,心裡也盼著有朝一日能掙得幾個獎,彷彿是種肯定。或許是台灣教育體制下的我們,太需要這種看得到實體的鼓勵。

但是得獎者終究只有一個,如果最後沒有結「果」呢?如果薛西佛斯總是無法將石頭推上山頂呢?有些遺憾是吧。無論是得獎或不得獎,然後呢?

猶記金鐘獎前夕,曾訪過幾位入圍多次的導演、演員,所有人都不約而同說:得獎了、開心了一個月,然後呢?還不是得繼續工作?獎盃也不能當飯吃。

對新聞工作者而言,新聞獎的確是很大的肯定,但終究有點可遇不可求。我們依舊得生活,依舊得為下一份報導、工作,熬夜寫稿,打遍各處電話,走訪核心處所,一樣會疲累,一樣偶爾會感到無力,一樣完成後有著難以言喻的成就感。

無論得獎與否,報導長短,只要不愧己、不愧人、不愧受訪者、對社會有一些啟發、正向影響,不需外在肯定,你就是個好記者,你的每一份努力都是有價值的。

還記得大學時著迷於美劇「新聞急先鋒」(The Newsroom)中的記者,追求真相、公平、正義的責任與勇氣,當時也愛看資深記者們,如何用筆和鏡頭為社會安全網接不住的人們發聲,如何為沒有力量的人民出氣,衝鋒陷陣站在歷史現場,記錄社會變化,寫下人情冷暖。

懷著滿腔熱血踏入新聞界,日復一日的體力、心力勞動消耗,很難不讓熱情被磨去幾層皮,只剩薄薄一層覆蓋在心頭上,偶爾被觸動、點燃。

想起上下游記者的一句話:「做了那麼多年記者,就覺得這份工作給了我很珍貴的養分,一個對全世界發問發聲的機會,這是其他工作取代不來的。」

也想對自己說,珍惜對世界發問的機會,希望世界也因為我變得更好一點點。這個機會,早已是我們握在手中的獎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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