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海外艱辛 流亡者30年堅守六四理想

文：張淑伶／編輯：朱建陵
1989年6月19日，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祺偷渡進入香港，他以為這不過是幾個月的避風頭，然後就能回到北京；沒想到，人生就此轉折，30年過去，回鄉沒有盡頭。

六四血腥鎮壓後，中國境內氣氛肅殺，嚴家祺、包遵信、陳一諮、蘇曉康、王軍濤、陳子明、萬潤南這些聲援學生的知識分子上了「7人通緝令」；另有一份針對21名學生領袖的通緝令，包括王丹、吾爾開希、周鋒鎖、熊焱等人。

他們當中，有些人一路逃亡，先取道香港，隨後到法國、美國展開流亡生涯。部分天安門學運的參與者，縱使沒有在1989年立刻出逃，也在坐牢一年或數年後，因國際對中國政府的施壓、或是出於個人的選擇，到海外展開新生活。

「海外」意味著一種保護，也代表著許多的失去。六四後，中國選擇加大改革開放的道路，許多人因此致富；而在海外的異議人士陣營，卻傳出內鬥紛爭。他們卸下風雲人物光環，面對最真實的「接下來日子要如何過」問題，並思索如何在異鄉繼續為中國改革貢獻心力。

很多人形容海外流亡者的處境是「得到天空，失去土地」。命運在他們身上，開了一個得失難以衡量的玩笑。

嚴家祺離開中國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也是前國務院總理趙紫陽領導下「政治改革辦公室」的成員；中年後流亡海外，原本的舞台沒了，甚至還必須為生存努力。很多人為他叫屈，感慨這就是流亡的代價。

不過，嚴家祺並不悲觀，也不自憐。他透過電郵回覆中央社記者說，國外言論自由的大環境，反而讓他可以發表更多作品，至今已發表了1200多篇文章和近20本著作。

曾在大學後使用「嚴家其」這個名字多年的他，近30年來又恢復使用本名「嚴家祺」，他不無開玩笑的告訴港媒記者，「沒有『示』這一邊旁，我覺得站不起來」。

他說：「在1989年前，我的社會科學知識十分有限，國際法、國際金融學和西方思想史知識是在到國外後30年中積累起來的。思想是有穿透力的，國界可以在短時期內阻擋思想傳播，但長時間內思想總是跨時間、空間傳播的。」

在網路時代，流亡或許仍意味著生活上的顛沛流離，但流亡者的影響力卻也不再局限於一時一地。去年中國修憲，取消對國家主席任期的規定，嚴家祺還撰文批評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嚴家祺早在1979年就提出廢除領袖終身制，是中國最早提出相關呼籲的人。

六四事件後第一個誕生的海外民運組織，是1989年9月在巴黎成立的民主中國陣線，嚴家祺是首任主席。

海外人士透過組建團體，期望繼續推動中國的民主。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民陣在內的許多海外團體，都分別面臨過分裂、資金不足等問題，迫於許多現實因素，它們沒能形成足以影響中共政權的勢力。

周鋒鎖2007年和友人一同在美國成立「人道中國」組織，幫助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及援助政治犯，資金來源主要是創辦者個人捐款。

「我們在這（美國）是有自由、沒資源。」在周鋒鎖看來，過去30年中美因經濟利益形成了共同體，海外民主運動缺少外援有其結構性因素。

他認為，能夠堅守下來的人已經很了不起，沒有必要「用放大鏡檢視民運成果」，何況有很多對民運的不明攻擊很可能與中共有關。

有鑑於中國政治局勢短期內不一定會改變，周鋒鎖希望5年內能在美國建立六四博物館，至少讓這代人的六四記憶可以延續。

有多少資源做多少事。李恆青在天安門學運時是北京清大化學系學生會主席，是六四鎮壓最後一批撤出廣場的人。他在2000年到美國，2016年和報導文學作家蘇曉康成立「波多馬克文化沙龍」，經費大部分也是自掏腰包。

這個文化沙龍定期邀請研究中國的專家或重要事件的親歷者參與講座，透過網路直播，海內外有興趣的中國人都可以收看，李恆青說：「只要有人願意聽，我們就願意講。（六四）這個苦難不是我們個人的，全世界都應該去了解，一個政權不該屠殺手無寸鐵的人民。」

30年下來，還在海外堅持推動中國民主的人越來越少。有些人被邊緣化了，有些人因為看不到改變而失望了。李恆青卻說，23歲參加學運時就知道那是個承諾，是自己這一代人一定要完成的事，「沒什麼可抱怨的，這是自己選的」。

李恆青目前還可以回中國，就他來看，當前的中國民間已累積許多不滿，更需要當年學運訴求的「民主、新聞自由、反腐敗」等，八九一代的使命沒有消失。

周鋒鎖上一次回中國是2014年，那次他成功在6月3日晚上回到天安門廣場，目的是想打破中共在這個紀念日營造出的恐懼。隔天他被當局遣送回美國，他也拒絕再回中國。

他不是那麼喜歡「流亡」這個詞，一來因為他是主動選擇不回中國，「要等共產黨被推翻後再回去」；另一方面，他認為回鄉是可以被操控的，因為當局會藉探親、提供經商機會等收編海外異議人士。

周鋒鎖說：「回中國不是為了探親或經商，我們要的是『六四』得以公開討論。」

無論流亡還是返鄉，通常都不是一個人的事，他們的家人也跟著受累。

性格堅毅的嚴家祺，曾在書中表示自己「一生都在尋求真理和正義，反抗命運的安排」，但對於親友和同事受到他當年言論的牽連、仍感到難過。

尤其是當醫生的妻子高皋，並不願意他這樣介入中國政治，最後卻不得不跟著他一起流亡，在美國當護士，生活歷經許多艱辛。

六四的代價太沈重。30年來，嚴家祺一直咀嚼英國思想家波普（Karl Popper）說過的一句話：「每一個人都有權利為了一個他認為他值得的理想而犧牲自己，但沒有權利去強迫或煽動別人為了一個理想而犧牲。」

對這些因六四而遠走他鄉的人來說，有些痛永遠存在，但有些信念也會永遠堅持。

嚴家祺說，30年前學運要求收回「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說「學生運動是動亂」的說法，30年後仍然有效，而且增加了一個訴求，就是要公開六四真相，「在中國大地上，要公開宣布，『六四』不是什麼暴亂，而是一場大屠殺」。108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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