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光現場直擊 疫情嚴峻民生凋敝的緬甸
「看到商業首都仰光最擁擠的購物中心如今像鬼城一樣空無一人，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短短六個月，軍政府摧毀了整個經濟體系。」20多歲的購物者Ma Aye慨嘆地說。
文／周浩霖 （本刊特約記者）
在2月1日政變之前，每天早上，數百輛載有工廠工人和貨物的貨車及卡車，擠進仰光勃固河上的一座雙車道大橋，前往日本開發的迪拉瓦經濟特區。現在，這噩夢般的交通堵塞已不復見。
軍政府無能疫情肆虐 仰光醫院爆滿猛建火葬場
大陽日酸株式會社（Taiyo Nippon）是一家位於經濟特區的日本製造商，該公司一直在生產氧氣，並將其出售給醫院。鄰近的另一位日本投資者評論說，將軍們對如何有效管理疫情的封鎖政策一無所知。「企業和商界正在盡我們所能來生存、保護員工，並協助他們度過難關。情況非常惡劣。」
仰光的醫院早已爆滿。街上可以看到人們排起了長隊，拚命等待氧氣供應。
軍政府衛生部在過去幾週，每天宣布新增數千COVID-19病例，8月中降至2,000多例。確診率由7月高峰的40%，到8月中稍下降到22%至27%左右。直至8月中，每天有300到400人因疫情死亡。
軍政府充分意識到死亡人數遠遠高於官方公布的數字。官方媒體在7月下旬宣布，仰光的墓地正在建造10個新的火葬場。據報導，新設施每天總共可以火化3,000多具遺體。如果，真如軍政府所說，全國每天只有數百人死於COVID-19，幾乎沒有必要建新的火葬場。
第三波疫情最初傳播期間，一些在仰光的商人希望軍方和抗議者可以暫停政治鬥爭以應付病毒，呼籲軍方保證不會對支持公民不服從運動，並且願意返回崗位的醫護人員「秋後算帳」。但是，7月有五名一直在地下治療病人的罷工醫生被軍方誘騙，假裝病人致電求救，當到達後便拘捕他們。
「因為軍政府仍在追捕支持公民不服從運動的醫生，不願妥協，所以很多醫生還在逃亡。」一位住在仰光的本地醫生U Thiha（假名）透露。
緬甸政變後監管嚴厲 中資外資逃離一波波
中國政府在8月向軍政府提供了600萬美元，用於瀾湄合作專項基金（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Special Fund）下的21個項目。這些資金是中國去年在全國民主聯盟執政時期所承諾的。
自政變以來，軍政府一直嘗試通過招標等方式，推動中國國企主要負責的若開邦港口和經濟特區提案。這些項目是北京「一帶一路」倡議的重中之重，讓中國西部能經緬甸直達印度洋。
但那些不受政治利益驅動的投資項目，卻出現截然不同的發展方向。
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集團的螞蟻金服去年5月宣布，決定通過發行新股的方式，以7,350萬美元收購緬甸數位支付公司Wave Money的少數股權。但這筆緬甸最大的中國私營交易，經歷多次延期之後最終告吹。
美國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駐緬甸的主管陶爾（Jason Tower）表示，面對一系列在中國的問題，「阿里巴巴現在最不想要的，就是在緬甸的投資可能帶來大規模負面的國際關注」。
陶爾補充，阿里巴巴撤資的決定，「也有可能是該公司在中國的財務和政治情況，逼使其放棄在緬甸政變後如此高風險的投資」。
政變後的電子產業前景，因為軍方的操控和斷網，緬甸的網路空間愈來愈窄，在仰光的高級主管們表示，投資者的信心必然動搖。除了螞蟻，另一個即將離開緬甸的是，過去十年改革開放所迎來的指標性外資─挪威電信（Telenor）。
挪威電信7月以1.05億美元將緬甸電訊業務低價拋售給黎巴嫩投資公司M1集團。這一交易震動了緬甸商界，因為挪威電信過往在緬甸總共投資了10多億美元，是當地最大外資之一，其於5月已經認列7.82億美元虧損。
曾於1990年代常駐守仰光，並在2002到2006年擔任英國駐緬甸大使，現為緬甸企業責任中心總監的鮑曼（Vicky Bowman）告訴《全球中央》，當緬甸的法律框架逼使一間公司不能履行尊重人權的責任時，那企業便會面對兩難，就像軍政府要求電訊運營商提供對客戶的廣泛監視。
她補充說，《經濟合作組織跨國企業指南》（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指出，當國內法例與國際人權標準相衝突時，企業應設法最大限度地尊重國際標準，同時避免不違反本地法律。
儘管如此，「有時企業會認為最好的解決方案是撤資，特別是在員工受到威脅的情況下」。
民間人權團體「緬甸正義」（Justice for Myanmar）發言人亞達納貌 （Yadanar Maung）說，M1是一家由候任黎巴嫩總理擁有的私人控股公司，而且黎巴嫩本身是一個陷入嚴重危機的國家。「如果出售成功，我們幾乎沒有辦法讓M1承擔尊重人權的企業責任。」
仰光繁榮商圈變鬼城 經濟負成長恐跌18%
仰光的政商界人士強調，軍政府無法履行政府的多個職能，包括醫療保健、教育和許多公共服務等方面。
世界銀行7月26日發布的最新經濟報告，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這些批評。該報告稱，由於政變和COVID-19影響，緬甸經濟今年將面臨18%的收縮，貧困人口亦將增加一倍。
世界銀行警告，緬甸的政治和疫情雙重危機，將導致「對生命、生計、貧困和未來經濟增長的破壞性影響」，報告宛如對軍政府的表現，狠狠地打了一記耳光。
與此同時，一些仰光政商和外交界的消息人士，將世界銀行的報告視為一種警告，他們認為在反對政變的同時，也應該保護人民的生計。
一位資深的駐仰光外交官表示，反對政變不應該等同於傷害國民的生計，也不等同於應該承擔企業責任的外資要全部撤離。
近年由本地財團緬甸金山（Shwe Taung）開發的現代商廈兼購物中心Junction City，食肆和商店於4月下旬（緬甸潑水節之後）重新營業，但因疫情的影響，又被迫暫停營業。頂層的美食廣場，只剩下兩三家賣外賣而已。
「這個購物中心的商店自6月下旬以來一直關閉。我們的樓層也空無一人，除了 Marketplace超市的購物者外，幾乎沒有任何顧客。」一名男店員告訴《全球中央》記者。
「看到商業首都仰光最擁擠的購物中心如今像鬼城一樣空無一人，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短短六個月內，軍政府摧毀了整個經濟體系。」20多歲的購物者Ma Aye說。她慨嘆，緬甸基層民眾和工人們現在只能求生，沒有什麼希望或娛樂可言。
政變後，緬甸邊境的少數民族武裝團體和現為緬甸平行政府，即全國團結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NUG）成立的人民防衛部隊（People’s Defence Force）與軍政府之間的衝突，也影響了農業的貿易和運營。
在克耶邦首府壘固（Loikaw），一個由荷蘭De Heus農業公司和英國政府出資支持的大型養豬場，在人民防衛部隊與緬甸軍隊的戰鬥爆發後崩潰，幾乎所有員工不得不逃往鄰近地方保命。許多豬隻因無人照料而死掉，或被士兵搶走。
在緬甸媒體《前線緬甸》（Frontier Myanmar）8月舉行的閉門經濟高峰會上，一位商界發言人表示，政變後農民的融資陷入困境，農民缺乏資金來資助他們的耕作活動。然而占緬甸陸路貿易交易量一半的中國，在7月因防疫封鎖了與緬甸的所有邊境檢查站，對緬甸農產品的出口造成了嚴重的打擊。
全民關注駐聯合國人選 政局走向中國影響關鍵
疫情和武裝衝突以外，緬甸國民也非常關注即將於9月中旬舉辦的聯合國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該委員會將開會決定究竟軍方派出的人選，還是現任支持革命政府的緬甸聯合國大使覺莫敦（Kyaw Moe Tun）可以在聯合國的席次代表緬甸。
近期國民紛紛轉換臉書頭像，為全國團結政府打氣，並促請國際社會摒棄軍方。
自4月成立以來，革命政府積極和西方國家往來，卻與北京漸行漸遠。如果覺莫敦獲得延任為駐聯合國的緬甸代表，或許能幫革命政府，與中國及其他東盟鄰國透過外交渠道打交道。
「全國團結政府據了解還未有一套對華策略，與北京的接觸也十分有限。中國方面也看淡這個革命政府組織能夠重新掌權的可能性。」近年積極報導緬甸，並與平行政府有聯絡的台籍記者劉忠恩解釋說。
他說，平行政府與緬甸的公民不服從運動相互影響。公民不服從運動本身支持奶茶聯盟，而奶茶聯盟是一個反對中國在內的專制政權的區域運動，因此中方更沒有立場或意願去與平行政府對話甚至合作。「話雖如此，中國對緬甸有莫大的影響力，平行政府遲早要找到說服北京合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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