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關係從交流到競爭 當前情勢與冷戰時期有何相似【書摘】
（中央社網站）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與中國簽署上海公報，開啟美中交流之窗，半世紀來，兩國逐漸由交流轉向競爭，近年關係更急劇惡化。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藍普頓（David M. Lampton）認為美中「交流時代」已終結，兩國人民都擔心走向「新冷戰」，若干情勢也確實符合冷戰的框架。目前兩國處於一種安全兩難的困境，都認為對方正在追求霸權，也都在探索對方的底線，並與當年的美蘇兩強一樣，相互在對方的政治或地理「後院」活動，且試圖建立某種排擠對方的多邊體系。
從事中國研究多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石文安（Anne F. Thurston）撰寫、編著許多與中國有關的書籍，與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合著《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尤為著名。2021年，在美中「交往」屆滿50年之際，哥倫比亞大學出版她與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董雲裳（Susan A. Thornton）等15位專家學者合著的《與中國共舞：美中關係50年》；今年7月在台灣發行中文版。
這本書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文化及教育醫療等多面向切入，回顧從毛澤東晚期以來，歷經中國改革開放、美國聯中抗蘇、天安門事件、冷戰結束、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南海撞機事件、世界金融危機、中國加入WTO、菲律賓南海仲裁案、美中貿易戰與資訊戰、新疆再教育營、香港反送中等重要事件後，美中關係有何變化，又如何牽動全世界。同時探問美國是否在這半世紀的交流中，不知不覺培養出一個全方位的競爭對手？又該如何衡量美國政策長期以來的成本與效益。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外交政策研究所高階研究員藍普頓把他負責撰寫的篇章定名為「與中交流——悼詞與風暴的反思」，開宗明義地說他「埋葬」了美國與中國自1972年以來的「交流時代」，他認為未來美中互動性質仍不明確，雙方對彼此的安全焦慮日益加深，兩國關係漸行漸遠。美國兩大主要政黨對中國的政策與感受漸趨一致，反映出美國人民對中國的普遍看法急劇下滑；在西歐也是如此。
藍普頓說，兩國人民都擔心走入「新冷戰」局勢，美國與中國的經濟利益競爭，削弱了美國與盟友間的凝聚力，美國未能說服盟友不參與亞投行、不與中國電信龍頭華為合作，就是明證；中國挾其龐大的國內市場，反而有能力造成美國與盟友相互對立，這是冷戰時期不可能發生的事。不過，冷戰的若干框架仍然適用。中央社取得權與您分享部分內容。
當前時代與冷戰有何相似之處
冷戰的框架仍然足以描述當前現狀的一些重要面向，正如美國國防部長辦公室向國會提交的「2019年年度中國軍力報告」所述：「中國的領導人認為，美國採取更具對抗的態度，是為了遏制中國的崛起。」北京會這麼想也是情有可原，畢竟頂尖期刊如《外交事務》上就出現了呼籲「新圍堵」（the new containment）的文章，其內容令人聯想到該期刊在1947年7月刊登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以筆名「X先生」發表的圍堵呼籲。
今日，類似於冷戰時期，美中兩國正處於一種安全兩難的困境——部分原因是科技改革所致——當一方採取措施增加安全感時，另一方就會感到不安全。這導致了作用與反作用（action and reaction）的循環，無法達到穩定的均衡狀態。美中兩國現在像漂浮物一樣，被科技的作用與反作用洪流帶著走，而這洪流的動力來自於雙方都認為對方正在追求軍事主導地位與地區霸權。在某種程度上，雙方都透過卓越出色的開發能力，以盡可能低的「交換比率」（exchange ratio）來脅持對方的軍事及其他資產，以達威懾效果（用不到1美元的自身資源來摧毀對方價值超過1美元的資產）。例如，北京建造價值數百萬美元的終端導引飛彈（terminally guided missiles）與高超音速飛彈（hypersonic missiles），每個都能夠摧毀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美國航空母艦，這對美國來說是不利的「交換比率」。近年來，北京大幅增強其短程與中程飛彈之能力，使得美國在海上、太平洋地區領土上，以及太平洋盟友與盟邦領土上的資產，都處於危險之中。對此，華府正做出回應：2019年夏季，美國退出了與俄國的中程飛彈條約（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簡稱IFT），因該條約限制了華府對北京在太平洋地區的飛彈挑戰所能作出的反應。此外，美國也改變了其作戰原則。
同樣，雙方都在發展網路與太空能力，企圖以（相對）低廉的成本干擾對方在戰場內外昂貴的民用與軍事系統。未來戰場的界限將逐漸模糊。美中兩國正在開發、改善與部署空中、水下及太空的無人機，這些無人機體積小、成本相對低廉，並且能夠大量集結——形成「無人機集群」（swarms）。這些成本相對低廉的儀器允許觀察方或攻擊方人員在很小的風險下監視及攻擊對方的昂貴系統。它們這些儀器可用於打擊民用系統，也可用於明確的軍事目標。然而上述一切都提升了誤判與不知不覺升級衝突的危險性。
要在這種軍備競賽中「取勝」（prevail），創新科技必不可少。中國長期致力於改善軍民融合，視其為國家戰略的重點事項。美中雙方各自的產業政策、研究與教育能力成為爭奪與競爭的關鍵領域。兩國都努力透過合法、非法及灰色地帶相互結合的手段，在保護自己的創新技術的同時取得對方的智慧財產權。這在美國引發質疑，即美國是否應該在美中教育方面的關係與交流上，採取更具戰略性的舉措。
就如冷戰的嚇阻理論一般，如今雙方都不是根據對方實際的意圖，而是根據對方在不確定的未來可能可以做到什麼，來判斷、評估對方取得的成就以及採取的行動，在此前提下，雙方能做什麼，又轉變為會做什麼。隨著兩國軍工業體系的不斷發展，可能性逐漸演變為了預判。
此外，與冷戰時期一樣，美中之間的競爭當中也出現「切香腸戰術」（salami tactics）或所謂的灰色地帶戰術（gray-area tactics），即一方試圖在引發對方劇烈回應的底線之下來回挑戰與試探，藉以獲得自身的最大利益。這需要防禦方不斷評估對方是否踩到「紅線」（red line）。因「紅線」的確切位置十分模糊，當事故或者誤判發生在一方或者雙方之間，就有引發意外衝突的可能。例如，在之前引用的2019年報告中，美國國防部正是這麼說。北京將南海的無人島逐漸轉為人造軍事基地是一例，而利用民用漁船與其他非軍事船隻（如海岸巡防隊與漁業執法船）實施漁業控制，並在各種爭議地區強化對該區域的主張，又是另一例。
多年來，中國對美國在其沿海進行的近距離空中、水面及水下監視，就有類似的感受；美國（及其他國家）在南海與東海的航行自由行動也列入中國的起訴書中。美中都認為對方習慣性地在「測試」己方的決心。如此，事故發生只是遲早的事，就像2001年4月在海南島近海發生的EP-3事件一樣。到2020年年中，北京偶爾會飛越台灣海峽中線，迫使台灣不得不緊急派出空軍應對。
當前，美中兩國都在努力建立或維持一個國際多邊機構體系，各自試圖從中獲取支援並排擠對方——這必然會令那些有經驗的冷戰觀察家聯想起美蘇衝突時代的基礎現實。巴艾麗（Alice Ba）觀察到這種動態在美中關係中正變得越來越突出。華府正在尋求建立一系列多邊體制、貿易集團及組織，以支持其國家利益、規範與價值觀；在這些結構中，中國並不占主導地位，甚至可能根本不參與其中，包括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前總統川普拒絕加入，後來成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initiative/strategy）、「四方安全對話」（the Quad，成員為美、日、澳、印4國）、情報社群的「五眼聯盟」（Five Eyes）、「藍點網絡」（Blue Dot Network）、「湄公河下游行動計畫」（Lower Mekong Initiative），以及華府分別與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澳洲簽訂的5項雙邊安全協定。就中國而言，北京也正在培育自己的組織集群——16個國家（東協與其他6個亞太國家）所組成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亞投行、一帶一路計畫、北京香山論壇、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簡稱CICA），以及上海合作組織等等。
此外，美中兩國採取與當年美蘇如出一轍的作法，即相互在對方的政治或地理「後院」活動，試圖削弱對方與其鄰近國家、友邦及盟友之間的聯繫。因此，舉例來說，如今美中之間的關係惡化，中國就尋求加強與古巴、委內瑞拉還有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同樣地，當美中之間的摩擦衝突增加，美國便愈發熱切地改善與越南、緬甸、印度、蒙古及其他國家的關係，包括台北——對於中國的國家利益考量來說，美國與台北的關係尤其敏感。兩方都試圖激勵較小的鄰國對其俯首聽命，經常被指責在需要達成共識的東協敏感決策上唯中國馬首是瞻的柬埔寨就是一例。
在中國周邊地區還存有一些所謂的「歷史遺留議題」。與冷戰時期一樣——尤其是當西藏、新疆、香港及台灣不穩定時——中國認為是美國的「黑手」伸入這個區域、在背後操弄。香港的示威活動愈多（如2019年）、新疆對北京高壓統治的抵抗愈激烈、台灣對自治（autonomy）的追求愈緊迫，北京就更加認為是美國在煽風點火，試圖破壞中國的政治凝聚力與領土完整性。在川普政府即將卸任之際，美國在軍售與外交領域採取多項措施，以突破前8屆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所確立的政策界限，而拜登入主白宮後，並未退縮回原本的界線內。
請輸入正確的電子信箱格式當然，中國的壓制只會更加激發美國與其他國家對這些社會的同情，並為美國國會及外國非政府組織提供動力，以表達（有時是行動上的）憤慨或援助弱勢方。例如，2019年秋季香港示威活動加劇時，美國國會開始迅速審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該法案在2019年11月通過（參議院一致通過，眾議院僅1票反對），並立即由川普總統簽署生效。隨後，在2020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並由總統簽署了「2019年臺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強倡議法案」（簡稱TAIPEI Act)。這些表達與活動反過來加劇了北京對美國的不信任，即使美國並未對這些區域提供實質上的支持。在2020年春季，中國共產黨與網路論壇上，開始熱烈討論如何快速、有力地實現統一台灣。雖然多數人希望這只是未經授權的虛張聲勢或威懾警告，但中國戰略理論中的先發制人與突襲等元素引發了關切。即使如此，川普政府並未因此放緩腳步，於2020年8月派遣了自1979年以來最高級別的官員訪台，其他類似的舉措也在同步討論中。
最後，就如同冷戰時期一樣，中小型國家愈是看到兩個大國的競爭本能，就愈想要從中謀取利益——這些關係更像是租賃關係，而非所有權關係或者夥伴關係，尤其是現在中國有得是錢。在最近的一次交談中，一位美國國防部高階官員就對中國慷慨給予小國的「一箱箱的錢」（suitcases of money）表示蔑視（同時也帶有一點羨慕）。（書摘由釀出版授權，經中央社節錄；編輯：張珈爾）1130807
- 作者｜（編者）石文安（Anne F. Thurston）
- 譯者｜陳於勤
- 出版社｜釀出版
- 出版日期｜2024/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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