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造不是烏托邦而是日常 盧思岳：我永遠在路上

被推薦參加文化部第一屆「社造貢獻獎」，吾鄉工作坊執行長盧思岳看著要繳交的資料中有一欄「參選切結書」，上面問寫著：「有無涉及刑事案件？」，盧思岳想了想，誠實填寫是必要之道，於是他寫下：

1989年豐原客運罷工事件。檢方起訴罪名：聚眾滋事、妨害公務、強暴脅迫、違反集遊法；法院判決：六個月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

說明：為豐客司機爭取勞基法實施後的法定權益，包括積欠薪資/加班費、未依法休假、執勤規定嚴苛罰款重…等資方不守法情事。當時備有請願書，依據《請願法》向台中縣政府主管機關請願，被鎮暴警察霹靂小組突襲逮捕，拖抬進台中縣政府地下室停車場，沿著車道毆打頭部、身體成傷。

那段從文青到憤青，從憤青到組織社運，衝撞體制的歲月，從記憶之海中晃悠悠地浮了上來。也因為這歷程，打磨了盧思岳的社造人生。

被判刑6個月，盧思岳有想過是不是要進去坐牢，可以讀點書，也反思一下自己的社運生涯。但那時台灣才剛解嚴2年，整個社會正在湧動改變的力量，需要有人啟動，有人串聯，有人組織，有人宣傳，盧思岳偏偏嫻熟這一塊，再加上是大學畢業知識分子，正符合社運需求。

夥伴跟他說：「現在很缺人，你坐甚麼牢？」勞權會朋友湊了20幾萬付了罰金，盧思岳沒有去坐牢。「如果想從政，我一定會去坐牢，頂著社運政治犯的英雄光環，或者加入民進黨，但我沒有。」盧思岳說，當時為24名參與罷工而在農曆年前被開除的豐客勞工痛哭流淚，開始反思社會運動固然燃燒熱血與青春，但運動之後，激情退去，真正可以改變的又有哪些？做甚麼可以讓社會變得更好？

1989豐客罷工遭起訴後，盧思岳(頭戴藍帽者)在法院前演出反諷行動劇。（照片提供：盧思岳）

被武俠小說吸引 立志當俠客

以人為本，行俠仗義，濟弱扶傾，一直是盧思岳的生命情懷。「小時候很愛看武俠小說，父親從租書店租回來，搶先偷看完的都是我。」來自嘉義的盧思岳，從小就很調皮，當時父母親一度受洗禮成為長老教會基督徒，「牧師在我讀高中後到家裡來，希望我也受洗，我引用聖經故事跟牧師說：上帝走失一隻羊，會放下欄圈內的九十九隻羊，去尋找走失的那隻羊，我想當那隻走失的羊比較幸福。」

看到武俠小說中的俠客有自己的俠義理念，劫富濟貧，伸張正義，盧思岳覺得過癮。「金庸的武俠小說對我頗有影響，金庸不只是文筆好，他還有深厚的文化底蘊，我看了就很想當俠客，可以做行俠仗義的事。」

曾經家道中落，盧思岳知道要靠自己，在嘉義中學讀書成績總是名列前茅。但當時盧思岳開始叛逆，跟國文老師借李敖、柏楊的禁書來看，變得非常討厭學校的教官管理體制，「我只是不想睡午覺，想去校園走走，當時教官最大，說不行就不行。我就回家告訴爸媽我要休學，我成績很好，可以用同等學歷考大學。」

高三第一次月考盧思岳社會組第一名，卻真的去辦休學，在校外晃悠快樂的過了一年自由時光後，以同等學歷考上輔大國貿系。念了2年，覺得自己不適合做生意，他想寫詩作文藝青年，於是降轉考上東吳中文系，開始寫詩得獎、編校刊，偷看左翼文學禁書，跨校串連組詩社；也閱讀黨外雜誌，投稿發表自認悲天憫人、批判現實的詩作，結識了一票希望以文學挖掘社會底層、改變不義時代的苦悶青年；甚至為黨外運動發傳單，擔任選舉監票員等。冥冥之中，這些都成為他後來投入社會實踐的力量。

1989年盧思岳擔任無殼蝸牛運動台中場總指揮。（照片提供：盧思岳）

從為人師表到到社會運動工作者

大學畢業後，盧思岳先去教書，但俠客之心不曾改變。他在台中某私立中學指導學生參加全國學生文學獎獲得第一名，就在一切順利之際，發生學校強迫畢業生捐款五百元給學校禮堂買冷氣機，請畢業班導師執行的事件。盧思岳說，有學生跟他說家庭經濟不佳，「要保教職的老師就以順利畢業施壓學生，比較好的老師會幫捐不起的學生墊支，我那時也不是帶畢業班，但就覺得這種不樂之捐很要不得。」

盧思岳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用筆名寫文章，揭發學校陋規，「後來有學生也寫了一篇感言，又引發另一個老師也匿名寫文章批判此事……我就把這些文章交給人間副刊連載，讓校方氣到跳腳。」在下學期最後一次校務會議上，盧思岳被校長痛罵是顛覆份子，搞學運，並不讓他發言辯駁，叫二個教官將他架出會場。最後當然被解聘，盧思岳教書第一年就比他的學生更早畢業。

之後盧思岳轉去彰化某中學任教，學校就在彰化往鹿港途中，將他帶入鹿港反杜邦運動。這也改變了盧思岳的人生，真正把他推向社運。

那所中學當時有很多鹿港學生，盧思岳就跟同學說，要關心自己的家鄉，「如果周記抄座右銘，我只會批『閱』；如果寫自己的觀察與感想，我會認真與你對話。」就這樣，學生開始關心自己的土地，知道杜邦公司要來彰濱設廠，可能造成化學汙染等等；同時間盧思岳也擔任校刊社老師，並指導學生拿到全國學生文學獎第二名，那個學生叫陳文彬，後來成為導演、台北電影獎最佳男主角及彰化縣文化局長。

陳文彬是來自鹿港的後段班學生，從彰化高中被退學轉來，盧思岳看到他作文寫得不錯，開始拿左翼文學名著給他看，也幫他看稿、討論，把他從迷途中拉回，甚至參與了部分反杜邦行動。陳文彬曾在教師節寫著臉書：「當年盧老師發掘我在文學上天賦，鼓勵我創作並獲得全國學生文學獎，引導我對台灣文學與社會弱勢的關懷。」盧思岳成為陳文彬人生最重要的導師。

從小喜歡看武俠小說，也讓盧思岳有了俠客般的情懷。（攝影：鄭清元）

即使如此，盧思岳依舊不滿足於教書現狀，除了投入鹿港反杜邦運動外，課餘也開始參與其他社會運動，關心鎘米汙染，訪調公賣局收購釀酒葡萄弊端等，被情治單位跟監向校方舉發，「校長知道之後很驚嚇，希望我把學校本務做好就好。」結果盧思岳還將周記上的反杜邦師生對話錄，做成海報在鹿港展覽；帶領學生義賣美術課做的手工藝，將所得捐給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籌備會推動反杜邦。

1986年台灣還在戒嚴時期，但社會早已蠢蠢欲動，處於社會力解放邊緣，盧思岳參與的鹿港居民反杜邦設廠運動，成為台灣第一個政府推動重大建設，但是地方反對，人民不同意的先例，比陳定南在宜蘭反六輕設廠還早。

「當時在鹿港街頭參加抗議遊行的有穿皮鞋的仕紳，穿拖鞋的農民，還有打赤腳的漁民；十幾年後投入社造猛然回顧，那根本是一場地方反抗、復權的『社區運動』。我們那時要一個村一個村播放幻燈片講解國外汙染案例，我能用台語演講，就是那時候練就出來的；後來能在社區營造用台語講課，跟老人家對話，也要歸功於那時的磨練。」盧思岳說。

1987年3月12日，杜邦公司宣布取消鹿港設廠計畫，反杜邦運動也成為台灣首件環保抗爭導致外商終止投資計畫的事件。盧思岳也決定辭去教職，投入社會運動，「我去跟校長辭職，因為下學期已開學，我還問校長會不會耽誤學校課程，我也可以晚半年再辭。結果校長立刻婉拒，他說不敢耽誤我的前途，我想他只差沒放鞭炮吧？」

密密麻麻的手寫行程表與高鐵訂票，是盧思岳的日常。（攝影：鄭清元）

避免家人擔心 改行當記者

盧思岳北上，先擔任已故立委王拓任會長的台灣左翼政治團體夏潮聯誼會秘書長，成為專職社會運動工作者，「當時就是南奔北竄，恆春反核三也去，貢寮反核四也去，抗議台電也去，拯救雛妓也去，聲援原住民運動、協助學運組織也去……每天充滿鬥志，搞宣傳、搞組織、搞行動劇，每天都有新花樣。」

後來決定專心投入勞工運動，直到1989年豐原客運罷工事件被檢方起訴判刑，盧思岳開始有些疲累，「我以為父母不知道，結果起訴書、判決書送到戶籍地址，我媽繼我國貿系降轉中文系後，第二度哭腫雙眼好幾天，我也想要思考人生的下一步了。」
盧思岳後來轉任《台灣時報》記者，兩年升政治組組長，寫社論；再一年他轉行開影像傳播公司，製作《來自底層的聲音》、《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紀錄短片系列及《新聞黑白報》、《兩岸四黨麻將桌》帶狀節目等，在台灣衛視播出。

然而電視燒錢，資金無以為繼，只得收手。此時老長官王拓當選立委，邀他擔任國會辦公室主任，權力雖大，也帶進一批學運出身的得力助理，終究不是他想要的未來。幹了二年多主任，盧思岳辭職去協助老兄弟鍾喬創辦跨界文教基金會，擔任董事兼執行長，與差事劇團前進偏鄉、部落、社區做民眾戲劇工作坊及演出；同時也擔任無殼蝸牛聯盟執行委員，替弱勢發聲，推動無住屋者權益。

九二一大地震一來，把盧思岳震到了社造最前線。

盧思岳說，1999年他擔任無殼蝸牛聯盟十周年重回忠孝東路活動總策劃，邀請當年五位總統候選人到場簽署政策支票，八月底才剛辦完，就進醫院手術，把身上因為車禍裝的鋼板取出。沒想到九二一大地震一來，中部地區一夕之間增加眾多的「無殼蝸牛」與「破殼蝸牛」。

2009年九二一重建10週年，盧思岳帶領石岡人協會陪伴八八風災嘉義梅山太和社區茶園種樹，維護產業與生態的平衡。（照片提供：盧思岳）

工作站被掀桌拆招牌 來電只聽見電鋸聲

撐著柺杖，盧思岳以無殼蝸牛聯盟執委身分擔任九二一災區支援小組總領隊，帶領一批青年志工進駐台中縣石岡鄉，運用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與方法協助災後社區重建；接著串連九二一災區三十多個民間重建團隊，創立台灣社區重建協會，開始了一連串至今依舊堅持的社造志業。

在九二一震後的石岡，盧思岳親見滿目瘡痍、百廢待舉的災區慘況，就此展開長達七年從「災後社區重建」到「社區總體營造」的第一線工作，並於災後二年攜妻女定居石岡，成為石岡人。

「我住過國小操場搭帳棚、貨櫃屋，在被鑑定半倒的社區活動中心設立重建工作站，三遷租賃民宅，最後搬到鄉親捐用的貨櫃改良屋。」盧思岳說，進駐石岡的前三年很艱困，因為地方派系選舉牽扯及鄉親災後的焦慮跟誤解，「工作站曾被掀桌子、拆招牌、趕離社區活動中心；我曾遭辱罵、毆打、接到只傳來電鋸聲的恐怖電話，一度身心俱疲，差點撤站。」

盧思岳投身社造，把家搬到台中石岡，也常帶著女兒出入社區，體驗農村生活。（照片提供：盧思岳）

後來在志工與鄉親的鼓勵、支持下，「石岡人家園再造工作站」持續推動社區重建工作，三年半後全面在地化，成立「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常態推動社區營造；並引導青年幹部於2017年承辦「石岡區公所社造中心」，培力全區社區營造點至今。

對自己這輩子居住最久的新故鄉，盧思岳付出許多心力，包括引進各界資源，帶領志工、鄉親規劃執行諸多創舉，如發動災區第一次農產品直銷行動，銷售五百多萬元的石岡水梨；培訓、組織災區第一家農民合作社-石岡果菜生產合作社，建立第一個農產品直銷網站；將二百多年歷史、傾圮全毀的劉屋老夥房(土埆厝合院)，原地仿原貌重建為「土牛客家文化館」；發行《石岡人社區報》，至今180期不間斷，成為台灣發行第三久的地方報；成立第一個由災民組成的「石岡媽媽劇團」持續運作，並成為客家婦女自我成長、關心女性議題的代表性社區婦女文化組織。

而最大的特色是不依賴魅力領袖，培力可持續經營的公民組織：從工作站到協會的實踐過程，石岡人團隊依循制度更替了一個領隊、十屆六位理事長，交棒了一個主任、二位總幹事，卻仍可接棒傳承，持續推動社造工作，成果毫不遜色。「石岡參與的鄉親們都不是專職的社造人，但是因為心懷故鄉，在意地方，不但重建了家園，也重建了自己。」盧思岳說。

在地震次年，包括石岡在內的三個具社運背景的駐地工作站，開始攜手串連，組織三十多支九二一民間重建團隊的負責人和主要工作者，以「草根、協力、多元、行動」作為核心價值，於2001年成立台灣社區重建協會，推選盧思岳為理事長。開始進行基層社區培力、揭發重建補助弊端、調查研究受災戶及農業產銷；與行政院九二一重建會對話溝通，推動「改善受災戶居住生活補助費」及「引進中介組織成立社造中心」等政策；並在2002年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成立九二一重建區的社區共同產銷平台，執行「921車拼WTO」專案等。

盧思岳表示，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從只有骨架到形成血肉，從提出理論到各種層面的實踐，是歷經九二一地震「災後社區重建」的磨礪淬鍊，才能萌芽茁壯。

台灣社造聯盟則由盧思岳與郭瑞坤、林奠鴻、向家弘四位社造領導人捐資百萬、共同發起，於2006年成立；並建置北、中、南、東四區秘書處，其人力、物力開銷概由四位發起人的單位承擔。十六年來戮力耕耘，投入人才培力、觀念倡議、政策對話、典型塑造及情誼連結等工作；四位發起人也陸續各任兩屆理事長，即將在今年底全面交棒給中青代，完成世代交替、公民接力的任務。

社造聯盟發表的《2008社造宣言》中提出：社造，是從「社區營造」到「社會改造」。盧思岳表示，時隔十餘年，其價值與內涵經由聯盟青壯世代的再生產、再詮釋，大致已融入文化部2021年公佈的社造政策白皮書中，讓聯盟的觀念倡議與政策對話沒有白費。

盧思岳常到社區訪視輔導，傾聽與對話是他的生活日常。（照片提供：盧思岳）

只有改變社區 才能造就公民社會

人過中年，總有許多生命領悟，盧思岳說：「歷經社運的激烈抗爭，一回頭，往往在街頭的群眾散去後，發現他們回到生活中仍一如往常；衝撞政府即使改變了體制，卻沒改變自己。譬如1988年的520農運血濺台北街頭，雲林縣的農民回到鄉里，仍在選舉中接受買票。」

盧思岳表示，社會運動對改變政府治理有效，卻對培育公民未竟其功，「社造造人，只有改變社區、改變人，才能造就公民社會。」

獲得文化部第一屆社區營造獎的「社造貢獻獎」，盧思岳說他很感謝人生一路多個髮夾彎，讓他走到社造這條路，「社區營造就在日常生活中進行，不必很勇敢，不需要犧牲，可以吸引更多基層人民參與；它溫和到政府可以出錢，而賦權給人民出力。」盧思岳說，「只有參與才能改變社區，進而改變自己。」

盧思岳經常做社區訪視，竹筏划槳也是特殊的交通工具之一。（照片提供：盧思岳）

盧思岳表示，投入社區營造至今不曾後悔，很期待能帶動更多常民百姓參與公民社會的建構。尤其感念跟他在九二一重建區共同學習、打拼成長的那批六年級夥伴。他們自稱「盧大哥旗下藝人」，即便離職多年，至今仍與他時相往來、彼此關懷；即使已建立自己的工作團隊，培力更年輕世代參與社造工作，也仍維持分工合作、快樂承擔的組織文化。看見他們在社造聯盟做好全面接棒的準備，內心很欣慰。

「但在實踐的過程中我也深刻體會，社區營造只是台灣邁向公民社會的路徑之一，仍有其侷限性；隨著台灣社會和時代趨勢發展，社造的內涵與方法也將持續演變。」盧思岳說，「社造這條路沒有終點，需要跨世代公民持續接力；但確定的是，我會一直在路上。」

盧思岳用社造看見台灣，也身體力行，為社造做了最佳示範 。（攝影：鄭清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