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傳》詳述黎智英年少流離、發跡致富、媒體創意、事業轉折、民主奮鬥等人生過程。其中還包括救援六四民運領袖、長期支援中國地下天主教會等不為人知的細節。故事跌宕起伏，真摯動人。
作者祁福德是前壹傳媒董事、黎智英最親密的事業夥伴，也只有他能取得並引述黎智英獄中書信、重要談話記錄、關鍵親友訪談等諸多第一手資料，並以緊湊又嚴謹的文筆，寫成全球引領期盼的傳記。
《黎智英傳》也收錄許多珍貴照片，包括黎智英少年時代、創業成家、經營媒體、投身民主運動、遭捕監禁、獄中繪畫創作等，資料珍貴。
內容節錄
《黎智英傳》
前言 麻煩製造者
深邃海港隔開香港島與九龍。港島以三條隧道與大陸相連，除非情況極端，否則這些隧道通常不會關閉。二○二二年七月，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訪問香港期間，東區海底隧道關閉。二○二三年十二月，再有另一條隧道被關閉，迎接的卻是另一位截然不同的來客。當局為了把正在全港最高戒備監獄中單獨囚禁的富商及民主運動支持者黎智英送到特別法庭，除了將他纏上鐐銬，也派出裝甲車隊沿途押解。這場審訊或令黎智英成為終身囚徒。
離開監獄前必須接受搜身，但黎智英並未因此感到困擾，因為他知道自己將在庭上見到摯愛的家人。「明天我要出庭，得在警衛面前脫掉所有衣物，接受搜身，」二○二一年一場庭訊前他寫下：「這很羞辱，但我不在乎，因為我將見到我的家人、朋友與支持者。看到他們，讓我重新接觸到外面的現實世界。這種情感交流讓人精神一振。」
那個十二月的早晨，街道封閉，警車與摩托車護衛隊伴隨一輛超大型裝甲車，鐐銬緊扣的囚犯坐在鐵籠裡。笨重囚車從赤柱監獄出發，沿著港島南岸的狹窄濱海道路緩慢行駛，然後轉向北方，進入香港仔隧道，再經過海底隧道，最終抵達西九龍法院。
法庭外，警犬與千名員警防範任何可能的騷動。他們嚴陣以待，讓人誤以為是接待外國元首或押解恐怖分子，而非長期堅持非暴力理念的七十五歲虔誠天主教徒。武力展示揭開審訊序幕，對象是香港最堅定的異議人士，也是中國最著名的政治犯。
法庭內，黎智英坐在玻璃隔間中，透過助聽器聆聽審理過程。審判前不久他才接受眼部手術，即便戴著眼鏡，仍難以看清投影在法庭螢幕上的內容。他比入獄前瘦了許多，在獄中度過新冠疫情，也在審判開始前的三年監禁生活中逐漸老去。身高六呎一吋（約一百八十五公分），黎智英的存在感不可忽視；獄中減掉幾十磅，讓他身上帶著過去所沒有的嚴肅氣息。
黎智英將棕色囚服換成藍色牛津襯衫及淺色諾悠翩雅（Loro Piana）西裝外套。這是一場審判秀，當局讓主角依自己的意願著裝。
香港的被告通常會穿上體面衣服，希望讓陪審團留下良好印象。但這場審判卻不一樣。中央推翻對香港保留司法制度的承諾，拒絕給予黎智英陪審團審判的權利，改由一組當局精心挑選的法官進行審理。黎智英穿上這些衣服，是為了自己的尊嚴。
黎智英的財富來自早年的毛衣與馬球衫事業。在獄外，他的衣櫃以牛仔褲跟扣領棉襯衫或寬鬆亞麻襯衫為主。他喜歡夾式吊帶，有陣子也穿過連身吊帶褲──在香港富豪中相當獨特的風格。
然而讓黎智英與眾不同的，不僅是衣服。過去三十多年裡，他一直是自由與民主的堅定捍衛者，言辭激烈，批評香港與中國的領導人。如同香港七百萬人中的數百萬人，他不相信共產中國，並希望這座城市能夠享有一九九七年北京接管英國殖民地時所承諾的權利與自由。
他很有錢──遭到政府追捕前，黎智英的財富估計達到十二億美元，這是黎智英十二歲時到香港所賺來的財富。抵港時他口袋裡甚至連五塊錢都沒有。他自掏腰包，捐出超過一億美元，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
他手中極受歡迎的《蘋果日報》與《壹週刊》雜誌，主導了香港的政治議程，最終成為這個從未享受過民主的城市中的反對力量。「中國共產黨如此痛恨黎智英，因為他們怕他的媒體帝國。」資深記者程翔說。程翔曾對北京持同情態度，因此在香港的共黨喉舌《文匯報》擔任高級職位。「他的媒體對香港的民主化非常重要。共產黨將宣傳視為生命線，而黎智英的媒體帝國成功駁斥他們的許多謊言。」
他無畏無懼。二○二○年，當政府禁止紀念天安門屠殺時，黎智英在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傳統的六四紀念地──孤身跪下，點燃一根蠟燭。他告訴法庭：「如果紀念因不公而死去的人是犯罪，那麼︙︙讓我接受懲罰。」隨後，他因「煽動非法集會」而被判囚十四個月。
香港擁有幾十名億萬富翁，但當這座城市的自由逐步被削弱時，卻沒人敢站出來反對中國。香港孕育了許多勇敢的民主運動者，卻沒人能像黎智英那樣，透過大眾媒體的聚光燈滋養這場運動，更別提金錢上的資助。這場運動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生運動以來，對中共最大的民主挑戰，黎智英則是發動運動的要角。幾乎是十億人中的唯一者。二○二○年一次對話裡，隨著對他的指控不斷增加，黎智英感慨道：「他們盯上我，也是很自然的。我擁有支持運動的反對派報紙。我公開疾呼反對共產黨。我參與每一場抗爭（示威與遊行）。對他們來說，我就是麻煩製造者。他們不打壓我、要我閉嘴，是很難的。」
你不能輕易定義黎智英這個人。身為務實的成功商人，他會用結果導向來看待人權運動。他關心自由，但你不太會聽到他談論社會公義。他的哲學接近自由主義，認為政府除了維持秩序及強有力的法治外，應該扮演有限角色。身為天主教徒，他是類似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的激進反共派。這位波蘭教宗在一九八○與九○年代鼓勵東歐和蘇聯的民主起義。
黎智英是當代最重要的政治犯之一，然而，他在美英兩國政治光譜中的右翼支持者，遠多於左翼。他的閱讀量驚人，更是多產的專欄作家，渴望成為公共知識分子。但他太專注行動，難以融入中國劉曉波、蘇聯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或波蘭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等人的知識分子傳統。
跟許多良心犯不同，他不屬於任何政黨。他跟其他長期被囚禁的運動者，如南非的尼爾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波蘭的萊赫．華勒沙（Lech Walesa）或俄羅斯的阿列克謝．納瓦尼不同，他不尋求政治權力。納瓦尼在我完成這份手稿期間，在俄羅斯獄中遭到謀殺，也使得聲援黎智英變得更加迫切。黎智英是個商人，深信市場經濟，也相信經濟成長對推動自由的重要性。政策制定讓他覺得無聊。他擁有企業家的確定與直率。他的解決方案很簡單，甚至有過度簡化的傾向。這些方案圍繞著更自由、更民主及更少的政府管制。他談的不是普世人權，而是「價值」，特別是他所謂的「西方價值」，即自由、寬容及透過運用法律給人們安全感。
「他很不同。」美國聖母大學政治學者，生於香港的許田波指出。「許多自由鬥士經常是尋求注意力的律師運動者或知識份子。他是個商人，基本上只是真心關懷他的家園──香港，及民主志業。」她記得二○一九年底，當他跟李柱銘在紐約的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中演講時，觀察者驚訝發現他「並未說出任何過於挑釁的話」，並且「相當溫和害羞」。
香港有許多勇敢的人，黎智英的財富與國際地位讓他與眾不同。《蘋果日報》與《壹週刊》在香港民主運動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也與眾不同。遭到香港當局通緝的知名海外運動者、律師任建峰就說：「沒有《蘋果日報》，就沒有香港的民主運動。就這麼簡單。」
在黎智英的領導下，這兩份刊物不僅推動民主議程，還幫助香港人相信自己，擺脫了殖民地居民常有的次等公民心態。黎智英與他的團隊在這座城市裡培育了政治及公民參與的意識，雖然居民經常將此地視為過渡的中繼站。
黎智英的財富與堅定捍衛個人自由的態度，讓他成為中國當局眼中的危險反對者。北京對這名七旬老者是如此恐懼，所以讓他面臨了「勾結外國人」的罪名，非常可能在獄中度過餘生──原因包括跟美國前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與前國務卿邁克．龐培歐（Mike Pompeo）會面，並呼籲美國對侵犯香港人權者施加制裁。
極權政府無法容忍異議人士。在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所有反抗謊言與宣傳的人都被視為威脅。今日有一個反對政府的人，明天就可能變成一百個，下週可能變成一千個，一個月後甚至可能變成一百萬人。事實上，黎智英與他的編採團隊就展現出他們能對香港政府產生這樣的反對力量。二○○三、二○一四及二○一九年，他的報紙與雜誌協助號召數十萬、數百萬名抗議者走上街頭。
香港回歸中國後的二十多年裡，黎智英一直推動民主。黎智英在一九九二年成為英國公民，並經常出國，特別是前往美國，經常與知名律師暨民主運動者李柱銘同行。黎智英在華府相當有名。
他在二○一九年與彭斯及龐佩歐的會面，讓中國相當憤怒。「黎智英是什麼人，一貫持什麼立場，在香港社會扮演著什麼角色，美方心知肚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指名道姓怒斥：「美國政府高層在當前香港局勢的敏感時期，排著隊會見這麼一個人，別有用心，發出嚴重錯誤訊號。」
但彭斯不這麼看。他在龐佩歐的要求下，在白宮會見黎智英，接待「香港民主的偉大英勇鬥士，表示鼓勵。」對彭斯來說，黎智英與蘇聯時代英勇的異議人士安德列．沙卡洛夫（Andrei Sakharov）、納坦．沙蘭斯基並列。彭斯對黎智英的堅持印象深刻，黎智英「願意站出來，最終被戴上手銬帶走，儘管他本可選擇去任何地方。他不用留下來，但他選擇留下來。這對我來說是極大的啟發。」
二○二○年遭到逮捕監禁之前，黎智英本有許多機會可以離開香港。他在京都、倫敦、巴黎與臺北都擁有房產。他知道中共在二○二○年中對香港全面實施《國安法》後，他若留在香港，將成為當局的目標。然而他沒有離開，選擇堅持留下。最後五個月的自由期間，他每週進行直播，邀請政治人物、外交官、記者與宗教人物接受訪問。他寧願為自由民主入獄，也不願放棄這座「給了我一切」的城市。
入獄以來，黎智英獲頒許多媒體的自由獎項。頒授獎項的機構，從記者保護委員會、美國天主教大學到主張自由至上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法國里昂市（Lyon）也授予他榮譽市民身分，以表彰他對自由及法國美食的熱愛。
黎智英並非禁慾者。他博學多才，對美食美酒研究頗深。他待人慷慨好客，許多外國記者都曾是他家的座上賓；無數商業夥伴、外國政治人物、宗教人物及其他賓客都曾造訪過他家。這名快時尚企業家的年少時代，也曾有過放蕩奢靡的生活。然而，一切已成過去。現在，他在赤柱監獄裡過著近乎修道者的生活，專心閱讀天主教哲學，描繪耶穌基督與聖母瑪利亞。他不抱怨，因為他選擇了這條道路。
我在一九九三年遇到黎智英， 當時我替《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撰寫他的人物專訪。接下來三十年中，每年都會見到他幾次。他為人慷慨，因此我有幸無數次搭乘他的私人遊艇，前往香港的離島──第一艘是簡樸的中式遊艇（「自由中國號」），後來變成阿茲穆豪華遊艇「麗莎號」，這艘遊艇以他妻子李韻琴（Teresa）的英文中間名字命名。其他許多場合裡，我跟其他記者、教授、傳教士、經濟學家與政治領袖，跟他共進午晚餐。黎智英與李韻琴以熱情好客、美食及溫暖的待客之道聞名，總是熱情迎接賓客進入他們家中與船上。
二○一七年五月，我跟黎智英與其他十多人一同參加為期一週的環美巴士之旅。一度跟香港民主派議員李銘柱工作的人權運動者艾倫．伯克（Ellen Bork），二○一六年十一月在黎智英家中晚餐時提議，我們應該環遊美國，以深入瞭解當時新當選的川普總統魅力。在那場選舉裡，黎智英支持川普，他立即對這個想法表示很有興趣。行程從紐約市開始，途經哈利斯堡（Harrisburg）、匹茲堡（Pittsburg）跟克利夫蘭（Cleveland），最終到達芝加哥。接著我們往南行駛，途經德莫因（De Moines）、托皮卡（Topeka）與達拉斯，最終抵達休士頓，然後東行前往紐奧良。這次行程的知識亮點，是跟三所大學的資深領袖見面──卡內基馬隆大學、聖母大學與西北大學，討論主題從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到變化中的媒體世界。我們還會見幾位重要的共和黨人物，包含堪薩斯州長山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和路易斯安那州前州長鮑比．金達爾（Bobby Jindal）。在克利夫蘭一間由釋囚服務的餐廳用餐時，稍微接觸到一般人的想法，隔天早上還跟一名身處鴉片危機前線的女性見面。
我自二○一八年起擔任黎智英的媒體公司壹傳媒的董事會成員，直到二○二一年當局強行關閉這間公司為止。黎智英創辦了這家在香港證券交易所掛牌的公司。壹傳媒最初的英文名稱為Next Media，後來更名為Next Digital，他持有該公司百分之七十一的股份。從二○二○年七月開始，直到十二月遭到囚禁為止，他大約開播了二十場的每週直播節目，我主持了其中多數場次。因此，我參與了《蘋果日報》及其他地方的一些活動，這些活動成為政府起訴黎智英的核心。最令我驚訝的是，他以極大勇氣與尊嚴，接受自己的命運。
我有幸保有自由──黎智英遭囚後，《蘋果日報》六名同事也入獄，包括另一位同屬壹傳媒董事會的同事。公司的銀行帳戶遭到凍結，報紙被迫關閉。政府發動四次針對公司倒閉的調查，企圖查出包含我在內的董事會成員可能要承擔的責任；若非我的同事們仍身在囹圄，這種把責任推給受害者的「卡夫卡式轉折」本應令人捧腹。我人不在香港，在當地也沒有業務或家庭聯繫，遭到報復的可能性較小。如今，我領導著「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The Committee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Foundation），尋求釋放香港所有政治犯，包含黎智英。
我從未想過會寫一本關於黎智英的書，但他的非凡境遇促使我動筆。倘若黎智英有罪，那麼他的罪名就是過度樂觀，罪名是相信中國會遵守承諾，五十年不干涉香港
歷史上有許多先例，單一個體對極權政權帶來震撼性威脅。奇異的是，正是獨裁政權發揮最大壓制力量的時刻──當所有其他人都在恐懼沉默中退縮之時──這些固執的個人往往是最令人頭痛的。隨著習近平的權力掌控日益緊密，中國的民主運動處於數十年來的最低點，黎智英依然拒絕屈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怕他的原因。他的勇氣至關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