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犯了什麼罪？」 1.4萬難民被遺忘在印尼
露宿街頭的阿富汗難民法漢說，「犯人服刑有刑期，有結束的一天」，而滯留印尼難民的處境比被關在監獄的犯人還不如，無法工作，三餐不繼，只能無止盡等待。
文／石秀娟 （中央社駐雅加達記者）
全球難民人口約有1.4萬人多年滯留印尼。2021年1至7月僅288人獲得到第三國安置的機會，如果澳洲等國仍無法儘快增加安置人數，多數在印尼的難民恐要再等上20年、甚至40年。
逾半數來自阿富汗 無法工作與就學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駐印尼辦公室統計，印尼有1萬3,356名國際難民，56%來自阿富汗、10%索馬利亞、5%緬甸，其餘包括敘利亞、伊朗、蘇丹等戰亂或人權不彰地區。難民人口中，有3,606名兒童（27%），9,750名成人（73%）。
印尼並未簽署1951年聯合國通過的難民公約，不接納國際難民，不准難民工作，也未提供難民孩童就學機會。
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在2016年曾簽署一則總統令，據此，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都必須照顧國際難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但實際上，總統令形如具文。
滯留印尼的國際難民主要分布在雅加達、亞齊省洛修馬威市（Lhokseumawe）、北蘇門答臘省棉蘭市（Medan）、南蘇拉威西省錫江市（Makassar）、廖內群島省丹絨檳榔市（Tanjungpinang）以及廖內省柏干峇魯市（Pekanbaru）。
負有照顧難民職責的聯合國難民署以及聯合國體系的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在這六個城市都設有辦公室，但是，他們實際上給予難民的資源或協助，只能說聊勝於無。
根據統計，目前每個月從聯合國難民署領取些微生活津貼的難民僅1,159人，而由國際移民組織分配給難民的宿舍，目前僅供約7,800人居住。
這些宿舍由印尼各地的移民官員管理，常因衛生環境堪憂、管理人員態度不佳，規定嚴苛，例如出入都須登記、不得到其他房間找朋友聊天等規定，引起抗議。
大約7,000名難民沒有得到任何聯合國難民署或國際移民組織的物質支援，有些人幸運得到教會等慈善組織協助，有些人靠家人定期匯款過活，有些人數年流落街頭，有些人住在缺水、電的廢棄軍營，有好心人提供食物接濟時才能免於挨餓。
澳洲難民政策緊縮 長年等待堪比無期苦牢
印尼不准難民工作，難民生活難溫飽，孩童失學更令人憂心。聯合國難民署統計，僅20%的孩童透過不同管道協助，而有正規就學的機會。澳洲有非政府組織在印尼設立難民學習中心，但師資及資源有限，只能勉力維持提供學習基本技能的環境。
阿富汗難民哈希米特（Hashemite）說，阿富汗民兵組織塔利班（Taliban）在1996年掌權後的幾年，她和家人選擇逃離阿富汗，「塔利班不准女性念書，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和我一樣」。她曾流落伊朗、馬來西亞，2013年來到印尼，至今仍沒有辦法給小孩安定的念書環境。她說：「我大女兒今年已經17歲了，他們的未來怎麼辦？」
國際難民選擇印尼為中繼國，多是希望能到澳洲安置，但澳洲保守派執政聯盟在2013年9月上台後，大幅緊縮接納難民的名額，甚至決定不接受2014年7月1日以後獲得聯合國難民署駐印尼辦公室註冊的難民，導致許多難民在印尼滯留超過八年。
多年露宿聯合國難民署駐雅加達辦公室外的阿富汗難民法漢（Farnham）告訴《全球中央》，滯留印尼難民的處境比被關在監獄的犯人還不如。他說：「犯人服刑有刑期，有結束的一天」，難民則只能無止盡等待，無法工作，三餐不繼，「我們如同住在開放監獄」。難民為了生命安全，被迫離鄉，「我們犯了什麼罪」？
望不見未來 難民自縊頻傳
目前待在棉蘭的阿富汗難民朱瑪（Juma）說，他的情況比其他難民好一些，他的父母親去世，手足已經成家，沒有太多對家人的牽掛，住在國際移民組織的宿舍，每個月有約100萬印尼盾（約新台幣2,000元）津貼，和其他難民搭伙，不會挨餓，但仍常想自殺，「我想要工作、我想有家庭，可是我看不到有這個希望」。
全球許多國家多年來都削減收容難民的數額，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統計，不到1%的難民能獲得安置機會。澳洲自由黨、國家黨組成的保守派聯盟在2019年贏得連任，讓滯留印尼的難民感到更深的絕望，難民上吊自殺事件頻頻發生。
曾擔任印尼難民社群代表的哈珊（Hassan）指出，自2014年起，滯留印尼的難民至少已有14人自殺，2020年就有四人。無從計劃未來、與家人長年分離、無法照顧家庭的自責，逼他們選擇走上絕路，「更多難民陷入憂鬱或出現精神疾病的徵狀」。
協助國際難民的印尼非政府組織SUAKA工作人員裴斯塔洛奇（Zico Pestalozzi）曾對媒體指出，難民自殺事件凸顯聯合國難民署、國際移民組織、印尼政府等單位必須全面調整難民政策，照顧他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及心理健康。
事實上，近年一件件難民自殺的不幸、一場場難民發動的抗議，都鮮少獲得聯合國難民署駐印尼各地辦公室的正面、具體回應。聯合國難民署的官員總說，能否加速安置，完全與難民接收國的政策有關。此外，印尼軍警處理抗議的態度也愈趨強硬。
該辦公室官員米特拉（Mitra）曾對記者指出，聯合國難民署分配給各國駐地辦公室的經費，是以該國的難民人數為基礎。印尼有約1.4萬難民，相較土耳其、黎巴嫩、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在印尼的難民人數相對少，因此經費很有限。
但對難民來說，聯合國難民署的說法只是託辭。阿富汗難民邁赫蘭（Mehran）就認為，聯合國難民署、國際移民組織的宗旨是將難民安置到第三國，實際上卻刻意讓難民留在印尼，「如果難民都安置第三國，辦公室可能被關，辦公室人員也就失業」。
相關單位推諉塞責 難民成人球
滯留印尼的國際難民處境，反映相關權責機構互踢皮球的心態。相關研究指出，澳洲曾提供大筆經費，讓在印尼的國際移民組織管理難民，將難民留在印尼，或力勸難民返回他們的國家，目的就是要避免難民偷渡到澳洲；澳洲並與國際移民組織、印尼執法單位簽訂合作協議，協助執行澳洲將難民阻絕境外的政策。
聯合國難民署駐印尼的代表梅曼（Ann Maymann）在2020年底接受英國《衛報》（The Guardian）訪問時指出，國際難民在印尼面對的困境，主要是跟澳洲的難民政策及邊境政策有關。但她也強調，「印尼政府對難民的處境，也有責任」。
印尼移民總局官員山姆（Sam Fernando）對《全球中央》表示，印尼能做的只是依2016年的總統令，基於人道立場，提供難民生活上的援助。但他也坦承，實際上能援助多少，「與印尼政府相關機關或各地方政府有多少預算、資源與人力有關」。
以雅加達為例，雅加達政府2019年時曾提供卡里德勒斯（Kalideres）的廢棄軍營供難民使用，但為期不久，即以軍營要作為水患災民避難所為由，強迫難民撤出。
雅加達政府視國際難民為聯合國難民署的責任，最後經協商，由聯合國難民署發給每名難民極少的一次性津貼，並要求他們簽下離開軍營的切結書。目前仍有數百名難民住在這個軍營，但雅加達省政府自當時起，即切斷水、電的正常供應，也關閉流動廁所，無處可去的難民，至今仍只能待在軍營，刻苦度日。
印尼移民總局官員坦言，印尼不太可能開放讓國際難民工作，主要是貧窮、失業也是印尼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 且因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影響，這些問題更加嚴峻。滯留印尼的難民何去何從，仍需要國際社會共同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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