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觀照大歷史裡的小人物 黃子明用鏡頭記錄戰爭傷痕

影像是歷史，是人性，是殘酷，也是強韌，黃子明用他的鏡頭，記錄光影流動下的真實世界。

文：趙靜瑜／圖片提供：黃子明

自小時候有印象開始，清明時節，黃子明跟著家族長輩們，總是得掃兩種墓。

一個是傳統閩南祖先的墓，圓形大墳；另一個是上面有直立方柱石碑，造型極簡的日本墓。那是他三叔公的墓。

「三叔公的照片，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的照片，也是三叔公僅存的照片，就是掛在我們家。」黃子明說，三叔公是台籍日本兵，他被日本政府徵調當軍伕，年輕時就戰死南洋，「阿公談起他這位唯一的弟弟，似乎有那麼一點落寞；因為三叔公沒有子嗣，所以名義上把我爸爸過繼給三叔公。」從此，黃子明有了另一個從未謀面的祖父。

照片彷彿是一種命運的預示。長大以後的黃子明，開始擔任攝影記者，一路至今，他也曾經擔任大學講師，國內外多項新聞攝影獎獲獎無數，也受邀舉行攝影展，作品獲國美館、高美館典藏。照片連結了黃子明與大歷史中的芸芸眾生，也為他自己寫下了對世界的註解。

黃子明回憶，在自立早、晚報工作的時候，拍照非常開放，「拍什麼就上什麼，只需要思考這是不是新聞。」黃子明還記得上班沒幾天就遇到總統蔣經國逝世，「每天去忠烈祠守靈，每家報社都分好幾班盯著，隨時都有人來弔唁，印象很深刻。」

再來的立法院，反對黨的聲量開始放大，大院內總是有立委動手動腳，一天到晚打架，「當時自立晚報離立法院又很近，因為是晚報，一天截3次稿，分別是10點半，11點半跟12點半，當時就是拍了回到報社自己沖片，趕上截稿時間，可是也經常沖片沖到一半，被通知立法院打起來了，於是丟下片子請同事幫忙，又趕回立法院拍戲尾。」

見證時代的轉型

跑了立法院之後，黃子明意識到自己正在見證一個時代的轉型，開始將自己拍攝的照片記錄，歸檔，也開始思考自己想做的題目，用照片記錄戰爭世代。先是拍跟日本兵有關的題材，後來陸續又拍了台灣参與戰爭的當事人，再擴及到中國抗美援朝戰爭的「義士」。

韓戰開戰，中國送出軍隊「抗美援朝」，這一批中共志願軍軍隊中，有曾經是國民黨後來成為共產黨的軍人，也有原本就是共軍的，被盟軍俘虜之後，囚禁於戰俘營。進入冷戰時期，原本戰俘先被囚禁在韓國釜山，後來移到巨濟島再轉濟州島重新編制。

由於美方與中方都有戰俘，根據日內瓦公約中明定，「交戰停止後，戰俘當毫無拖延地遣返」，換俘是必然結果。但戰俘營內部分成兩派，一派希望被遣返回中國，一派則是去台灣，後來內部發生了「刺青運動」，想去台灣的在手臂上、身上刺字，內容有「反共抗俄」、「殺朱拔毛」等字眼。最後來台灣的人數大約有1萬4千多名，是回去中國的兩倍多。

戰爭對生命的無情摧殘

黃子明說，這1萬4千多的中共志願軍沒有回到中國，而是選擇去了中華民國的台灣，這在當時讓中國惱羞成怒，「我對這則事件的發展後續很有興趣，以前所謂的反共義士，現在不知道在哪裡？」

1988年，就在一次偶然去當時台北縣採訪，回程走三峽白雞山山麓，中途經過忠義山莊，黃子明看到門口對面有一些老兵，手臂上隱約有刺青，「我心想有可能是，但還是得確認。」黃子明就去拜訪了當時的主任，賓果！徵得同意之後，展開長達數年的拍攝工作；之後還用4X5的老相機去拍攝，並做了口述歷史訪談，希望可以繼續保留那個老兵在台灣生活著的年代。

「你看到很多老兵身上刺有的很小，有的滿滿一大片刺青，原來乖一點的，就幫你刺小一點；那種被迫選擇來台灣的，字就被刺得很大。」黃子明說，「從這些伯伯的口述當中，其實可以知道戰爭對生命的摧殘，人在其中，顯得非常脆弱而渺小，即使是自己的身體自己也不能決定。」 

慰安婦議題 見證生命脆弱與強韌

看不出來是62歲的年紀，一派斯文，外表沒有某些攝影記者大哥的人高馬大，但新聞一到眼前，黃子明比別人都奮不顧身，而且勇往直前。最讓黃子明聲名大噪的則是拍攝慰安婦，也是「戰爭世代」的子系列。他以這個主題發表過「日軍性奴隸─台灣慰安婦」、「人、身體、記憶─阿嬤集合」等攝影個展，赴中國、韓國、菲律賓與台灣等地拍攝慰安婦約80人。

1992年，慰安婦議題正式浮上檯面，政府希望慰安婦去婦援會登記，當時社會與道德上的壓力，這些歷經人間煉獄的慰安婦名字不曾公布，當時找不到當事人，婦援會也不公開資訊。

直到2000年，黃子明在報社時看到當年的12月有一個針對慰安婦的「女性國際戰爭法庭」（Women's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 2000，簡稱「2000東京大審」）活動，黃子明就與婦援會連繫，希望可以自費去觀察。婦援會答應了，黃子明就隨台灣阿嬤來到日本東京靖國神社附近的九段會館，觀察也協助阿嬤們的外出生活。

「在那場晚會的現場，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這些年過7、80歲的老人，多數沒受過良好教育，甚至目不識丁，但來自不同國家的她們，許多人卻可以用流利的日語交談，可以共同吟唱彼此熟悉的歌謠。」黃子明說，當年受日本殖民或佔領統治的歷程，讓她們對加害者多了一份矛盾且複雜的情感，如今也成為她們向日本政府討公道的共同基礎。

返台之後，黃子明先選定6名阿嬤作為拍攝對象，3名住在花蓮縣的原住民阿嬤，她們當時都在原住部落附近的日軍營區擔任打掃雜務工作，後來卻被迫充任慰安婦；3名住在新竹縣新埔鎮的客籍阿嬤，她們當年原本應徵食堂服務生及看護助理，而被騙到中國海南島等地成為日軍性奴隸。

痛苦不會隨戰爭結束而結束

「這基本上是台籍慰安婦受害地點的兩種類型，一在本島，一到海外。但不論在本島或海外，也不管受害時間長短或原因為何，痛苦的經驗並未隨著戰爭結束而停止，社會及家庭的壓力，仍如影隨形地跟著她們一輩子，讓她們抬不起頭來，甚且嫌惡自己的身體。」黃子明說。

拍著拍著，內心很有感觸，黃子明說，這些戰爭傷痕，看見人的生命何其脆弱，真的是比螞蟻還不如。比如說，慰安婦之一的「大桃阿嬤」黃阿桃，戰爭中被美軍轟炸機擲下的炸彈碎片炸傷，肚子開了花，腸子通通外露，黃阿桃撐著將自己的器官塞回去，捧著肚子撐到醫務室開刀，後來鏡頭下如麻線縫的傷口像在綁粗繩的東坡肉，她也活了下來。 

黃子明說，拍攝過程中最感動的是，因為一群黑暗歷史的見證者、也是受害者願意挺身而出，有人甚至可以拿下面具向世人控訴結構暴力；身上還背負壓力的人，依然可以委身面具之後，等待一個公道，「我作為一個專業影像工作者，有幸能為他們留下記錄。」

在那樣的艱困裡，還能存活下來，黃子明拍的不只是血淋淋的戰火求生錄，鏡頭拍下的是，人的韌性。

從小就喜歡看書，喜歡歷史，拍照也從歷史的觀點去切入，黃子明說他拍外籍移工，不是想拍勞動的身影，「而是因為一開始從台灣的經濟史出發，觀察到中國漁工，曾是台灣漁業主要的勞力來源：後來台灣人去日本打工，去美國打工，變成輸出勞力；現在則是菲律賓、泰國、印尼移工來台，這些變化都有自己內在的脈絡，串起來就可以看見某一段時空下的變遷。」 

客觀角度 為歷史作紀錄

黃子明說，多年來在報社的工作經驗，其實讓自己更加客觀，「也會有新聞求真的精神，不會作假去拍沒有的東西。」黃子明說，其實他能夠真正留下來的，就是這些作品，「也幫這段歷史作出紀錄，以後要找就可以看到。」

黃子明形容自己是個「無趣的人」，他從小喜歡美術，喜歡歷史，也喜歡看書，但父母親擺麵攤賣麵，每天起床之後是先上攤子幫忙之後，才去學校上課，「其實我不只會拍照，我也很會煮麵，那一天不拍照了也可以去賣麵。」黃子明一心想讀師大美術系，學科過了，但術科成績沒過，本來想重考，但因為家裡經濟環境不允許，他最後填了志願上了國立藝專廣電系。

「廣電系也沒有好好念，那時非常喜歡美術，去雕塑系上課兩年多，很多同學都說我是廣電系雕塑組，不務正業。」黃子明求學時打工為高檔外銷服裝作手工畫，退伍後專攻平面及產品設計，接案生活並不穩定，直到一次老闆跑路，案子沒有拿到酬勞，黃子明這才想有一個固定工作，不必為收入提心弔膽。

持續照亮大歷史裡的無名人物

「拍照，其實給自己很大的力量。」黃子明說，看這麼多人生浮沉，參透很多人性，也想得比較開。女兒從小就是亞斯伯格加上注意力不全過動症，他跟太太在女兒四歲就發現，開始了早療的治療，跑了很多醫院，陪伴女兒成長，今年已經考上了國立台北商業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即將成為大一新鮮人。

除了家庭生活就是拍照，或者自己開著車，繼續尋找值得記錄的素材，黃子明彷彿照亮海洋方向的燈塔般，持續回望過去的戰爭傷痕，期盼自己鏡頭下的光與影，繼續照亮大歷史裡面的無名人物，永遠被世人記得。

（本文出自文化+雙週刊第87期「台灣影像浮生錄」，07/05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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