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以其在「公共選擇理論」上的貢獻，獲得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不過，鮮少有人知道，在公共選擇理論的導引下，美國政府漸趨導向富人利益，減少公共財支出，財富重分配的角色也減弱。《以自由之名》爬梳布坎南檔案庫，發現布坎南曾與美國頂尖富豪查爾斯．科克有密切合作，科克提供布坎南所在系所和相關研究機構大筆贊助，並運用其中訓練的人員，進行政治遊說、媒體輿論改造等工作，使美國政治大幅右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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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之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如何與右翼大亨聯手囚禁美國的民主》
在雷根時期默默打造基地的這個計畫幸運得到另一個大禮：詹姆斯．布坎南於一九八六年十月以他「對政治決策與公共經濟學理論的貢獻」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瑞典皇家科學院稱布坎南為「『公共選擇理論』領域當中的領導研究者」。回想他在激憤羞恥之下離開沙洛茲維爾的情況，難以想像會有這一天的到來。他的堅持不懈得到了豐盛的收穫。
布坎南表示，對於一個「遠在主流之外」的人來說獲獎就是「來自外界的肯定」——他是第一個在經濟科學領域獲獎的美國南方人，也是第一個「幾乎只在南方大學工作」的人。他以王者姿態斷言，從沒有其他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得主像他這樣「給予更多人希望和勇氣」。他高興地回顧他自己的人生故事。「在你們眼前的是詹姆斯．布坎南，一個來自田納西中部的鄉村男孩，在鄉村的公立學校和地方的公立師範學院受教長大，從沒進過菁英名校，從未認同過學術界流行的軟性左派意識型態，以非常老派的分析工具研究一套完全非正統的議題，如今受到來自著名且受到敬重的瑞典委員會肯定。」
斯德哥爾摩的評審們肯定布坎南在公共選擇領域的開創性研究，還特別提到《同意的計算》一書（但忽略了這本書還有另一位共同作者高登．杜洛克，讓兩人的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和另外兩本布坎南在財政學領域的著作，以及他近年來在憲政上的「規則體系」方面的「具遠見的切入角度」。諾貝爾的評審引言指出，傳統經濟學理論闡明了生產者與消費者在市場環境下的決策，並沒有著墨於解釋政治行為者的行為上。布坎南關注了政治行為者如何尋求透過交換（選票交換、利益交換或是為交換政治盟約而非獲利取向）來取得利益，讓大家開始注意到「『遊戲規則』，也就是廣義的憲法」這個層面。這些規則「決定了」政治程序產出的結果，影響之大遠超過行為者對外宣稱的意向，因為不同類型的憲法就足以預測不同的結果。到最後，公共選擇理論所揭露的就是政治程序可以補救市場失靈這套假設是一種謬誤，因為就算在政治程序上，人們「還是會自私行事」。
評審團帶著企盼的口吻指出，「這種分析在近年來已經成為普世趨勢。」即使事實並不盡然如此。（事實上，評審委員中最重要的成員，斯德哥爾摩大學的阿薩．林德貝克〔Assar Lindbeck〕教授本身就是布坎南的信徒，他相信布坎南幾年前所謂的「以選票購買民主」的診斷分析。根據諾貝爾獎的歷史研究指出，在他的領導下，整個委員會「給獎方向更為右傾」。）其成員也讚揚布坎南在憲法規則主張單一否決權（獲全體同意），以及這種投票規則讓「政治程序」不再是「資源重分配的工具」。評審團表示，布坎南「最傑出的成就是他一貫堅持強調基本規則的重要性」。
布坎南獲獎那天，聯邦政府正巧暫時停擺。維吉尼亞州一位編輯欣喜地寫道，聯邦政府「花光所有錢了」。
《紐約時報》指出，回到美國，布坎南的思想正在引發一場「政治經濟學的寧靜革命」——之所以為「寧靜」是因為他們「在民眾的辨識度幾近是零」。不過在知情的人眼中，這場不顯眼的知識革命跡象仍比比皆是。布坎南打響知名度後，他工作的智庫也吸引了更多媒體關注，雷根政府內的部分信徒著手改變長期的公共生活誘因機制。革命大業的發展也得益於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急遽下降。這種下降主要是因為民選官員的作為，從詹森總統對越戰情勢撒謊到尼克森總統爆發水門事件，種種事件累積下來的結果。布坎南深信他的學派也對此有所貢獻。長久以來，該學派認為政治行為者只是自吹自擂的個體，而非他們口中充滿公民意識的利他主義者。正如杜洛克後來以他一貫直率口吻說的，「我們所做的是像進酒吧打量一樣看政治，並且把看到的結果公諸於世。」亦即假定所有政治人物都是「騙徒」、選民都是「自私鬼」，而「官僚」就是「無能」。透過這些描繪手法，這些獨排眾議的自由放任主義者試圖讓大家看到，要求政府解決問題，將會帶來更糟糕的麻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