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岸的船，遺落的人

提及「灣生」，一般會聯想到日治時期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但其實，還有一群在台灣長大的韓國「灣生」，迄今依然在這塊土地上努力生活。

1910至1945年，日本統治朝鮮半島，當時有3千多名韓國人來到同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工作謀生。在二戰戰敗後，日本大舉撤僑，一艘艘大船把日人陸續載回母國，但駛向韓國的船卻僅有一艘，又緊接著碰上南北韓戰爭爆發，這艘離岸的船就再也沒回過頭，沒把這群被遺落的僑民接回家了。

而滯留的358名韓國人，就只能港邊落地生根，以基隆正濱漁港旁的勝利巷（現中正路656巷）為起點，在港邊等待著那艘未知的船。將近80年後的今天，第一批抵達台灣的韓僑早已化成一縷青煙，飄回了心心念念的故鄉，但第二代的「灣生」與第三代子女卻在台灣各地開枝散葉……

這群「韓留」後代現在怎麼生活、把台灣當成家了嗎？成了今年入圍韓國國際紀錄片影展DMZ-Docs的作品《離岸的船》，導演黃威勝、許鴻財與企編黃麗如三人，渴望用鏡頭找尋的答案，也讓我首次知道原來這座島上，還有這群被遺忘的「灣生」。

韓國「灣生」金賢淑離開基隆勝利巷後，到台中做起了泡菜生意，儘管在台灣生活時間遠長於韓國，甚至57歲才首次踏上祖國土地，但仍保持韓國籍，不考慮歸化中華民國國籍。（圖片提供：鏡電視）

一紙公文與不回頭的船

「我的故鄉第一個本來是韓國，可是我是在基隆出生、土生土長，受過台灣教育，朋友也是台灣人，所以我覺得我的故鄉是基隆。」韓國「灣生」、79歲在台中經營泡菜工廠的金賢淑奶奶，對著鏡頭這麼定義著自己的故鄉。

《離岸的船》團隊在國史館找到了一張備註「速件」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文，上面寫著：「各縣市政府，台北號於民國35年2月11日駛韓，請即轉飭韓僑預赴基隆聽候遣回」。就這張薄薄的紙，讓住在高雄的金賢淑父母，舉家北上，甚至賣掉了所有家當。

「因為要回韓國了，路途上媽媽說想吃什麼都可以」，大金賢淑11歲的姊姊金妙蓮，更對準備搭船的過程歷歷在目。受日本小學教育的她，用流利日文闡述著回憶，當時大家都很興奮能盡興吃，不料卻食物中毒、拉肚子，導致全家得在旅館先休息一天，沒想到隔天再去港口時，唯一一艘駛向韓國的船早已開走，金妙蓮至今都還記得媽媽蹲在地上哇哇大哭的模樣。

船走了，怎麼辦？金賢淑說，後來父母就帶著他們5個孩子，待在基隆等船。和她同樣背景的韓國「灣生」們，童年自此圍繞著這條有點濕暗的巷子。

曾經，街區每天早上會升韓國國旗，一旁的韓僑小學早上教韓文、下午教中文，還會教跳韓國舞、唱《阿里郎》，家家戶戶製作泡菜，巷弄間夾雜著日文、韓文、閩南語，勝利巷也被視為基隆的「韓國村」。

孩子年紀小，不記得1946年撤僑被拋下的痛，但長輩記得。金賢淑說，雙親都沒等到船開回來，就在台灣過世了，父親生前特別交代孩子：「以後你們長大，一定要把我的身體全部拿到韓國，假如真的沒有辦法回去，拿到海邊丟到，我會游泳自然而走（游回去韓國）」，最後和母親一起被帶回韓國，安葬在專門給海外僑民、位於忠清南道天安市的墓地。

思鄉情懷之際，韓國人對自身國家強烈的認同感、民族性，也流淌傳承在留台韓裔後代身上。

儘管金賢淑57歲那年，才第一次踏上韓國土地。在台灣出生、嫁給台灣人，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她，仍持有韓國國籍、沒選擇歸化，甚至像父親一樣，告訴第三代在台韓裔的兒子：「我死的話，不想埋在你們家，把我丟到海裡去，自然自己走了（游回韓國）」，想被埋在父母韓國的墓地旁邊。

《離岸的船》企編黃麗如告訴我，不只金賢淑，許多在台韓裔不管在台灣待了多久，對韓國的情感還是很密切，抗拒改變身份、成為台灣人或領台灣身分證，「那感覺是我背叛了韓國」。

但沒有台灣國籍的代價，是這群7、80歲的爺爺奶奶，仍得每3年到移民署辦理居留證延簽，更遑論享受台灣給予的福利，「環境跟政治意識會影響到人生的選擇啊」，黃麗如感嘆。

紀錄片《離岸的船》入圍韓國韓國國際紀錄片影展DMZ，背後團隊為導演黃威勝（中）、許鴻財（左）與企編黃麗如（右）。（圖片提供：鏡電視）

童年的勝利巷成在台故鄉投射

等到2020年，黃威勝、許鴻財、黃麗如3人拜訪勝利巷時，雖然地理位置沒變，但街景早已不是金賢淑奶奶腦海裡，全然相似的模樣。白天是市場的勝利巷，伴隨正濱漁港興衰，一攤難求盛況如今僅存零星店鋪，韓僑小學消失了，過去的住家也多少被改建。

黃麗如解釋，如同日治時期第一代韓人來台，是為了過更好的生活，正濱漁港因一度因無法負荷漁業轉型而沒落，留在台灣的韓僑與後代，也因求學、經濟、婚姻等各種原因逐漸離開這條巷子。

而半世紀前嫁來台灣的黃太任與她經營的美容院，成為最後一戶留在勝利巷的韓國人，數十年如一日，亮著燈，做美髮也做新鮮泡菜。

黃威勝指出，這間開了超過40年的美容院，不僅是饕客口耳相傳的隱藏泡菜名店，對其他離開勝利巷的「灣生」來說，那股香味和熟面孔，與巷口仍以韓文傳教的基隆韓國教會，都成為了他們對故鄉思念的投射。

黃太任是第一代來台韓籍新娘，因韓國民族性強，韓僑公公要求「灣生」兒子娶媳婦，一定得是韓國人，甚至兩個在台出生的孫子，現在已是4、50歲的成年人，也持有韓國護照。某種程度，國籍像是和遠方熟悉又陌生的祖國間，小小的羈絆，捨不得放棄。

25歲來台，黃太任已變成76歲的「金奶奶（老公姓金）」。雖然仍心繫韓國，她也坦言，現在回韓國已像客人，甚至體質變得習慣台灣的潮濕氣候，只要冬季回韓國老家，皮膚就會紅腫乾癢，一回台灣就會自然痊癒，「在這裡已經習慣了，也是我的家」。

但黃太任也忍不住感慨，若從公公那輩算起，家族已駐足扎根台灣逾百年，夾在中間的國籍問題，依舊是難以言喻的困擾，「韓國人不是韓國人，台灣人也不是台灣人，我的孩子很吃虧啊」。

開設美容院的黃太任是基隆勝利巷最後一戶韓國人，25歲時嫁來台灣，跟「灣生」老公結婚，現在已是70幾歲的奶奶了。（圖片提供：鏡電視）

身分認同掙扎 是否落地的腳與心

「他們的內心仍舊是居無定所的感覺，認為自己是永遠的外國人」，導演之一的許鴻財這麼形容，身為來台求學的緬甸華僑，現已留在台灣近10年的他，坦言對這群奶奶們、韓僑後代在台的心情格外能共感。

而這種身份認同的困擾，在另一名「灣生」受訪者、水晶唱片創辦人任將達身上更為明顯。黃威勝指出，任將達的爸爸是韓國人、媽媽是日本人，台灣出生的他則是韓國籍。每當要打亞洲各國齊聚的瓊斯盃籃球賽時，就會很焦慮該幫誰加油，「韓國日本打，要站在誰那邊？台灣贏了日本到底該開心還是難過？」

黃威勝與年齡相仿的黃太任兒子聊起棒球時，對方也會忍不住詢問：「你是不是很討厭韓國人」，在當時的社會氣氛下，黃太任的兒子坦言，在求學期間，會刻意不凸顯自己韓國人的身份。

黃麗如補充，台灣的歷史背景不僅只有國共內戰，在東亞地域有其特殊位置，因此這塊小小的島嶼上，才會聚集這麼多不同的人與故事。到現在許多東南亞新住民也來到台灣，他們的第二代也會有身份認同的問題，「我是台灣越南混血，那我究竟是哪一國人，在校園裡可能也會想隱藏越南人身份，這個問題一直都存在，只是現在社會的包容性到哪裡了？」

每次問奶奶們故鄉在哪裡，大家總會游移在基隆、勝利巷和韓國之間，而非台灣，導演許鴻財觀察：「他們的內心仍舊是居無定所的感覺，認為自己是永遠的外國人」。（圖片提供：鏡電視）

最後，關於片名為何取為《離岸的船》，許鴻財輕聲、真摯的說明，一方面指的是那艘去了就沒回來的船，另一方面，這群在台韓裔也像飄在遠方的船，「就算在台灣生活了50到70年，但他們的腳和心，好像從來一直沒有落在地上過」，每次問奶奶們故鄉在哪裡，大家都會游移在基隆、勝利巷和韓國之間，而非台灣，「但那條勝利巷根植在她們的生命裡」。

許鴻財和黃麗如都觀察到，每當這群長輩走回巷子、基隆港口時，彷彿空間有種魔法，會把他們吸回童年時期，忘卻這將近5、60年歲月刻在身上的滄桑，倒回到當年無憂無慮、唱著歌、勾著手，和街頭巷弄玩伴嘻笑玩鬧的回憶，其所賦予的力量，難以用言語形容。

那艘船確實走了，人也留下了，但故事還得繼續寫著，聽完鏡頭裡的奶奶和鏡頭外的導演、企編分享後，想吃泡菜也想到基隆走走了，謝謝他們願意講、他們願意記錄，讓這群「灣生」不會隨著離岸的船被忘記，漂泊在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