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Openbook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
評審推薦語／張潔平（決選評審，飛地書店、Matters Lab創辦人）
紀念碑常常是人們對不義歷史的平反，為了記住那些曾經被禁忌的歷史記憶，以公共記憶的方式回應轉型正義的過程。但另一方面，在樹立紀念碑的過程裡，也有歷史學家擔心，外在世界的紀念碑創造了一種「永存」的幻象，令人們在轉身之時放下緊張感，替代了本來要靠口口相傳去延續的紀念工作，莫失莫忘的初衷反倒變成行禮如儀的遺忘。
紀念碑是通向歷史與記憶政治的一個考察入口。這本書的作者鄭安齊正是從德國的紀念碑出發，由淺及深帶讀者展開一趟有關公共記憶的旅程與提問。
讀者可將本書當作一本特別的旅行手冊，跟著紀念碑地標展開一場德國深度遊；也可以再深入一層，將它視為歷史書，以公共藝術為線索，展開德國有關轉型正義歷史的考察，對照台灣的經驗；還可以繼續深入，以紀念碑作為一種路徑及方法，探討記憶與生命政治的核心命題，追問哀悼的行動意涵：保存哪種記憶、如何保存、以誰的名義及出於怎樣的目的，最終朝向「一個不再需要紀念碑的時刻」。
難能可貴的是，本書把這樣三重由淺及深的體驗都照顧得很好。這是作者的多年學識累積、卓越寫作能力與編輯強大的資料編排、恰到好處的設計製作，彼此完美結合才有的結果。優秀的團隊作業水準，理論的國際視野結合在地的議題關懷，使得本書的成果令人驚艷，即使譯成英文或德文也不輸給國外作品。
內容節錄
《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
序言
然而，它不只是石壘；而是能言善道的雕刻。就好像每隔四十公分寫下一個字。整座紀念碑超過七十公尺長，大約二十五公尺寬，八到十公尺高，每個方向的每塊石頭一枚挨著一枚，緊密排列，宛如一個個手寫字。［⋯］
我踏上這樣一條通道，它像個句子般通往中心，在那，是半毀的聖殿，我凝視著那些托伸而出的石頭。它們和這塊海灘上的無數石頭一模一樣，例外的是，在這裡，由於它們的排列方式，它們說話，而且雄辯滔滔。
—約翰伯格，《留住一切親愛的》，2008
二○一二年起，我開始暫居柏林求學。雖然在調查就讀系所時，就已因為柏林曾經歷過的納粹暴政及兩德分裂，而對此地充滿探究的好奇，甚至於報考的研究計畫之中，也將曾位於冷戰前線的台灣和柏林作了一番對照比較。然而，在真正踏足柏林之後，所見所聞還是超乎原先的想像。
一般在引介紀念碑／物的事例時，德國多被視作一個正面的例子。誠然，德國直接見證廿世紀歐洲兩大人權浩劫──納粹以及東德的極權統治。柏林，不僅是納粹時期發動暴政的核心，亦在兩德統一重新成為首都後，成為許多紀念碑、物、標誌、館舍設置及活動發生的重要地點，除了高密度的歷史事件層理，更在多年的累積之下，擁有各式公設紀念機構、半官方的基金會和廣布於各街區的民間組織，自民間到政府的層級，都留下了許多工作的方法與經驗。因此，柏林是能夠直接見證各種紀念碑／物案例的現場，也有最新的訊息或論辯。在德國的公共藝術製作的傳統之中，「紀念碑／物」更是一項長期處於核心地位的母題。
但這並不是故事的終結，這整件事並未發展成「向德國學習」，本書亦並非意圖對德國轉型正義中文化實踐的實作形式、工作方法，進行單純的移植倡議。
當時我所就讀的學系「脈絡中的藝術研究中心」，研究課程包含了對於「紀念碑／物」的探討，這在德國已然是特殊的工作領域，兩個教學重點區塊「公共空間中的藝術」及「與社會團體合作的藝術」，亦與轉型正義的文化實踐工作息息相關。此所成立於七○年代末，正好是本書第一部第三章所提及的，德國歷史考掘工作自民間群起時；所上歷來許多教師與學生／畢業生進行的計畫，都與歷史反思有深刻的連結。
公共藝術及紀念地景課程的教授史蒂芬妮．燕德里西，對我啟發重大。她是一九七七年柏林的視覺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成立「公共空間中的藝術辦公室」時的首任專員，提供公共藝術計畫的諮詢，並協助、陪伴計畫的成形，參與了許多重要紀念館舍及紀念碑／物設置的評審或顧問，熟知各項計畫實施的細節。
史蒂芬妮常說，若沒有民間率先發起的倡議和行動，便不會有後續紀念碑的設立。她總是以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和自身經驗，以高度批判的視角，審視德國在轉型正義工作上的文化實踐。這使我對於德國所設置的紀念碑／物不僅停留在正面肯認的認識，而是有機會深入其設置過程中的各種背景脈絡，理解其中缺失與複雜度。
因此，本書所談論的德國各式紀念工作中的文化實踐，並非單純以「模範」的方式出現。
轉型正義的文化實踐
本書的成形，源自於國藝會「現象書寫」研究案，原案名為「轉型正義的文化實踐」。名稱的第一部分雖然是台灣人當前耳熟能詳的「轉型正義」，但事實上，在德國並不使用「轉型正義」這個詞，較常出現的是「處理歷史」以及「超克過去」（或譯做「克服過去」）。
「超克過去」是一個德文語境中特殊的概念。這個複合字的直譯可理解做「面對」或「克服」（bewältigen）過去（Vergangenheit），而「bewältigen」這個動詞往往對應於帶有負面意涵的事情（譬如困境和創傷）。然而「超克過去」一詞在德國的使用亦非全無爭議，當中不免隱含了過往事件的處置已完成、已達終點之意，並且伴隨著一個群體的「正常化」，從而揮別過去、忘卻過往，與已逝的歷史不再有關係。因為上述緣故，部分學者或相關工作者也偏向於採用詞義上更為中性的「處理歷史」。除此之外，若要強調其政治性，那麼便會有後綴「政治」的一系列概念，譬如「記憶／紀念政治」，但這些概念不若「處理歷史」以及「超克過去」專指德國兩次負面歷史（納粹以及東德）過往的處置。
在台灣，「轉型正義」這個詞最初的來源，可考察的文獻是二○○○年葉俊榮主持的國科會研究專案《轉型正義初探》。從葉俊榮及其團隊引介的文獻，可追溯至美國政治學者尼爾．克里茲一九九五年出版的《轉型正義：新興民主國家如何處置前政權》系列書籍（葉俊榮，2000）。
所以台灣慣常使用的概念，與本書文章裡將會談到的德國實例，實則出自兩個不同體系。接下來的文章裡，也會隨著對個別紀念碑／物的介紹以及歷史脈絡的整理，旁注解釋德國語境下的各種概念，好使我們談論的各個案例有所本且不失其原意。唯有辨明這些不同的概念在各種脈絡下的發展，細查其間的長處與缺失，我們才能整理出最適合台灣現狀的應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