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憶哈佛盛世 一語中的評費正清、杭廷頓與福山【書摘】

（中央社網站）史學大師余英時今年8月1日辭世，讀者再也等不到《余英時回憶錄》續集。2018年出版的回憶錄僅寫到他在哈佛大學求學階段，幸而當年前往普林斯頓拜訪余英時，與他暢談多日的作家李懷宇留下大量談話紀錄，兩人持續聯絡往來，余英時後半生治學、與學界大儒的往來與所見所思，可從李懷宇的筆記窺見一二。

允晨文化在余英時過世百日之際整理出版《余英時談話錄》，余英時弟子、中研院副院長黃進興形容這本談話錄「披沙揀金」，有系統地整理余英時對近代學術人物的觀察、個人的學思及時代的見證，可視為《回憶錄》的續編，價值甚高。

讀史學家臧否人物很有意思。《余英時談話錄》白話、簡潔，彷彿聽著余英時面對面聊天，他評論以「文明衝突論」一砲而紅的杭廷頓，以及提出「歷史的終結」的福山，可以說是一針見血，精闢中的。中央社取得授權，刊載部分內容與您分享。

哈佛名家雲集

1967年，我拿到哈佛大學的長期聘約，1969年拿到正教授。哈佛大學在美國學術界是很重要的學校。學生、教授多，現在哈佛還是比其他學校更有資源。那時候倒有一些特殊的人物都集中在哈佛。包括日本學也是一樣，賴世和（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 1910-1990）是當時受公認的高峰。中國史方面有楊聯陞、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費正清，都是「不世出」的人物，以後就沒有了。同時，也要承認華盛頓大學也有很好的學者，像蕭公權、李方桂，不過影響沒有像哈佛大學那麼大。

薩繆爾·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是政治系的教授。當然史華慈也在政治系，他們兩人之間沒有好多交往。我跟杭廷頓的關係，就像「但是先生」史華慈跟他一樣，我認為他有好多東西沒有好好消化，不大準的。史華慈不會做這些概括性的討論。兩人的路數完全不一樣。從歷史觀點來看，我們不會找一個大理論籠罩一切。杭廷頓在公眾層面影響很大，但是在學術界來看，一半是學術，一半是新聞。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52-）講「歷史的終結」也有一半是新聞的觀察。這種提法容易引起討論。歷史有沒有終結？根本就難講。福山的「歷史的終結」是講從前蘇聯是很大的威脅，以為民主自由不行，現在看來，只有民主自由這一套可以繼承下去。原來歷史概括像馬克思主義沒有了，這是他講的「歷史的終結」。這種觀點主要是有刺激性。

我跟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沒有交往。他是哲學系的教授。羅爾斯的《正義論》是經典著作，那是劃時代的，百年不見出一本。他後來的東西超過《正義論》很多，講政治自由主義等其他的論文也是很重要的。他的基本功夫在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從康德的歷史慢慢發展出來。普通人去聽羅爾斯的課，是聽不懂的，只能聽到表面的東西。

1966年到1977年的哈佛大學是盛世。我離開哈佛大學以後，費正清退休了，楊先生也退休了，便換了朝代。現在可以說到處都沒有大師。還不光是哈佛大學一校，各行各門的學問多元發展。隔行如隔山，很難產生大家公認的大師。這倒不一定是衰落，而是變化了，多元了，沒有人能籠罩一切。這是時代的關係。

費正清的中國研究 開風氣之先

在哈佛大學，我和費正清認識了幾十年，一直到他退休。費正清最初研究中美外交史，研究從海洋上的溝通是怎麼開始的，主要用的都是西方檔案材料，或者英國國會的領事館報告。當然，蔣廷黻參考的《籌辦夷務始末》是從清朝衙門出來的歷史檔案，費正清也運用《籌辦夷務始末》的檔案，但他主要是靠西方材料。後來他研究傳教士，也是以西方材料為主，不需要那麼多的中國材料。他也研究清朝本身的制度，這樣往往就跟中國人合作，譬如，早期跟鄧嗣禹合作，研究清朝的制度，後來最得利的人是現代史專家劉廣京。他翻譯中國對西方的反應，都是從晚清專家寫的文章裡面挑出來，跟鄧嗣禹合作翻譯成英文。如果用西方的觀念看，費正清絕對是第一流專家，不能說他中文不好，就不能講中國史，他主要是靠西方的原始材料配合中國方面的研究。當然，他在語言上是有些限制，但是他的貢獻不是在這裡。他是領導型的人物，不但研究近代史，還把它往前推。

因為在哈佛大學的關係，費正清利用哈佛圖書館的資料，與重要的基金會如福特基金會、洛克斐勒基金會建立關係。他為哈佛大學拿到的錢大概比任何學校都多，這樣他才可以成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他是創始人，一直到差不多退休才讓出來。在這中間，他有許多錢可以請好的學者來做研究，像黃仁宇到那兒研究了一年，寫了明代的稅制。同樣的例子很多，重要的學者大概都在那個研究中心待過。在那個研究中心一兩年，拿了博士學位，再把博士論文變成書，這是很重要的。

費正清很有風度，很客氣。費正清的岳父堪農（Walter B. Cannon, 1871-1945）是哈佛醫學院最有名的學者，常常到中國去。費正清的妻子費慰梅（Wilma Cannon Fairbank, 1909- 2002）對中國書畫、銅器、雕刻都有興趣。費正清先跟她交朋友，波士頓藝術館是世界有名，收藏中國古畫多得很，他從看中國古董開始，慢慢發展到對中國研究有興趣了。所以， 費正清研究中國，確實是對中國有情感的投入，有理智的投入，情感和理智基本上相合。很少有人勉強去念中國史，這樣是念不好的。

我和費正清私人交往不是很多，就是去對方家裡吃過飯，他忙得很，我如果沒什麼事不會上門找他，想和他談，可以去辦公室。我到耶魯大學之後，有一度他讓我和他合作，改寫中國教科書，我嫌麻煩，沒參加。後來他和賴世和一起寫的，是很權威的書。

最好玩的是，鄧小平去白宮訪問，費正清收到請帖，要去陪鄧小平吃國宴。當時我已經在耶魯大學任教了，他收到請帖之後從哈佛打電話到耶魯，用英文問我：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中文原文是什麼？我告訴了他，知道他大概是要跟鄧小平說。我心裡想：可能那時候楊聯陞先生身體不好，不方便問他，本來費正清是應該問楊先生的。

我們不把費正清當作純學者來看待，而是學術界的領導人。他提倡學術研究，是開風氣的人，不是純粹念書的書呆子型和學者型，是事業型。因為他的中文到底還是不夠好，看資料沒那麼快，他早期寫的中國沿海貿易之類的東西，都是靠英國、美國、法國和香港的英文檔案。早期中國的英文材料很少，後來用到中國資料，很多都是助手幫他忙。他在完成博士論文以後，基本上是靠中國的助手幫忙。當然他自己也努力不懈，主編了很多西方在中國傳教的歷史，規模很大，推動了整個近代史的研究。他這種人只有在特殊狀態下才能產生的，像現在就出不了這樣的人了。

在美國，如果要說「漢學」，人家就知道是在18世紀以前，不是近代。近代不叫「漢學」，像費正清的研究不叫「漢學」，一般通用名稱叫「中國研究」。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講，也可以說從前歐洲有「漢學家」。從前有研究各種語言的學者，特別是像法國人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 1878-1945），是歐洲最有代表性也是影響最大的漢學家，懂得13種語言，敦煌的卷子就是他去挑的。伯希和在北京法國大使館住了很久，能自由進出中國，就到敦煌去挑。他懂許多種語言，不但有漢文的，也有非漢文的，他精選了許多經卷，經過北京，就告訴中國學者像羅振玉有這樣的寶貝，這樣清朝人才到敦煌去收拾卷子，運到北京來，一路上中國官員偷的偷，搶的搶。所以，當年敦煌的卷子留在倫敦和巴黎是運氣的，當然可以說帝國主義搶了，但是這個搶是對文化有利的。

在哈佛大學，日本方面的研究也很重要，賴世和當過日本大使，他太太是日本貴族。費正清和賴世和，一個是中國研究的最高領導人，一個是日本研究的最高領導人。美國各大學教中國史的人，很多都是費正清的徒子徒孫，現在是曾孫一輩了。（書摘由允晨文化授權，編輯：黃淑芳、簡莉庭）1101110

書名：余英時談話錄
作者：余英時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2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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