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界邊緣人1 / 東馬無國籍者身分夢魘 城市邊緣夾縫中求生存
東馬有多達百萬無國籍人士,多半屬於蘇祿族或巴瑤族,巴瑤族也包括在海上生活並依賴捕魚為生的海巴瑤族群,自古以來並沒有疆域意識,自由來去沙巴、菲律賓與印尼之間海域,但這群無國籍人士沒有合法身分證,被迫在城市邊緣夾縫中生存,馬來西亞政府數十年來無法提出具體解決方案,他們的茫茫未來仍看不到希望。
(中央社記者黃自強沙巴26日專電)東馬來西亞沙巴首府亞庇(Kota Kinabalu)街頭,鄰近大樓與建築工地不遠的低矮樹叢空地,映入眼簾的是廢棄木板破屋,小朋友成群在泥濘土地赤腳玩耍,這裡是當地人通稱的「黑區」,生活條件惡劣,衛生堪慮,他們是無國籍人士,沒有身分證,被迫在城市邊緣夾縫中生存,淪為東馬難解的政治習題。
沙巴有多少無國籍人士?連沙巴本地人都不清楚,遑論諸多未曾造訪的西馬人,沙巴太平紳士(Justice of the Peace)胡逸山表示,沙巴總人口逾300萬人,將近100萬人是無國籍人士,比例近整體人口1/3,的確值得聯邦與州政府重視,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容許這種現象。
胡逸山對來訪記者說,這個問題在東馬既複雜又敏感,從地理位置與歷史溯源或能梳理頭緒。沙巴位於婆羅洲北部,諸如古納(kunak)、仙本那(Semporna)、拿篤(Lahad Datu)、斗湖(Tawau)等東北城市,非常靠近菲律賓南部,這裡也是早期蘇祿王朝統治所轄區域,蘇祿族(Sulu)或巴瑤族(Bajau),以及終年居住在船上以海為家的海巴瑤(Bajau Laut)族群經常跨越蘇祿海遊走,沒有國界藩籬限制,更沒有所謂的國籍意識。
1970年代菲律賓南部動亂頻仍,產生很多流離失所平民,這群天生的海上蛟龍被迫以難民身分逃到沙巴,大馬政府的寬容懷柔態度,也是造成沙巴無國籍人士人口逐年攀升原因之一。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定義,每分鐘就有20人因戰爭、迫害或恐怖行動而流離失所。無國籍者也被歸類為流離失所者,他們沒有國籍,不屬任何國家,沒有公民身分,無法享受醫療、教育或就業等權利。
無國籍狀態普遍來說是人們對特定群體歧視所導致,但東馬的無國籍人士問題顯非如此,其中涉及複雜歷史與人為因素,數十年演變更顯治絲益棼,不僅未理出頭緒,還愈理愈亂。
人為國界藩籬
胡逸山分析,大馬政府從1970年代起的歷任政府,對這群來自菲律賓南部、幾乎都是信奉穆斯林的蘇祿族或巴瑤族群,採取寬容懷柔態度,但始終沒有給公民身分,這些難民迄今很多已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於第四代子孫,「都沒有任何身分證明文件」。
非政府組織「彩虹希望」(Rainbow of Hope)學校董事主席蔡威雄(Mark Chai)也認同胡逸山觀點認為,沙巴迄今每3個沙巴人中就有一名是無國籍人士,當年的確以難民身分逃到沙巴。時至今日,如有自稱從菲律賓跑到沙巴的「難民」,純粹是尋找更好工作機會的非法移民。
記者在當地人士陪同下,深入在地人鮮少踏入鄰近鄉村發展合作社(KPD)旁的樹叢空地「黑區」,這裡聚集大約100戶共約600名的無國籍人士,30歲的蘇祿族青年賈伊(Jai)獲悉記者來意,分別出示由沙巴州政府首長公署(JKM)核發「確實存在並在這個地方居住」證明文件,以及排行第四的弟弟賈米爾(Jamil)擁有俗稱難民證的IMM 13。
曾經於2018年被警察逮捕並遣送回菲律賓、2019年再「偷渡」回沙巴的賈伊無奈地說:「這張紙不是出生證明,只是證明有我在這個地球的存在,根本不能合法讓我居留,如果警察看到這份文件還是會抓我的。」
個頭魁梧的賈伊原本在大馬酒吧兼作打手圍事,曾擁有難民證,但被警察抓捕後當場剪卡,目前僅留存這張由沙巴州政府首長公署核發毫無作用的象徵性文件,「我昔日還夢想能申請有永久居民身分的紅卡,利用紅卡考駕照,增加工作機會,但老天連這個機會都不給我」。
移民政策燙手山芋
藍色身分證(MyKad)對大馬人並不足為奇,無國界人士卻夢寐以求,擁有它無異是人生命運轉捩點。多數世代於沙巴的蘇祿族或巴瑤族僅有一張、由沙巴州政府首長公署核發「確實存在並在這個地方居住」證明文件,僅有少數擁有IMM 13,絕少數能成功再拿到紅色的永久居留證,如拿到暫時在大馬居住的青色身分證已難能可貴。
同樣是蘇祿族的43歲婦女魯斯娜(Rosnah)則是其中相當幸運的一名無國籍人士,她住在隔壁的「黑區」村落,今天過來拜訪同為蘇祿族友人,她雖開心地出示青色身分證,但5年更換一次,規費高達馬幣60令吉(約新台幣400元)。
魯斯娜說:「這筆費用對擁有合法身分的大馬人並非難事,只要努力工作即能獲取同等薪酬,但我們沒有身分,只能打『黑工』,報酬遠低於合法薪資,對於老闆盤剝,欲哭無淚。」
魯斯娜的坦率談話引發同桌蘇祿族魯穆英(Muin),以及他的蘇祿族、巴瑤族混血太太梅(Mai)的共鳴。梅說,她沒有先生的幸運拿到難民證,「我每天都要躲著警察,擔心被警察盤查或勒索,生活隨時面對恐懼,希望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可以安定生活」。
「當天我在工地打工,就在中午休息的時候,mata(警察)突然出現並盤查身分…我啥都沒有…也沒有俗稱難民證的IMM13,最後一再拜託,罰款馬幣500令吉,幸好沒有被關進移民局的扣留營『紅屋」』(rumah merah)遣返」,在建築工地打粗工的巴瑤族青年阿瑪德(Akmad)餘悸猶存地說。
即便東馬面對為數多達總人口1/3的無國籍人士殷切期盼,但大馬的移民政策仍牛步化或停滯不前。曾於2022年11月代表人民復興黨(Parti Warisan)參與全國大選、競逐沙巴州國會議員的楊顏殷說,大馬將難民分為持有難民證(IMM 13),以及沒有難民證的翠鳥卡(Kad Burung-burung)與人口普查證(Sijil Banci),這些證件由移民局、沙巴首長公署和國家安全理事會(MKN)頒發。
難民證主要提供給1970年代菲律賓南部動亂並逃亡到沙巴的難民,目前人數至少逾13萬名無國籍人士持有難民證。官方曾統計以2016年數據為例,說明持有難民證有5萬1645人、普查證有4萬7518人、翠鳥卡有3萬6892人。
不過,蔡威雄認為,這個數字會持續滾動,他們經常往返菲律賓南部,居無定所,即使常居亞庇、斗湖、仙本那或山打根的無國籍人士也經常搬遷,難有精確統計數字,坊間認為近東馬沙巴總人口的1/3,接近100萬人。
記者實際走訪過程中也與多位耆老訪談,多半認為錯誤的決策是導致移民政策搖擺不定而錯綜複雜主因。其中一位不具名耆老說,2019年就曾發生無法解釋「翠鳥卡」由來爭議,時任蘇拉曼區州議員的哈芝芝諾(Hajiji bin Noor)也為此槓上副議長阿莫阿都拉曼(Ahmad Abdul Rahman)事件。
根據楊顏殷分析,沙巴數十年來雖意識到這群無國籍人士或稱這群被國界藩籬束縛的「非法移民」,造成諸如治安、經濟、整體形象等負面社會資本,卻囿於政治內鬥或當地居民反對等因素,導致沒有辦法針對無國籍人士提出具體可行、符合人道救助的移民政策。
淪為選舉工具的無奈
從沙巴過去選舉觀察,無國籍人士期盼屢屢落空,總是淪為政客競選工具或籌碼。東馬不願透露姓名的政治評論員指出,東馬昔日曾發生無國籍者大選前忽然拿到身分,一夜之間變成公民,條件就是要投票給特定執政聯盟,但當選舉結果揭曉,身分證被警方撤銷,聲稱那是假身分證,公民權歸零,重新回復無國界人士之身,變成無止盡的惡性循環。
熟悉東馬政治發展人士說,1990年代「身分證計畫」(Project IC)盛傳讓有諸多無國籍者或非法移民擁有身分證,登記為選民投票,這項計畫導致大批到沙巴的菲律賓南部穆斯林取得國籍,改變人口比例與政治生態,影響深遠。
這名評論員也以沙巴州政府原本要在2020年6月實施沙巴臨時准證(PSS)為例,說明政府欲取代遭外界詬病的難民證、翠鳥卡與人口普查證,解決無國籍者身分問題,但同年1月的金馬利(Kimanis)國會議席補選,這項沙巴臨時准證措施成為反對陣營「國民陣線」(Barisan Nasional)砲轟焦點,致人民復興黨補選失利,未能搶下議席。這項政策最終也在沙巴州政府以聽取民意為由取消。
時至今日的難民證依然無解,目前居住在大馬第三代巴瑤族的無國籍者諾瑪(Normah)說,政治人物出爾反爾,他們已移居數代於此,身分認同就是沙巴人,但始終被當成選舉工具,彷彿這是宿命,代代受困身分囚籠,命運交織離不開政治擺弄操作。
東馬這群無國籍人士僅能藏身暗處,「想要張身分證真的很難」!(編輯:陳惠珍/ 馮昭)112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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