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人隊的作弊事件即便已經過多年，但在球迷圈間的討論度依舊極高。德雷里克所寫的《贏球治百病》是一本出色的棒球書，他將太空人非法偷暗號事件調查得極為徹底，他的拚勁和好奇心與追根究柢的精神挖出了許多驚人故事。而本書除了寫出作弊的內容報導，也是一本適合提供給經營管理者反思的書。當球隊或公司管理者只看重數據、績效、勝利，只求打造「無情的贏球機器」、「無情的賺錢機器」，難道只要贏球就能治百病嗎？只要能賺錢就什麼都好嗎？好的企業文化也是本書最想反思的地方。
內容節錄
《贏球治百病：數據分析如何毀了棒球文化，搞出美國大聯盟史上最大弊案！》
我拖著蹣跚的步伐，走在由校舍改建為住所的長長樓梯上，在波士頓的低溫下抽著一根又一根的菸。我應該把時間拿去做更有意義的事，但我必須要逃離現實。當時是二○一九年二月，我剛被開除。我的記者生涯前途迷茫，銀行帳戶餘額一天天減少，體重卻直線飆升，我每天都懷疑自己究竟能不能完成我人生中最重大的一篇報導。
幾個月前，也就是二○一八年十月，我還是波士頓紅襪隊（Boston Red Sox）的隨隊記者。當時正值美聯冠軍賽，紅襪恰巧對上我之前專職報導的球隊：衛冕冠軍休士頓太空人隊（Houston Astros），他們在二○一七年才剛拿下隊史首座世界大賽冠軍。
我在二○一八年季後賽獲悉一項驚人的消息，也就是太空人如何在奪冠那年「偷暗號」。我坐在太空人主場附近的飯店房間裡，和有第一手消息的線人聊著。這些消息可不是來自外界的揣測，而是來自那些參與其中的人，是真真切切的內幕消息。
我得知太空人靠著架設在中外野的攝影機，將敵隊捕手的配球暗號放大，並回傳到休息室旁的電視螢幕，使得坐在一旁的球員能夠看清楚影像，然後無恥地拿球棒和其他東西敲擊垃圾桶，把他們蒐集來的資訊傳達給場上的隊友。如此一來，打者便能占據優勢，因為他們可以預判投手要投速球還是變化球。這種借助科技來竊取暗號的行徑，已經明顯違反運動道德。更何況這不只是單一球員的劣行，而是整隊集體作弊來獲得世界大賽冠軍，全世界都被他們蒙在鼓裡。
我整個被嚇傻了。老實講，這是一則超級勁爆的新聞，是很多記者都夢寐以求、甚至還不敢報導的大新聞。我打從一開始就相信我手上擁有的消息正確無誤，但如果要拼湊出完整的故事，我勢必得拿到更多證據。
一位太空人消息來源提醒我，應該要仔細看看這件弊案的來龍去脈。這個建議在事後看來非常有道理，但同時也有點像在為他們脫罪和轉移焦點。無論如何，我想要親自了解這整起事件的前因後果，並且把它寫進我的報導中。
二○一八年在美粒果球場（Minute Maid Park），紅襪和太空人在某場季後賽進行賽前打擊練習時，太空人的總管傑夫．盧諾（Jeff Luhnow）站在主隊休息區的台階上，他就像是球隊的設計師。在他即將離開之際，我試圖引起他的注意。「你不會有任何發現的。」盧諾的防禦心非常重，而且也表明不願跟我交談。他快速地消失在我眼前，一路走下休息區，直直進入球員通道。說起來格外諷刺，因為我才剛得知那裡正是他們作弊的地方。
後來，太空人在休士頓被紅襪淘汰。當晚，我在燈光昏暗、空無一人的球場上錄製我的電視宣傳。太空人的休息區在一壘側，離我不遠。我步入球員通道，走過一條短而寬敞的走廊，那是通往球員更衣室的走道，我想親眼瞧瞧他們上個賽季作弊的現場。垃圾桶就在我的右手靠牆處，還有幾條電線掛在一旁，代表那裡曾經擺放過電視，這個場景和我聽聞的完全一樣。我拍了幾張照片，希望某天能刊登在我的報導上。
紅襪則挺進世界大賽，對手是洛杉磯道奇隊（Los Angeles Dodgers）。我在道奇球場約見了兩位大聯盟高層，我想知道聯盟在防範各隊使用電子設備偷暗號方面，做了什麼努力。我告訴他們，我有不少理由懷疑太空人曾在去年利用電子設備來竊取暗號。
其中一位說：「我想每一隊或多或少都有嫌疑，但……」
「這是太空人內部自己說的。」我直接打斷他。
「你是說太空人有自己人承認他們這麼做過？」另一位驚訝地回道。
是的，沒錯。
「他們真的承認嗎？我不能談論這些，但我的意思是，你有你的消息，我們也有我們的消息，我們只能做到這樣。你說的事究竟有沒有發生，就聯盟而言我們完全沒聽說，我也對我們的應對措施很有信心。」
我很好奇聯盟會如何處理這起事件，他們也只告訴我最後要交由聯盟主席曼佛瑞（Rob Manfred）發落。我只是把我所知道的告訴聯盟，並不打算要干預調查結果。相反地，我很相信隨著聯盟愈深入調查太空人的作弊事件，我就能愈快一窺事情的全貌。
這是我在二○一八年和聯盟高層進行的幾次簡短談話之一，主要談論我當時已知的情況。世界大賽結束後，另一位聯盟高層跟我說：「你大可告訴你的消息來源，如果他們願意，他們應該要來跟聯盟主席聊聊，我們絕對洗耳恭聽。但問題是，沒人來找我們啊。」當然，事情根本不會發展成那樣，因為沒有一個記者會出賣自己的消息來源給聯盟。我很清楚聯盟根本無心處理。
賽季結束後，我還不打算要將事件公諸於世，原因是這些消息來源都是不具名的，也沒有白紙黑字寫下來。如果我的報導全是基於匿名爆料，那我還得要有更多證據來佐證，而且要找到作弊的汙點證人更是難上加難，不過我還是沒有放棄。此外，我也想過大家會怎麼看待我的報導，畢竟我現在人不在休士頓服務了，寫的都是太空人敵隊的新聞，會不會有人相信也是個問題。根據我過往的經驗，太空人對媒體的控制欲很強，他們必定會想盡辦法來抹黑我和我的報導。
從二○一三年底到二○一六年，也就是我擔任太空人記者的期間，他們是支充滿爭議的球隊。我還在《休士頓紀事報》（Houston Chronicle）服務時，曾針對太空人的管理文化和決策制定提出了質疑，且該報導獲得了報社的支持。《休士頓紀事報》是當地唯一會在客場報導球隊消息，且不隸屬於太空人球團的媒體。太空人也曾對我施壓，球團老闆和首席發言人在二○一五年與報社的編輯開會，試圖將我逐出隨隊記者的行列，單純只因他們討厭我的報導。好在令人欣慰的是，編輯都很挺我。
現在，事實就是如此，即便過了幾年，我也不會只因為害怕被拒絕就放棄報導太空人的作弊行為。但還有另一個大問題，就是我並不覺得我當時的公司有能力為我的報導背書。我那時服務於全國廣播公司的波士頓體育部門（NBC Sports Boston），對於要承擔如此重大的調查而言，它不是一間有骨氣和人力的新聞台。他們主要的工作是轉播波士頓塞爾提克隊（Boston Celtics）的籃球比賽，以及回覆廣播電台運動談話節目的內容。
於是我選了保守一點的做法，其實也是我唯一可以做的：繼續報導下去。我在二○一八年十一月寫了篇關於利用電子設備偷暗號的文章，當初懷疑公司不會支持我的猜想很快就應驗了。隔年二月，我毫無預警地被炒魷魚，但或許我早該料到了。（未完．摘自序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