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的反叛之聲：廣播人陶曉清談Woodstock和戒嚴的島嶼

60年代，受到西方文化影響，台灣掀起了一股現代主義思潮，文學、電影、音樂等，西方世界的種種都不斷地顛覆原來的想像。

當時資訊傳播尚稱不上便利，電視根本還沒普及。報紙、廣播等媒介，自然是扮演著資訊傳播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廣播，收音機普通家庭還算負擔得起，消息散佈的速度，相對於報紙更為即時，因此，電台是尤為重要的文化介質。

西洋音樂就依著當時許多電台的熱門音樂節目，被引介進入台灣，節目主持人從美國Billboard、Cashbox等音樂排行榜上抓下在西方世界當紅的歌曲，盡可能細緻地將相關知識蒐集完整，在節目中試著講解、播放那些遠在太平洋另一端音樂。

幸虧了廣播，Woodstock發生的當時，台灣青年也正聽著鄉村民謠、爵士搖滾。

幸虧了廣播，Woodstock發生的當時，台灣青年也正聽著鄉村民謠、爵士搖滾。（Woodstock官網截圖）

但與美國青年不同的是，沒人號召活動讓他們裹上滿身泥漿，高喊愛與和平；台灣青年有的只是在唱片行架上的翻版唱片間、廣播節目裡，試圖翻找這座島上還沒有的世界。

陶曉清是資深廣播人，她另一個名號更為人所知，被稱為「台灣民歌之母」。1965年開始，陶曉清在中廣主持熱門音樂節目，引介西洋音樂。在她職業生涯的中後期，她致力於媒合音樂創作人，並在節目中介紹這些創作人的音樂，成為台灣民歌時期的重要推手。

Woodstock 發生在1969年，正好是陶曉清進了中廣之後的第4年，那一年，她才23、4歲。透過她廣播人的視角，觀察當年的台灣、西洋音樂文化在島內流動的景象，應該非常恰當。

太平洋的兩端

60年代的台灣，當然還活在反共復國的熱血之中，中國共產黨的日益強大，讓台灣島內的壓力緊繃。國民政府在這個時期，自然得以高壓手段控制群眾，以免搞定外患都還沒個頭緒，內憂又在身後扯著腿。

Woodstock 當時在太平洋的另一端正熱烈展開，美國的青年高舉著反體制、反文化的旗幟，或走上街頭，或走入山林。虛無主義瀰漫，反戰思想高漲，年輕人們以搖滾樂、迷幻藥嘗試從這個什麼都做不了的世界中暫時離線。

Woodstock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熱烈展開，美國青年高舉著反體制、反文化旗幟，或走上街頭，或走入山林。虛無主義瀰漫，反戰思想高漲，年輕人們以搖滾樂、迷幻藥嘗試從這個什麼都做不了的世界中暫時離線，陶曉清正是在此時開始廣播生涯。

陶曉清正是在此時開始廣播生涯，她在60年代中期開始進入播音室，對著麥克風另一頭無數隻的耳朵，介紹遙來自遠海洋另一端的樂音。

2003年滾石文化出版的《Woodstock: The Oral History》裡，陶曉清那個同是廣播人的兒子馬世芳，寫了這麼一段話：

「這樣的時代背景，台灣囡仔竟然可以和英美青年同步聽到排行榜上的暢銷搖滾曲，著實不可思議，只能歸功於司掌文化管制的官員英文太爛，無法領略搖滾樂挾帶的張牙舞爪的訊息。於是這些歌脫離了上下文脈，就這麼硬生生戳進了『自由中國』靜悄悄、冷冰冰的天空。」

活在這個時代的陶曉清，正如她兒子所說，這樣的鏈結中扮演了關鍵的那個角色。陶曉清說，事情是從那個世新偏僻山上的小電台開始的，那是她走入廣播的起點。

滾石文化出版的《Woodstock: The Oral History》

廣播節目、唱片行，20幾歲的日子

那年陶曉清17歲，專二生。「暑假很長，我們有三個月，我就去找我們學校電台的老師我可不可以去實習。」老師沒怎麼想就答應了，陶曉清笑著說：「老師大概看我還蠻可愛的。」

那個夏天她在校園電台裡，什麼雜事都幹，「跟著他們做節目，需要我幫忙我就去幫點忙。」她屬於講話速度快的那種，又快又清楚，過沒多久升上專三，她已經在電台裡主持一個音樂節目，「每天下課都沒回家，就留在學校電台做節目。」 年輕人有點事能做，總是流血流汗的付出，她也不例外，「就很樂啊，年紀輕輕的、那麼小的小孩子，有一件事讓你每天去做。」

但做節目功夫很重要，音樂節目尤其是，剛好陶曉清很認真，同時也有著一份幸運。那幸運是音樂對她而言並不陌生，家裏從小有台唱盤，成堆的唱片，家中大人什麼音樂都聽，「常常就是誰愛聽什麼就放什麼，我們小孩子還沒主權說我要聽什麼，只能就跟著聽。」如此時間一長，雜雜亂亂地也積累了許多旁人無法輕易獲得的音樂知識。

陶曉清說，她的幸運是音樂對她而言並不陌生，家裏從小有台唱盤，成堆的唱片，家中大人什麼音樂都聽。

後來有了電台節目，陶曉清更是勤跑唱片行，「金門街、南昌街那一帶就有好幾家唱片行，其中有一間，老闆跟我混很熟，每次唱片出版的時候，他就幫我留。」搞了一年的學生電台，陶曉清靠著努力和熱情，進了中廣開始主持熱門音樂節目。

Woodstock與反叛，國民政府與反戰

中廣是黨營電台，在國民政府時代資源當然多，陶曉清那時靠著熱門音樂的節目，什麼最燙手的資訊她都先拿到，民眾都還在等翻版唱片，她靠著電台能第一時間拿到原版專輯以及西洋音樂雜誌，「我那時候訂的雜誌是Cashbox，這個雜誌跟Billboard等於有點分庭抗禮。」

Woodsstock這事發生的那會兒，陶曉清她第一時間真沒辦法做什麼，「因為基本上是做廣播節目，一定要有音源，就是要有現場實況的唱片。」Woodstock的現場錄音專輯隔年才發行，因此縱使陶曉清看到了事件，也沒辦法告訴聽眾，「我真的不是在這個事情發生，馬上就做報導。」

Woodstock的現場錄音專輯隔年才發行，陶曉清說，「我真的不是在這個事情發生，馬上就做報導。」（取材自維基百科）

真正等到Woodstock發酵，大概已經過了4、5年，「我是到後來他們有一些團，出了單曲的唱片，我收到了以後，發現跟它（Woodstock）有一點關聯或幹嘛，我才可能會去提到它。」當時陶曉清的節目，主要就是以介紹排行榜上的熱門音樂為主，Woodstock的那些歌曲，並不一定每首都登上了排行榜。

在當時，美國那邊也不是以正面的態度面對這場音樂會，沒有太多的討論，遑論台灣；而且只有音樂，人們根本難以想像發生了什麼事，要一直到更後來紀錄片傳進來了，台灣人才有了畫面。

國民政府對於思想、言論的管控，在戒嚴時期的力度相當大，陶曉清回憶起那段時間，反而笑了出來：「因為電台還有所謂政令宣導的任務，所以幾乎所有的節目都會有很嚴格的管控。」Woodstock此類的反體制、反戰的文化思想，國民政府當然不會放任其在島內橫行。

陶曉清說尤其越戰那段時期，西方開始出現反戰歌曲，此類歌曲全在禁播清單上，「我的節目也被警告，這些反戰歌曲不能播的。」除了歌曲，當然雜誌也列為管控物，「就算是直接訂國外的雜誌，如果有一個消息是對台灣不利的、或者是他不想讓你知道的，那個雜誌會有一個切口。」

Woodstock真正在台灣發酵，大概已經過了4、5年，陶曉清說：「我是到後來他們有一些團，出了單曲的唱片，我收到了以後，發現跟它（Woodstock）有一點關聯或幹嘛，我才可能會去提到它。」

當時電台裡除了陶曉清訂購的單曲唱片，還有一些專輯黑膠，「我不知道是誰買的，不是經過我，但後來因為好奇去借了唱片，發現上面若出現反戰歌曲的，就會被拿膠帶貼起來，所以我就算借了那張唱片，我也不能播啦。」頓了頓，陶曉清說自己其實還是幸運，因為大部分的節目都得經過編審，「但是熱門音樂節目沒人管，我是完全自己負責。」

可是縱使如此，政治力量龐大到不可思議的當時，身為文化人的陶曉清當然得小心，「雖然說沒有人管我的節目，但是我自己也要有一個小小的尺標，講話啊、幹什麼的，不能亂講。」

嬉皮，自由，台灣

Woodstock裡的那些嬉皮，以陶曉清來看，並不是沒有影響到台灣，「因為當時嬉皮文化帶給美國文化影響，但是我們的文化相對弱勢，是屬於全盤接收的。」但她也強調，在那個年代她的熱門音樂節目，其實在引介歌曲上是被動的，「排行榜上有哪些歌，我就放哪些歌。所以你要真的問我年代，我完全不記得是什麼時候，才開始在我的節目裡頭也報導關於這個演唱會。」

台灣年輕人其實聽的是西洋熱門音樂，陶曉清說那個年代只能這樣，太多的資訊傳遞有限制，人們只能囫圇吞棗。可也因為如此，當真正看到Woodstock的紀錄片影像時，所有人受到的衝擊都相當巨大。

「從來沒有過，在一個鳥不拉屎的地方，連路都沒有，居然可以吸引這麼多有名或沒有名的樂團願意去。」陶曉清話又說得更快，眼神如鉤，「我們後來去看紀錄片，或是不管是誰，用各種角度去探索的時候，你就知道這種事情就在那個時候，就發生這麼一次。」

想著那些長髮少年、搖滾樂、毒品，陶曉清嘆了口氣，「再也不會有了 。」然後她笑了，「所以我要講的是，台灣的自由真是得來不易的，年輕人可以享受到如此寬廣的自由度。」

陶曉清在播音間幾乎一輩子，為這座島做了那麼長時間的文化傳遞者。

她告訴我結論，「我們走過那個年代，我們都知道。」

陶曉清在播音間幾乎一輩子，為這座島做了那麼長時間的文化傳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