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二十世紀初即展露野心，侵略中國、殖民迫害台灣，矢內原忠雄卻是與軍國主義潮流背道而馳的知識分子，並曾多所批判，也曾經到台灣進行經濟調查研究。他的大兒子在他死後一段時間撰寫完成《矢內原忠雄傳》，如今出版中文版，可以讓讀者了解他為什麼有勇氣對抗他那個時代的價值與潮流。
矢內原忠雄（1893~1961）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是經濟學者，任教東京大學，專長研究帝國主義，一九二七年來台調查研究並寫成《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作為日本人，他基於學術研究，仍對日本殖民政策嚴厲批判，對於殖民下的台灣經濟，他詳加研究整理，今天要研究日治殖民經濟史，這本書絕對是經典。
學術之外，矢內原忠雄不認同一九二○年代崛起的軍國主義思潮，並嚴厲批判日本侵略中國的政策，使他一九三三年被迫離開東大，但也使他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後，重新被肯定為日本知識分子的良心，一九五○年代回東京大學擔任校長，原來為日本帝國培養重要人才的東京帝大，因而轉型西化，注入自由學風。
矢內原忠雄的大兒子矢內原伊在一九七○年代為父親寫傳時，極少針對父親在日本史與台灣史的重要性歌功頌德，而是大量引用父親幾十年的日記與信件，講述父親中學到大學的成長故事。矢內原忠雄由於個性浪漫，大量閱讀文學作品並寫詩，加上信仰耶穌，都使他無法接受軍國主義意識形態。讀者雖得以了解一個違背時代潮流的知識分子如何長大，但要承擔難以承受的時代壓力，也絕非風骨二字可以解釋，還需非常堅毅的個性與勇氣，才能舉世滔滔他獨往。
文章節錄
忠雄當時也進行有關於台灣的研究，他為此項研究於昭和二年三月開始到四月多而前往台灣作實地調查，共約四十天的時間。他關心台灣就如同關心朝鮮，在他認為這兩個殖民地中最欠缺、最需要的是政治的自由。在這趟旅程的前一年，剛好是台灣總督伊澤多喜男轉任東京市長之際，忠雄趁著這個機會寫了一篇題為＜兩百萬市民與四百萬島民＞的文章寄到《帝國大學報》，文中痛批在台灣的總督專制。
文曰：「橫跨台中州竹山郡、台南州斗六郡、嘉義郡的七千餘甲的竹林所有權完全移入三菱的手中，當地兩萬多居民頓失兩百年來從祖先那繼承來的遺產，然而這樣名符其實的企業家農奴並不會出現在伊澤總督的統治下嗎？不用被強制加入青果同業公會的香蕉產戶企圖透過台灣青果公司自由輸入內地的兩千多籠香蕉，因為船公司的拒載，而放置在基隆碼頭任其腐爛，在伊澤總督的統治下沒有這種事嗎？
林本源製糖公司不發表甘蔗買賣價格就將區內的甘蔗直接割取，並且造成警官和農民的衝突，還因此逮捕了百餘人，在伊澤總督的統治下沒有這種事嗎？在台灣發行的報紙全部都是由內地人所經營，連一家台灣人經營的報紙也不准許，也不許可將在台灣人在東京所辦的台灣民報移至台灣島內發行，並且還採取壓迫民報不許進入台灣的高壓政策，而這不就是在伊澤總督的統治下所鼓吹勵行的事嗎？」（《全集》第二十三卷五一六頁）
這篇短文的發表時間是大正十五年七月，然而在那之前的大正十三年春天，忠雄接待了蔡培火與林呈錄的來訪。他們兩個都協助台灣解放運動的領導人林獻堂，都是挺身於民族運動的台灣志士，當時這些人自大正十年以來就開始進行設置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因此遭到總督府高壓壓制，將他們以治安警察法逮捕，所以他們在到日本的時候還是保釋中的身分，但是忠雄卻非常高興能夠見到他們，在跟他們約定支持運動的同時，也從他們身上獲得了許多有關當時台灣的情報。忠雄特別與身為基督徒的蔡培火在這之後有深入的來往。
雖然忠雄並不是全面性贊成蔡培火的政治立場，但是基於個人的同情和朋友的立場，忠雄也沒有吝於給予幫助。蔡培火那時也很疼愛還是小學生的我。正因為矢內原教授是一個批評總督府統治政策，同情台灣人的民族解放運動的人，因此這次的訪台理當不會受到台灣總督府的歡迎。也因此他即使透過拓務省或是台灣總督府進行調查也無法獲得真正的實情。為了解真正民眾的情勢，忠雄走了後門到台灣各地參訪。
台灣旅行的足跡遍及台北、桃園、角板山、台中、東勢、竹山、嘉義、台南、高雄、屏東、新竹、宜蘭、花蓮港、台東等全島，在參觀工廠、農場、學校等地之外，忠雄也進入了偏僻的番社，從台灣民眾的小角落開始巡視調查台灣統治的實際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