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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男性的）藝術的故事》
第四章
戰爭、認同與巴黎前衛
「我不認為有任何男人曾以平等態度對待女人，而平等正是我的要求──我知道，我的價值不亞於他們。」
──貝忒．莫里索，1890
1874年，一群脫離沙龍展傳統和絲滑學院美學的藝術家出現在巴黎，人們用印象派（Impressionists）稱呼他們。這群藝術家以一場徹底顛覆藝術體制的展覽登上舞台。他們獨立辦展，而且辦在不同於沙龍展的另類空間裡，第一次是一間前攝影工作室。這群藝術家創造出一種革命至極的風格，至極到隨後的一切都無法不將它考慮進去。
隨著鐵路出現和周遭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印象派藝術家努力捕捉轉瞬即逝的「印象」，而非靜態、固定的影像。他們拒絕位居高端的歷史畫，轉而從事小規模創作，從當代生活中擷取主題。他們偏愛繁忙的巴黎戶外生活〔經常在「戶外」（en plein air）作畫──這得感謝當時剛發明的管狀顏料，讓藝術家不必被綁在工作室裡〕，他們打破以往的現實幻象，利用充滿光線、一閃而過的小色塊，傳達生活在這個令人興奮的嶄新世界裡的節奏步調。
事實證明，對女性而言，印象派是個既有利又限制的運動。1870 年代時，藝術教育依然僅限於有能力聘請私人教師者，而社會習俗也阻止中產階級女性在沒人陪伴的情況下上街閒逛。反之，男性則可流連於酒吧和咖啡館，到遠方旅遊，隨心所欲地畫他們喜歡的主題。酒吧和咖啡館變成他們筆下的重要主題，以及聚會碰面的場所──位於蒙馬特的蓋爾布瓦咖啡館（Café Guerbois）和新雅典咖啡館（Café Nouvelle-Athènes）尤其受到青睞。印象派女性藝術家則不然，她們只能畫一些閨房和家庭領域的個人經驗與視角。貝忒．莫里索（Berthe Morisot , 1841-95）就是將這些場景發揮到極致的藝術家之一。
莫里索透過她與上層階級女性的交往，以生動親密的角度捕捉到她們的私密世界，哀嘆她們缺乏獨立，但也歌頌她們的小自由。莫里索是1874年第一屆印象派大展唯一的女性參與者，她的繪畫事業蓬勃發展，在印象派1874到1886年間所舉行的八次展覽中，她有七次展出作品（唯一一次缺席是因為女兒出生後她病倒了）。她以快速、輕盈、時而粗糙的筆觸和主題備受讚譽，描畫的範圍從家庭生活到時尚的中產階級。就主題而言，我認為《斜倚的灰衣女子》（Reclining Woman in Grey , 1879）是她最精彩的傑作之一，這張畫布因為邊緣的隨意留白看似尚未完成，卻將我們帶進一片由幾乎無法控制的銀白碎形所構成的海洋。雖然我們是在室內場景看到這名女子，但她表情活潑，散發出的溫暖與光輝，在在暗示出現代女性日益提升的自信與獨立。而莫里索筆觸所呈現
的速度感，也複製出現代性的步調──彷彿我們是在一個瞬息萬變的世界裡捕捉到這位主角的一抹神采。
莫里索出身巴黎中上階級家庭，她與姊姊愛德瑪（Edma）從小就展現出過人的藝術才華，她們得到雙親鼓勵，為她們聘請了好幾位優秀導師。其中一位驚訝（且驚嚇）於兩姊妹的才華，並做出這樣的報告：「你們的女兒很有這方面的興趣，我的教學不僅能讓她們用才華取悅別人，她們甚至能成為畫家。你們知道這意味什麼嗎？在你們的環境裡，這將是一場革命，或一場災難。」
這兩位年輕女子渴望獲得進一步的機會（而且顯然並未因即將來臨的「災難」感到困擾），持續接受當時一些傑出藝術家教導〔例如卡密爾．柯洛（Camille Corot）〕，到了1864年，兩人已獲准在知名的巴黎沙龍展出。愛德瑪雖然早年相當成功，但在1869年因結婚而被迫放棄她的藝術追求。莫里索在同一年繪製的《窗前的藝術家姊姊》（The Artist's Sister at a Window）中，捕捉到姊姊對自身困境感到悲傷。從敞開的窗戶可以看到對面陽台上正在交談的人物，她利用這樣的室內角度，讓我們留意到那些社會藩籬，它們不僅束縛了身為女人的姊姊，也框限住她做為藝術家的角色。
幾年後，莫里索在第一屆印象派大展中出道，展出姊姊的另一幅肖像，《搖籃》（The Cradle , 1872）。評論家瞧不起莫里索描繪愛德瑪和她的新生兒，說這是一幅歌頌母職的「甜」畫，但這件作品的意義遠不止於此。這幅畫同時充滿了緊張與溫柔。愛德瑪看起充滿愛意地凝視自己的孩子，但她深思熟慮的姿態，以及將這兩位人物分隔開來的那條對角線，似乎都在暗示身為母親的複雜情感（畢竟，她被迫為了這個新生命放棄她的藝術）。和歌頌母職的刻板圖像相反，愛德瑪挑選的時尚服飾（一件蕾絲鑲邊的白色襯衫，配上緊身條紋外衣，還有一條黑色頸鍊）透露出，她依然努力想活出現代女性的模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