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家菜是從陪酒文化的那段時空生長出來,與早期台灣料理結合,長出新的樣貌,焦桐一進門說話就很直接,「我到現在都很懷念那個地方,很迷人的地方,叫那卡西來,一群朋友在那邊唱歌,旁邊有酒女陪伴,餵你吃東西啊,跟你撒嬌啊,幫你倒酒啊,邀你唱歌啊。」
焦桐瞇著眼,宛如那個曾經回到了眼前,「然後一杯酒底下就墊著小費啊。」深陷在這間老式咖啡館的破舊木椅裡,手上的小叉子翻弄著老闆娘特地送的小點蛋糕。「銷金窟」-焦桐沒有懸念地下了這個結論。
焦桐是知道的,酒家菜底細他很清楚,「我是研究飲食文化,所以酒家菜一定會碰到的啦。」他從台灣的發展史開始談,「一府二鹿三艋岬,日治時期的時候,大稻埕已經變成全台灣最有錢的地方。」他解釋,酒家大部分集中在那邊,日治時期是第一代,叫酒樓,有藝旦、藝伎陪酒,「第一代酒家沒了之後,就沒有了藝旦、藝伎,變成酌婦,也就是酒女。」
「日治時期的酒家,是很有文化的,比如江山樓那個在前場服務的經理,叫郭秋生,他是《南音雜誌》的創辦人,台灣第一次的鄉土文學運動,他就是主將,主張用台灣話來寫文章。」郭秋生是台北新莊人,畢業後就在江山樓前場服務,也因為這樣跟文人多有接觸,1930年台灣文藝協會成立時,他還出任幹事長。
戰後的酒家,就是高級餐廳,焦桐說,「戰後台灣幾乎沒有像樣的餐廳啊,小吃是有的,路邊攤是有的。」但要吃像樣一點的宴席料理,就得要去酒家。經濟起飛的70年代,酒家在台北大稻埕依然興盛,然後興旺到北投去,「酒家是一個,不管黑道、白道,做生意或幹什麼,都會在那邊喬事情。」
焦桐最喜歡的酒家是北投吟松閣,那已經是第二代的酒家,在戰後1970年代的北投,那是那卡西的發源地,「那種鶯鶯燕燕的地方,是男人通常不喜歡講他去過的地方。」撫著下巴,他還在回味,「不只喝酒,還有吃菜,整個空間,都很迷人。」
拉著話題,把焦桐從回味之中拉回來,得談談菜,吃起來到底如何?「我的觀察是,酒家菜是以福州菜、江浙菜、日本料理這三種菜系混合在一起。」欠了欠身,焦桐換個姿勢坐得挺了一點。
「福州菜清淡偏甜,大量使用紅糟,最有名的就是佛跳牆;江浙菜則是因為很多上海人到台灣來會去酒家,所以就有了江浙菜。」日本料理就很好了解,焦桐笑說,畢竟日本人殖民那麼一段時間,戰後又與日本常有經商,所以時常有日本人到酒家去,當然會有日本料理。
「酒家菜是以大量乾貨、罐頭來做的,魷魚螺肉蒜、番茄排骨湯,還為了鼓勵客人喝酒,拼命炸東西給他們吃。」焦桐說還有烏魚子,這種乾貨最方便,高檔又能快速出菜,「還有排骨酥,聽到排骨酥,就知道一定會有紅糟三層肉、卜肉、炸溪蝦啦、鹹酥蝦,反正油炸的拼命炸給你吃。」焦桐扳著手指數著,還有芋頭酥、五柳居魚,「其實是五柳枝魚啦,五柳居是寫錯的,五柳就是五柳羹,酸酸甜甜一點點辣,魚炸好之後,把羹湯淋上去。」焦桐說,但後來去查資料,兩種說法都有人支持,看來真實稱呼已成謎團。
但吃的滿嘴油滑,也總是會膩,要清口,「所以冷菜也是一定會有,沙西米也一定會有。」湯品也解膩,那道魷魚螺肉蒜外,「還有佛跳牆,那是一定有的。」焦桐說佛跳牆就是福州的首席名菜,但在福州主要以陸味為主,到台灣來以後才有了海味,「福州那邊就是雞啊、鴨啊,什麼豬腳啊這些;台灣這邊就有時候會加入海參、鮑魚、魚翅、干貝啊,都可能加進來。」
「酒家菜是台灣特定時空下所形成的菜系,後來全部都被納入台菜裡面,所以今天不管是金蓬萊、興蓬萊、賓王這些餐廳,要吃酒家菜,其實真的就是當時的那些菜。」焦桐嘴沒停過,每說一道就像吃了一道,講了一套宴席,像真的走了一趟酒家。
「台灣菜是很特別的,有時候你會覺的是有容乃大,一種海洋性格,容納很多外地來的東西,然後在這個移民社會,長出來自己的樣子。」焦桐用生魚片舉例,「日本人都切得薄薄的,但台灣人覺得不夠派頭,就切得厚厚的。」日本人喜歡用山葵研磨蘸著吃,細嚼慢嚥地,焦桐揮著叉子,「可是台灣人覺得山葵好貴,我們用芥末粉泡醬油攪一攪,整個蘸滿了這樣來吃,吃法很豪邁,這是台灣人才會的。」生魚片的吃法,來到台灣就微微轉了個彎,成為台灣式的吃法。
「再舉個最明顯的例子,和漢料理,龍船生魚片,這個日本沒有、台灣才有,一艘船裡面有各式各樣的生魚片、干貝、牡丹蝦、扇貝、帝王蟹、海菜,最重要的是旁邊要用乾冰來營造氣氛,我都把這種生魚片叫電子花車版本生魚片。」焦桐笑的曖昧,說生魚片跟電子花車女郎一樣,基本上都沒穿什麼衣服,還一定要在旁邊用乾冰營造氣氛,「這個是生猛有力的台客文化。」
焦桐說酒家菜會出現,就是因為台灣的飲食文化是如此這般,選擇性地、因地制宜的把各地菜色吸收進來,不斷進化。
那天談完菜,焦桐嘆了口氣,輕聲說縱使現在菜式都保留了下來,但是還是已經找不回當年酒家的氛圍,鶯鶯燕燕的呢喃耳語,大口喝酒、吆喝的畫面,這是已經嚐不到的,酒家菜沒有變,但是質地還是已經不太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