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讓每一件事情「無差別」變好 黃聲遠站在「田中央」實踐理想

文：邱祖胤／照片提供：田中央工作群

「人永遠是最重要的。」建築師黃聲遠說。

黃聲遠在永和出生，新店長大，到台中念建築，留學美國，回到台灣之後，因為好朋友邀他到宜蘭試試討論縣政府演藝廳的設計，不久後落腳宜蘭，慢慢吸引一群年輕人上山下海，形成「田中央」，思考及解決空間、建築與公共工程的問題。

黃聲遠是建築師，也是藝術家，得過國家文藝獎、吉阪隆正賞，1994、2006、2018三度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從2015年東京間美館邀展開始，2016起已陸續在歐洲8個國家舉行巡迴展，目前還有很多工作模型仍在法國波爾多，將持續個展到九月，向全世界訴說著台灣及台灣的建築理念與故事。

今年德國的慕尼黑建築博物館以台灣建築為題舉行展覽，名為「台灣行動」。第一展區宜蘭，作為五大主題之一，格外令人矚目。展覽呈現「田中央」建築團隊20年來在地默默耕耘的軌跡，從宜蘭社會福利館、羅東文化工場、西堤屋橋，到近期的櫻花陵園、壯圍沙丘，每一處的地景改造都帶給人無限憧憬，令人好奇是怎樣的一群人，創造出如此令人羨慕的生活方式。

對得起人生 選擇沒有人要做的零星公共工程

「我們這群人很正常，也很普通，只是比較不那麼工具性。許多人喜歡我們的工作，也許正是喜歡那種無差別、想要每一件事情都變好的感覺吧。」黃聲遠說。

52年次的黃聲遠，沒有大師的架子，比較像鄰家大哥，或球隊的隊長，很會照顧人，帶頭衝鋒陷陣。在辦公室裡，經常一件無袖背心就開始上工，到了工地，他靈活現場解決問題，體力驚人。

他說：「選擇沒有人要做的零星公共工程，雖然對得起人生，但就是要面對地方縣市斷斷續續永遠無法順利到位的預算，以及各種不盡公平的要求。有時候只恨我自己能力不足，讓年輕人做得辛苦，還常被誤會。」

黃聲遠心疼年輕人。他口中的年輕人，指的是「田中央」的工作夥伴。

他不只在意環境，更在意人，尤其是自己團隊的同事。因為要把事情做好，就得先一起把日子過好，大家真心浮現的判斷才會美好。而思考建築，核心是思考人與環境的關係。

跟黃聲遠談建築，他永遠先跟你談人。 

選擇做好事 先想辦法讓好人出現在你身邊

黃聲遠說，你首先要完全信任身邊這些善良的朋友，決心承擔所有的成敗，「如果錯過或沒做對最可能的就是我沒想到或沒講清楚，本來就該由我來負責。想要突破就該有付出，經得起考驗的信任才會使同仁們提出的構想比較大膽，享受瘋狂。」

黃聲遠強調「瘋狂」很重要，「因為它可以挑戰沒有必要的限制。通常你去挑戰一個很誇張的事，背後可能會引發非常多的挫折，也可能會引來不必要的抱怨，你就必須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

有大哥在的感覺真好。像一家人的感覺，是許多人對「田中央」團隊的印象。

黃聲遠很篤定的說，接觸「田中央」裡面的人，你會變樂觀，會覺得自己可以變得更好！「這世界上有很多好人，問題是如何讓好人出現在你身邊？雖然偶爾也會遇到倒楣的事情，但這就跟感冒或被蟲咬到一樣，一下子就過去了。大體上來講，身邊若都是好人，做事情就會感到很愉快。」

每天都看山 童年令人懷念的糞坑味道

回首自己的成長及學習過程，黃聲遠感謝自己的父母，「他們都是老師，每個週末都帶我出去玩，我小時候不是在海邊，就是在山裡，有很多時間親近大自然，有時候禮拜一上學，海水的味道、海浪的起伏還停留在身上。」

黃聲遠說：「住在新店的時候，住的地方四面都是山跟稻田，放學之後一直到晚飯之前的時間，我幾乎都在外面亂跑，騎腳踏車，或到田裡抓青蛙，路過田邊的糞坑，那味道我到現在還記得，覺得還滿好聞的，雖然一點都不懂耕作，但和農村就是有一種很親切的感覺。」

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家中開始有第一個電冰箱、電唱機⋯⋯，留下一些大型的紙箱子，都被黃聲遠拿來當玩具，「從中間切開一個一個洞，裝個繩子，讓窗戶可以打開……回想起來，這些動手的經驗，應該可以算是我接觸建築、思考及動手創造與環境互動的開始。」

黃聲遠說他從小就喜歡動手雕刻、動筆、塗塗抹抹，當時從家裡一圈的陽台看出去，可以看到新店周邊的群山。黃聲遠會拿起水彩筆，畫上紫色、粉紅色等色彩，大人常問山怎麼會是這種顏色？黃聲遠說，那就是他看到的顏色，「就好像我常請别人想一下，宜蘭的山是藍色的。很多人會以為山是綠色的，並不信任眼睛所見的真實。多樣光影的千變萬化，當時我就能體諒越多經驗的大人越不知道如何勇敢面對真實。」

只要到宜蘭 頭就不痛了

「田中央」自己這樣形容「田中央」的開始：「一位在 1989年逃到美國去尋找新的、自由的生活方式，找不到答案又逃回來的台北青年，某一天，在接到他大學摯友的電話後，這名青年『黃聲遠』從此搬到宜蘭定居，並在宜蘭開始探索土地、向居民學習的建築人生……」

黃聲遠笑說：「其實是因為只要到了宜蘭，我的頭就不痛了！」

黃聲遠說，出國之前，不時感到焦慮，每天頭都很痛，也許是在都市生活的壓力造成，也許是對前途感到徬徨。從美國回來後，受大學同學陳登欽的邀請，他到宜蘭參加會議。
 
那是一個關於演藝廳的舞台設計案，要決定做三面式舞台還是鏡框式舞台，會議主席是當時的宜蘭縣長游錫堃，會後他曾問旁邊的人說「這個年輕人是誰？以後邀他多來開會。」黃聲遠笑說：「可能他覺得這個小孩子講話很直吧，以後多來刺激。」
 
黃聲遠說，那時候他對政府運作什麼的都不懂，哪個官比較大也搞不清楚，「那個年代也沒有編輯軟體，連打字都要找打字行，什麼是服務建議書都要從頭摸索，土法煉鋼剪貼，完全在一個勇敢亂衝的狀態。但是每天有機會去游泳、泡溫泉，蠻喜歡這種在好山好水之間自由自在的感覺。」
 
受到宜蘭這塊土地及「反抗精神」的啟發，黃聲遠慢慢體會到這塊「民主聖地」是活的，他認為，只要不被世代不被專業所束縛，就可以一點一滴從任何一個角落，哪怕從一個籃球場、一條水溝開始，自在的找到業主、選擇資源，一起創造從容且準確的合作精神。
 
黃聲遠說，他覺得宜蘭人心胸特別開放，講話也很直接了當，當地研究水文、歷史、地理的工作者及老師，都慷慨的跟他聊天，分享他們的功力，讓他超快速了解宜蘭大小事。後來有機會參與審查，當各式各樣的委員，開始更深入了解宜蘭，從而展開「田中央」充滿創新的諸多計畫。

為城市留白 以大棚架為地景參考線

在慕尼黑建築博物館中，「田中央」的作品以四個方向來呈現 ，分別是「設定基準：大棚架做為地景參考線」，「凝聚記憶：與時間作朋友」，「重回大地：記住身體，忘掉時間」，以及「認真生活在山海土水之間」。
 
黃聲遠解釋，台灣到處都看得到棚架，因為它相對節省，遊走在合法邊緣，只是通常都簡單做，準備如果被拆了也沒關係。然而當它被放得很大，開始成為一個都市尺度，可以兼容許多東西，在遮風蔽雨之外，佔據之下反而還可以保有各種可能性，不被單一機能塞住，也能穿透過去看到其他地方的風景，這樣的棚架創造了一個邊界模糊的「留白空間」，進而標示出市民對公共性的期待。
 
關於「大棚架」理念的最佳示範，非「羅東文化工場」莫屬，沿梯而上，「羅東文化工場」2樓的空中藝廊，曾經陳列著時常搬到工地現場討論而覆著塵土的工場模型。在巨大而抽象的棚架底下，光影相互交織迴盪，人們在這裡了解自己所處的位置以及和城市的關係。
 
不過這樣的特殊空間，從設計到落成，歷經兩次政黨輪替、三任宜蘭縣縣長、7任文化局長，「田中央」在14年間，持續面對都市規畫、預算、材料使用特性等各方面的考驗。

3條維管束 凝聚記憶、和時間作朋友

「維管束」計畫，同樣是「田中央」歷經20年對宜蘭的探索而形成，這是以宜蘭河及舊城區為基礎，想像整個宜蘭如同植物的莖和葉，維管束彼此連接、構成系統。
 
第一束維管束不只創造硬體，而是振興舊城的精神，把宜蘭河匯集天地的能量輸送至舊城及新生活區，進而邀請人人學習照顧這條身邊的大河。它實際上是提出了一種城市永續經營的策略，透過開拓步道、種植樹木、提供歡迎聊天的空間，置入建築元素、重新定義空間。
 
第二束維管束從宜蘭河出發，經過學校、酒廠及周邊舊城產業區，並連通轉型成宜蘭美術館的老臺灣銀行及百年廟宇旁的小徑，一路迎向新建的中山國小體育館及丟丟噹森林火車站藝文生活區。
 
第三束維管束位於宜蘭市南側人口密度最高之新文教住宅區，串起了小學、國中、文化中心、高中、大學、女子中學等學區，更是城市基礎設施建構。

永遠不放棄 無時無刻想著解決別人的問題

黃聲遠表示，「田中央」無時無刻都在想著如何解決別人的問題，因為別人的問題，就是你我的問題，「我們的基本信念，每一個小小的心願都是平等重要，再怎麼瑣碎、困難，都要放在心上找機會去面對、解決。」
 
但是這樣處處為人著想的過程卻非常磨人。
 
「『和時間做朋友』，聽起來很浪漫，但其實有點悲情，有一種含著眼淚、帶著微笑在做事的感覺。要去接受很多事情沒有成功、但也不算失敗的狀態，歡慶生命、繼續努力，感覺就很自然的了解如何和時間做朋友。」
 
黃聲遠感慨道：「很多事做久了以後很容易忘了初衷，一心直想著去成就某一件預期的事情。但真的不能急著每件事情都非得照著既定計畫走不可，不管是你自己的想像還是別人給定的SOP，還是合約上的規定。如果心情上可以接受『這一切都是可以調整的』，那我們就有可能比別人多一點走下去的機會，總有一天會靠近目標。」

最該做的事情就是忍辱負重

黃聲遠說，田中央的資源不會比別人多，「因為我們大多數的工作都是公共工程，意思是完全得照採購法，那為什麼我們撐的住花更多時間及精神來執行？可能是因為我們習慣把別人歸咎、抱怨、追究責任的事暫時扛下來找出路，這件事就多一點包容不提早終止，就可以先一直做下去，等資源才不斷進來。」
 
黃聲遠舉羅東文化工場為例，前後花了14年，「不是我們動作很慢，而是因為外在條件實在扭屈，太不符合青年們預期公平正義的社會可以承諾給未來世代該有的條件，但這是大多數人都會面對的情況，並不是別人特別要害你，如果你因為這樣就放棄，身邊一群人的理想就沒有機會發生，一個不發生，兩個不發生，理想就永遠做不成。」
 
黃聲遠道出做公共工程的無奈與現實，但他們並沒有放棄。
 
「最該做的事情就是忍辱負重。」黃聲遠說，他的策略是，盡量去想辦法面對，應對，如果遇到莫名的例如政治性的牽連，也不必每件事都吭聲，正面衝突不需全避但多少會留下傷痕，更不必然走到你告他、他告你，告來告去，最後很多地方需求還是沒有辦法改善。這不是一個輸贏對錯的問題，但也千萬也不能讓錯的事情發生造成土地的傷害，怎麼辦？最可能的方式，就是先『卡』進去，陪伴守護⋯⋯」
 
黃聲遠說，「田中央」有些競圖，「不是我們當下想去進行的案子，只是懼怕有些方向可能會把地方搞爛，只好先進場把它卡住，才有身份和決策者慢慢了解討論⋯⋯」

黃聲遠說，按照台灣的慣性，很多事是會愈做愈差的，比如說，把好好的地方變成主題樂園、美好的小路把它開大⋯「覺得這是不對的事，但如果用說教的方式去阻止它，又通常不會成功。我們是一個法治國家，可以透過完全合法的條件進場，慢慢運用專業的角色，使得主事者至少形式上必須跟你討論，我們就有一點機會把價值觀跟願景融入更多人的心中，就看我們可以撐多久。」
 
黃聲遠說，「田中央」走的一直都不是一條容易的路，只是堅持自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永遠都不要放棄。「經年累月的努力沒有很成功，只是比較不失敗，但就算只是這樣，還是很激勵人心不是嗎？」

（本文出自文化+雙週刊第89期「進擊的台灣建築」，08/02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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