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鎮壓學運。同情學生的中共改革派總書記趙紫陽下台，從此展開了15年的軟禁生活。15年期間，他不只一次寫信傳達當年沒有違反任何黨規，對於改革開放的路線，以及六四的立場也不曾改變過。在他領導之下的中國，曾經充滿經濟活力與民主契機，然而，今日，一切俱已成為歷史暗角的陳跡與灰燼。趙紫陽，中國近代最開明前進的改革家，其一生貫通中共發展歷程，見證中國當代政治、社會、文化重大變革的關鍵時刻。而，他的名字是中共至今仍不敢面對的禁忌。本書《趙紫陽傳》作者盧躍剛經過13年的歷史資料爬梳，蓄積逾百萬字，從趙紫陽被軟禁時說起，回顧趙紫陽的一生，間雜中國共產黨70年的黨史、鬥爭紀錄，是部絕對不可錯過的磅礡巨著。
文章節錄
趙在軟禁期間有充裕的時間復盤「六四」，反思中國改革開放，對重大問題進行比較系統的有品質的思考和討論，讓頭腦始終保持著活力，這一切都基於閱讀，對國際國內問題與時代同步的敏銳觀察，以及與外界的有限交流。趙在書房對來訪者說：「我現在坐在這個書房，比在臺上清閒不了什麼。那時，批署文件，現在看書，也挺緊張的。」 「朋友們知道，我這個人過去讀書面不寬也讀得少，不及耀邦。『六四』後有時間讀了。」
與外交流，宗是主要媒介。交流的方式，既有稍寬鬆的時候請到家裡來暢談，不方便來的，也有互相提出問題，通過宗中轉。前者如于光遠 、廖季立 、安志文 、李銳 等，後者如杜潤生。這些人，都是八十年代中共黨內大名鼎鼎的民主派，有的是直接參與了改革開放政策設計、執行的堅定改革者、理論家和思想者，為中國改革開放、社會轉型立下汗馬功勞。在「六四」問題上，他們支持趙的判斷和指導思想，同情學生，理解學生提出的民主訴求，反對戒嚴、鎮壓，清查期間受到或多或少的衝擊，其中杜潤生、于光遠、李銳等差點被強硬派開除黨籍。無論怎樣，趙都不在乎。討論的問題各有側重，涉及廣泛，主要是蘇東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命運和改革理論與實踐。
理論家于光遠來，趙主要是聽。說到關節處，趙時有插話。趙說：「對社會主義現行制度與社會主義道路應加以區分；過去由先驗的公式所形成的僵化的制度，特別是公有制，實行的是使公有化程度超過了生產力的水準，並使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從而造成了貧困，使我們離社會主義越來越遠了，也就是背離了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原來設想的無產階級革命是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爆發，而不是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爆發；但客觀的發展卻是在落後的國家，無產階級首先取得了政權。（這時趙在語氣上又鄭重地說）這些取得革命勝利的國家，本應當按照本國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根據自己的國情來發展生產力；但卻超越了階段，實行公有化。結果，欲速不達而崩潰瓦解。從中國十多年的改革來看，經濟的增長也都是從私有經濟發展起來的，而國有經濟則證明是缺乏效益，提高不了生產力。」「過去中國的改革沒有明確提出改革的理論，改革者好像不那麼理直氣壯；而反改革的人卻利用舊的論點進行折騰，致使改革有反覆，現在的問題應是，要突破所有制理論。（說到此趙表現得興致勃勃）蘇聯垮了，中國是一個大國，改革又進行了這麼多年，完全可能並且有資格提出一套有關社會主義改革的理論來，其他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卻不行。『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走向共同富裕。』」
因為是一對一談話，所以能暢所欲言。這些言論，實際是八十年代趙改革目標的底牌。這次談話時間是1993年7月1日，中共建黨七十二年紀念日。
趙與杜潤生有著很深的交情。1948年第一次趙、杜見面時，杜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祕書長，趙擔任中原局屬下的桐柏區黨委副書記兼桐柏軍區副政委，主管地方工作。杜當時即欣賞趙的才幹。1951年趙從南陽地委書記任上調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祕書長。杜是中共著名的農民運動、農民問題專家，中共建政後擔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祕書長、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祕書長，因與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共同反對毛澤東合作化運動冒進而遭貶斥。趙八十年代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總理、總書記時，杜先後擔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大力推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是趙推行農村改革開放政策的左膀右臂。
「六四」問題的處理上，杜支持趙對學生運動的看法和處理原則。但是杜被歷次政治運動整怕了，一生謹慎，1989年後到趙去世，十五年沒見過面。趙、杜相知甚深，互相惦念，有著強烈的溝通情況和思想交流的願望，於是雙方請七老八十的宗鳳鳴居間充當信使。
一次，杜請宗轉告趙，杜認為自己是名知識份子，應有知識份子的良知，應有對社會的責任感、使命感，在當今世界裡，杜想同一些志同道合者從理論上全面探討一下對馬克思主義的改造、對社會主義的改造、對黨的改造問題，認為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的綱領路線還是比較實際的。杜說，趙是從舊的意識形態走出來的，是很少有的國家領導人，不但經濟上開放，政治上也主張開放，既有內功又有外功，是個人才，「我們想利用他的智慧，在探討如何改造馬克思主義、改造黨這一重大問題上，幫助出點力，對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階段鬥爭學說、暴力革命論，以及現實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共產黨的領導等諸問題，也希望他能從理論上作個闡述」。
從理論到實踐對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進行思考，是趙讀書的動力和起點。趙說：「什麼叫社會主義？其實社會主義，只是一個變動過程，一種流程，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模式。列寧在十月革命之前，也是同意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不可能在一個國家單獨勝利的，同意必須幾個國家共同勝利的。但是歐洲幾個國家無產階級革命都失敗了，此時，只俄國勝利了。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了，政權到手了，當然不能將政權交出去。這個政權發生在東方的俄國，俄國有中世紀封建君主獨裁的傳統，又是小農國家。一國革命勝利，內有白匪、封建勢力，有資產階級，外有帝國主義包圍與武裝干涉，於是不得不採取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這手段便是政權高度集中壟斷，不惜採取暴力。（經濟上則採用了剝奪小農的所謂軍事共產主義，所謂下鄉征糧、集糧—杜導正插話）列寧這樣做，是不得已的，被迫的！這些年，我有暇讀了些書，對俄國十月革命的評價，列寧與考茨基有根本分歧。一本書，叫《叛徒考茨基》吧？考茨基便認為，俄國十月革命勝利，是誕生了一個『怪胎』！這個（怪）胎，誕生在落後的俄國，是不可能長久生存的、發育的。歷史證明考茨基當時的那些見解是正確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有它自己的規律，並不是人們主觀意志想怎麼發展便怎麼發展的。」「我們現在的搞法是否『專制』？不受歡迎？這不是我們的初衷。過去講無產階級專政，我過去以為這不是我們的目標，而是為達到民主才專政。以後提出專政是長期的，目的就是專政，那麼我們革命幹甚麼？蘇聯搞了七十年還是專制！中國所有參加革命的人，解放前，沒有一個是為建立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而奮鬥的……中國共產黨專制，為什麼比東歐厲害？是中國封建土壤與蘇聯體制結合。蘇聯體制在東歐國家行不通，中國封建土壤不打掃、不清理不行。看來要幾代人努力。中國民主是長期過程，孫中山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搞訓政……中國的病根是兩個：一個是無產階級專政；一個是民主集中制。」 而資本主義，以美國為例，「美國資產階級誕生、成長的歷史」，「當時的資產階級，有一種信仰，一種拚搏精神，一種勤儉精神。我們叫解放全人類。他們叫替人們向上帝贖罪，有一種信仰。」 「馬克思許多東西好，但對資本主義能夠在自己框架內自我演進，自我調整，自我完善的能力估計不足。實踐證明，資本主義這麼做了，且成功了！」
杜有士大夫古風。「我們」指的是對改革、對「六四」有著高度共識的老同志。兩個月後，趙請宗轉告杜，他也要給杜出個研究題目：對江澤民、朱鎔基政治、經濟、國際、宗教等政策、方針上的諸多矛盾狀態做個分析。
說這番話時，趙八十歲，杜八十六歲。（文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