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 威權體制便於防疫利於宣傳 中共成功重塑民意

（中央社記者邱國強北京23日電）在武漢肺炎的起源地中國，人們在疫情初期曾對官方作為高度不信任。一年過去，在官方強力篩選訊息及宣傳下，加上歐美防疫不彰，中國民眾反而對本國的防疫表現普遍感到自豪。

中共最令世人瞠目結舌的手法，就是往往能利用強力的社會管制、精細的訊息篩選，以及巧妙的宣傳手法，把「壞事說成好事」。在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武漢肺炎）的疫情上，就再度顯現中共的「制度優勢」和「制度自信」。

這種「制度優勢」和「制度自信」的根源，自然是中共在以威權模式，掌握中國自上到下、從裡到外的管道與資源。既能壓制源頭流出不利訊息，也能箝制媒體報導不利訊息，更能管制民眾傳播不利訊息，同時還能強制民眾接受封城及集體檢測。最重要的，在這樣的威權體制中，還缺乏有效的監督力量。

以上這些作法，在包括台灣在內的民主國家，除了強制民眾接受封城，以及少部分的集體檢測外，其他都是不敢做、不想做、也不能做的。但中共的威權體制在疫情的阻隔上，卻不可諱言地取得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例如在疫情中心的武漢，官方在疫情初期強力封城、封社區，時機雖已遲誤，但中國內部終究未再產生第二波疫情蔓延。只是手法過於粗糙，經濟及社會代價極高，民眾怨聲不斷，甚至出現民眾當著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的面前大聲抱怨的窘狀。

雖然這讓中共官方此後沒再實施相同規模的封城，但強封邊境小城、社區、村落直到疫情解除的做法，迄今沒有間斷。

大規模封城、宵禁等做法，在疫情嚴重的歐美國家，後來成為常見的防疫措施。但他們做不到、中共卻做到的是，在掌握網路平台控制權的基礎上，進一步套取個人資訊強推紅、黃、綠燈號的「健康碼」。利用就醫就錄、居住地，乃至於曾到過的地方，決定民眾能否前往他地，或進入公共場所。

「健康碼」如今成為中國民眾手機裡必備的程式，重要性甚至高於身分證。這也讓中國各地得以管制健康有疑慮民眾的流動，便於追蹤管理，卻也連帶讓所有人民的行蹤隱私，暴露得無影無蹤，成為官方掌握人民的工具。

這樣的優勢，的確讓中國的疫情獲得有效控制，也造就了中共重塑形象、扭轉民意的資本。相形之下，那些有所不為、平常還被中共劃為「敵對勢力」的歐美國家，因為防疫不彰，反成為中共最好的「對照組」。

平時總被比下去的中共，反倒在宣傳上把這些「敵對勢力」比了下去。這些防疫表現不佳的歐美國家，成為中共把「壞事說成好事」的「最佳談資」。像央視每晚的新聞聯播，末段除了總會播報全球染疫病例數字外，更常加上美國的數字，藉此凸顯自己的防疫成績。

藉由這些，中共不但成功地「大內宣」，讓不少民眾有了「中國防疫全球第一」的印象，如今進而能「大外宣」，向全球宣傳中國的防疫經驗，甚至暗地奚落歐美國家。這樣的「大外宣」，又可再循環利用為「大內宣」。

幾番循環下，在無法充分獲得訊息的一般中國民眾心中，中共的「制度優勢」油然而生。如今，不少中國民眾的想法是，中共是有「這個那個」的問題，但遇上疫情這種大事，「還是要共產黨才有辦法」、「民主國家就是沒辦法」。

在其他國家，若是以中共模式處理疫情，執政者及其政黨將受到怎樣的重創，可以想見，更遑論如何在開放的社會及媒體「把壞事說成好事」。

然而，中共就是能「化執政危機為轉機」，原因就在於威權體制下缺乏有效、有力的監督力量，導致疫情初期的資訊隱瞞、黑箱作業及失當處置，進而使疫情迅速蔓延出武漢，遍及中國，乃至於全世界。

事實上，中國民間一直都不乏程度不一的監督力量。例如每天撰寫一篇「武漢日記」的作家方方，她的筆鋒並不帶刺，而是在平鋪直敘中呼喚人們思考。又例如深入疫情中心武漢採訪的張展及陳秋實，提供的是不受官方篩選、官媒不會去報導的角度。

但上述3位人士，方方遭到中共官方發動的圍攻，讓她從「良心作家」被打成了「黑心作家」、「裡通外國的黑文人」；陳秋實和張展更是行蹤不明了幾個月。最後，陳秋實被嚴控在家形同軟禁，張展更被重判4年，身心受創。

還記得李文亮醫師罹患武漢肺炎病逝後，曾引起中國民眾的強烈悲憤，中共官方一度招架得十分踉蹌。如今，中國網路卻出現「李文亮不是第一個吹哨人」，以及李文亮之死是因為「接受太多境外媒體採訪，治療被干擾」等洗地文。然而，給予正面回應者，卻不在少數。

在中共的威權統治和「壞事說成好事」的宣傳模式下，這一點也不意外。（編輯：楊昇儒）110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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