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暗了,幕啟了,直接面對觀眾,直接聽見呼吸,當台上演員的汗水驅動了觀眾的淚水共同落下的那一霎那,衛生紙開始在觀眾之間傳遞,那個說著故事的紙上劇本與觀眾產生了共感,也才真真正正活了過來。
想當編劇,但又不知道如何下手?如何寫出讓演員表現才華的劇本,如何寫出讓觀眾落淚的對白,身為一位舞台劇的編劇,又必須具備那些本能?劇團又有哪些支援系統?
在自己的舞台劇劇本推出之時,以《刺蝟男孩》拿到金鐘獎最佳編劇的詹傑總是會悄悄坐在觀眾席內,與不認識的觀眾溝通。
「我常會問觀眾,你覺得這齣戲怎麼樣?觀眾總是會給我意想不到反饋跟答案。」2013年曾以公視「刺蝟男孩」與王小棣導演稻田工作室合作,共同獲得第49屆金鐘獎最佳編劇的詹傑,不但書寫影視劇本,也寫舞台劇劇本,至今資歷超過10年,他說,「觀眾永遠在你想像不到的地方或哭,或笑,你就會知道你一定打中了甚麼。」
詹傑外表清秀,眼神澄澈宛如小動物,受訪那天像個書生穿著T恤短褲,但一開口卻像個在山裡打過禪的seafood,話語機鋒,俯拾都是通透人生的小智慧。詹傑說,大家都誤會了編劇的人生,以為編劇就是在家裡吹冷氣喝咖啡爬格子,「編劇人生一點都不浪漫,人生不會都是陳綺貞,陳盈潔會比較多。」
詹傑說,沒有靈感從天上掉下來這回事,「靈感不會來,合約會先來,告知你你寫不出來所以違約要罰錢了。」詹傑說,「你只能寫,一寫再寫,於是有一天,你會突然知道自己有一點點進步。」
詹傑1985年出生,上面有兩個姊姊,因為大人忙,他從小就在電視機前長大,甚麼都看,腦袋中裝了好多奇奇怪怪的細節,百轉千迴,慢慢組織成自己的紙上小宇宙。高中之後,他開始寫小說,寫散文,寫一些他自己也看不懂的故事。大學念了成大中文系,系上多活動,他也接觸了戲劇,研究所他選了北藝大戲劇研究所,以創作劇本作為自己的寫作方向至今,參與植劇場《花甲男孩轉大人》編劇,舞台劇本《暴雨將至》、《時間沉默地改變了什麼──默默計畫2017》、《微塵·望鄉》等深獲好評。
詹傑說,因為吃過錢的苦頭,他是一個很實際的人,合約簽了就是要交,「編劇可以慣性拖稿,但是業主絕對會在心中記上一筆。」但是有合約很好,「誰都不能信,只有白紙黑字的合約,醜話說在前面,之後作事會很順利。」
詹傑說,舞台劇劇本預算都很低,「我接受很低的稿酬,但我要有版權,比如說重製權,加演需要我的同意,我擁有否決權,劇本只能我修改,首演如果不好,我有不繼續授權的權利等等,這不是我機車,而是我看重我的作品,我希望我的作品得到最好的發揮。」
的確。交劇本之前,詹傑會作大量又大量的田野調查,訪談,讓故事有說服力;開排之後,他會跟排,「我在現場可以跟導演,演員討論,如果製作人覺得有困難,比如說預算不足,這次作不出來,我可以現場作調整,讓場景改變但意思一樣;導演覺得哪裡卡卡,我可以告訴他還有哪些素材,因為我有做功課。演員演出不來,我可以現場改寫整個段對白,我的目的就是要讓戲更好。」
「你會發現有我的即時回應,妙用無窮。」詹傑說,戲開演時,他會在前台接待他的貴賓,看到自己觀眾的樣貌,「我記得《麗晶卡拉OK的最後一夜》演出時,我挑了最後一排的座位,我旁邊是一個老伯伯,他聽見《黃昏的故鄉》就開始低聲啜泣,哭哭哭,這都不是我們預設好的哭點,但會打到某些觀眾的心裡。」
寫基隆的天空就不會是坎城的,看過詹傑寫菲傭的人生,周日到了台北車站看見群群聚集的移工就會心酸酸,詹傑的劇本總是活生生地抓住了一種靈魂,「作田調很重要,和人討論也很重要。」詹傑做過藝文記者、專欄作家,練就一身隨時都可以聊天的本領。
作《刺蝟男孩》時,他去訪問過數十位更生人加上典獄長與教誨師;他也去過酒店跟小姐媽媽桑聊天,從乖乖坐在旁邊沒人理,到第二天再來,大家願意跟他講人生。
最新的田調可能要去林森北路的手槍店,「裡面的菜單有音樂老師,有體育老師。」這這這?「音樂老師會幫你吹,體育老師幫你做全套,上門的客人會說,我要兩個音樂老師,一個體育老師。」詹傑初步作了功課,裡面的小姐還會養小鬼,拜豬八戒,「據說真的店內排名會提升。」小姐們放假也會去教堂,「希望上帝保佑她們業績好一點,客人不要欠錢。」說到這裡,詹傑臉不紅氣不喘,但又悠悠飄來一句不知是真還是假的複雜情緒,「希望這案子沒過。」
詹傑說,作編劇就像開車,「有人開賓士,你是開HONDA,有車就像有寫作的能力,有些基本的天分,但賓士可能只有一公升的油,你有5公升,決定你好不好的不是不是車有多好,而是你油料充不充足,可以撐多久。」
「用對方聽得懂的話去溝通,貌似尊重,其實是不要對方的意見,保護作品,讓作品變得更好。」詹傑說,在影視界,太多業主會說他要「比悲傷還悲傷的故事」加上「我們與惡的距離」加上「花甲」的什錦麵劇本,「我都會說這樣很好,但如果可以怎樣調整會更好,最終我是要保護這個故事,但希望雙方都可以有共識。」
每次溝通都會成功嗎?「當然不是啊,」詹傑說,不是每次都會得逞,頂多就是被業主氣到了相約腳底按摩,邊按腳邊發飆,「我想編劇最大的成就感就是,知道我寫出觀眾想講的話,有被同理到,那就足夠了。」
要如何寫出同理感,寫出經典人物,經典對白,這絕非一蹴可及。撇開集體創作不談,編劇本質上是孤單的行業,要如何進入編劇這一行?阮劇團的「劇本農場」計畫,堪稱編劇養成的中途之家,暖心的陪伴。
阮劇團2013年開始推動「劇本農場計畫」,每年主動邀請3位台灣劇作家進行舞台劇劇本創作,這些劇作家主要是台灣中生代或新生代,除第一年以嘉義題材為主題外,之後調整為不設限創作內容,不設限演出,更不需只為劇團服務。阮劇團團長汪兆謙說,希望這個計畫可以成為台灣舞台劇產業的催化劑,「催化劑小小的,不起眼,但可以啟動、改變甚至影響環境。」至今舉行第7屆,已累積18個劇本產出。
80年代台灣解嚴,各類藝術百花齊放,劇場也是其中的一支。當時台灣有一批大師像賴聲川、李國修等等,他們自編自導,能量豐沛,同時間表達自我各類主張的小劇場也開始茁壯,汪兆謙說,「過去常常就是聽見大劇團覺得小劇場很難看,小的覺得大的太商業沒靈魂,中型劇場的可能性在哪裡?」
汪兆謙1984年出生嘉義,北藝大學戲劇系、劇場藝術研究所導演組畢業,高中就玩舞台劇,18歲創立阮劇團,台北念完研究所之後他沒有二心,選擇與劇團返鄉扎根,「時間分給劇團與行政事務,很少創作,但也因為營運劇團,我更知道編劇需要的幫助是甚麼」
汪兆謙觀察,一個現代劇場的演進需要具備藝術性,也要很實際有面對市場的能力,劇作家的劇本成了溝通的第一線,但發展到現在,舞台劇已經成為一個生態,但裡面的系統尚未健全,舞台劇產業需要有好的劇本,「這個劇本農場計畫培養出來的劇本與劇作家,都歡迎大家拿去用,希望讓整個產業變得更健全更好。」
汪兆謙說,第一年劇作家要寫出劇本,第二年展開讀劇,並公開售票,邀請劇評人與觀眾都進來看,第三年作劇本出版。目前已經出版4本劇本集,今年將出版第5本。以今年來說,阮劇團除了2019年的劇作家正在創作之外,手邊在準備2018年的劇本讀劇,也準備出版2017年的劇本集。
計畫主持人王友輝表示,「劇本農場計畫」最可貴的地方在於「允許失敗」,「就算是成功的導演,也不一定每部作品都成功,允許失敗就代表某種彈性和格局,劇本透過一修再修可以更完美。」
這個結合編、導、演、評、觀、製的創意計畫,是王友輝在二十年多前,獲亞洲文化協會(Asian Cultural Council)獎助,去美國參加一個國際寫作計畫,當時這個寫作計畫將劇作家們聚集在維吉尼亞州的「仙人洞」(Shenandoah)三個禮拜,密集創作出全新劇本,同樣經過導演和演員的排練和讀劇發表,並與觀眾、製作人討論互動。
「這個編劇養成計畫可以提供某一種程度的陪伴,寫作是孤獨的,如果有有經驗的人陪伴,一起往終點線衝刺,過程相對溫暖。」汪兆謙說,編劇有時候自己寫,寫歪了,寫偏了,缺了甚麼不知道,在這個計畫中提供了吃住的環境,有劇作家老師們的提點,有演練的過程,可以讓劇作家更知道編劇的操作,其實無形之中,也補足劇團欠缺的那一塊。
汪兆謙說,說到底,「人類是有聽故事跟說故事的慾望。」過去可能剛解嚴,小劇場充滿了吶喊的政治性,形式的重要性超越內容本身,「但那個時代已經過去,能打動人的,還是故事。」戲劇就是一個讓人們被打動的過程,在戲劇中,人們了得到理解與安慰。
給編劇的備忘錄:●編劇是很實際的工作。不要不好意思,一定要簽約。
●不要想教育觀眾,先娛樂他們,再給他們你想給的。
●寫劇本就像畫藍圖,畫完之後才知道,這裡水泥不夠,那裏需要加木料,建不了三合院,蓋蓋透天厝也很好,編劇的責任,就是要把透天厝蓋得更好。
●EQ要好,體力更要好。
●編劇是橋梁,你只能不斷溝通,不斷嘗試。要知道我們有感覺的,觀眾也一定會有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