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手一機的現代,想要捕捉政治人物影像並不是件困難事,甚至透過自己掌鏡,人們會更相信眼前所見是為真實,這是快門的力量,而在有意無意中,透過傳播渲染,數以萬計的定格影像,在不同民眾心中落地生根,形塑政治人物的立體樣貌,甚至成為共通記憶。
對比百年前,即使出動大批攝影人員,政治人物在鏡頭下所展現的,顯得更為神秘難測,例如記錄日本裕仁皇太子來台12天的《行啟紀念寫真帖》就是其一。
應國家攝影文化中心邀請,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所長鍾淑敏研究《行啟紀念寫真帖》後,以「20世紀台灣第一場政治秀」為命題,對照皇太子12天行程的蛛絲馬跡,抽絲剝繭影像內的政治意涵。
《行啟紀念寫真帖》拍攝主軸是裕仁皇太子在1923年訪台的過程,當時台灣仍受日本殖民統治,他不比今日政治人物跑行程輕鬆,12天內他從北到南,還跨海到澎湖後再回到北部,視察各大產業建設,還走訪校園,觀摩台灣特有文化習俗。
對現代民眾來說,可能很難想像當時裕仁皇太子來台灣是怎麼樣的大事,但從影像中,不難看到他所到之處是萬頭空巷,無論是台灣總督府安排,或是常民對天皇家族的真心好奇,都能看見其受重視的程度。
鍾淑敏說明,當時是君主國家,天皇家與人民為君臣關係,代表仁慈的君主來撫卹人民,是一種勤政愛民的象徵,「而當時也正是在造神、神格化天皇的時期,也可以用宗教來理解。」
裕仁皇太子來台灣時年僅22歲,這趟行程曾經由日本內閣決議讓當時還是嘉仁親王(後為大正天皇)行啓台灣,後因明治天皇過世而中止。
官方說法是如此,但鍾淑敏說,裕仁皇太子的父親大正天皇生病,在當時其實是公開的秘密,那時在日本國內正是所謂「大正民主」期「思想動搖」的時候,年輕力壯的裕仁皇太子形象,有助於提升皇室威望,他也被期待擁有「統合國民」的功能。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典藏的《行啟紀念寫真帖》,是2大冊裝幀精美的照片寫真帖,當時仍是使用大型玻璃乾版相機的年代,內容反映彼時的新聞攝影及圖像傳播。根據鍾淑敏研究,官方共挑選日本國內媒體50人與台灣媒體20人當隨行記者與攝影人員,而得以全程跟隨的只有25名攝影記者與40台攝影機。
出動如此龐大人力與資源,裕仁皇太子在影像中的形象卻仍是遙遠的,在鍾淑敏選件策展「二十世紀台灣第一場政治秀:1923年日本攝政宮裕仁皇太子『台灣行啟』影像展」中,只有一張勉強可稱上五官清晰的近照,是他到圓山運動場(今台北花博爭艷館處)觀賞台灣體育協會主辦的陸上競技大會(田徑賽)。
當天是雨天,從照片中可看出,裕仁皇太子儘管在陸軍軍服外穿著雨衣,但在離開會場時,還是刻意將雨衣頭套拉下,鍾淑敏為這處細節註解「頗得場上選手與觀眾感佩」。而是否體現「政治秀」意涵,則值得玩味。
在其他影像中展現的視角,多是遠遠的看著裕仁皇太子在車上,或在人群中被簇擁著,相比現今人們愛看政治人物近照所展現的喜怒哀樂,被日本總督府選擇留下的影像,選擇展現的,則是天皇家族被景仰的模樣。
畢竟這趟台灣行,除是以行動向殖民地展現親民形象,對於其他國家來說,更能以影像展現殖民成果。
在鍾淑敏研究中,彼時的日本,已經在第1次世界大戰後擠進世界列強中,是歐美白人列強國家外唯一擁有殖民地的國家,如何呈現「日本統治下現代進步的殖民地台灣實況」,甚至如何宣導「日本成功統治台灣」等信念,也成為日本社會的一種共同期待。
鍾淑敏說,因此在行啟台灣的儀式中,包含「日之丸國旗、最敬禮、君之代國歌、萬歲」就構成最重要的環節,藉此示範了最重要儀式。
從影像回顧裕仁皇太子的足跡,第一天的正式行程就是參拜台灣神社,接著到總督府接受總督奉呈的奉迎文書與府治概要。總督府廳舍是現今的總統府,當時是台灣最高的建築,透過鏡頭也留下了裕仁皇太子車隊經過總督府氣派建築前地一幕。
對於現代民眾較為有感的,就是能透過影像看見早年台灣的地景與文化樣貌,例如已被故總統蔣中正改為北京宮殿建築風格的台北府城東門(景福門¬)原貌、昔日台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今北一女中)校門口等等,還可見總督府特別為裕仁皇太子安排傳統養鴨、打漁、龍舟競賽與藝閣等活動觀賞。
鍾淑敏說,裕仁皇太子觀覽的路線都經過台灣總督府細心安排,用來呈現日本在第一個殖民地總督府施政成果,有讓日本政府驗收、肯定總督府施政的意圖,特別是與另一個日本殖民地「朝鮮總督府」相對照。
鍾淑敏補充,最初日本國內右翼曾反對裕仁皇太子遊台灣的理由之一,就是怕朝鮮總督府如果也要求太子巡遊,安全無法確保。
其實《行啟紀念寫真帖》版本有好幾種,包含日本宮內內省、台灣總督府都有編纂,但沒有公開發行的記錄。
而據鍾淑敏了解,除官方記錄的寫真帖外,這趟行程另有由新聞社發行的《皇太子殿下台灣行啟紀念寫真帖》、《東宮殿下行啟實記》等,還有日本電影導演牧野省三的「牧野映畫製作所」所拍攝的「活動寫真」。
鍾淑敏說,當時因為攝影技術已經開始普及,因此並沒有封鎖影像,而是在管制下限制性的作為宣傳材料。
雖然官方並無公開發行這些影像,但鍾淑敏也說,既然行程經過台灣總督府精心刻意的安排,留下紀錄是理所當然的事,從日本皇室來說,是皇室活動的紀錄,從總督府來說,更足以宣傳政績。
儘管這趟訪台行從始至終就是場「政治秀」,但在歷史學家梳理下,當年用以宣揚政績的影像,但也間接地見證帝國統治下的台灣面貌,就算經過包裝,幾經歷史洪流沖刷,透過影像,反而更能讓人清楚看見事物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