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於接觸城市廢墟的抗爭 狂想劇場不讓歷史重演

「台灣帶給我痛苦，但台灣也為我的人生留下意義。」馬來西亞僑生陳欽生，19歲選擇來台念成大化工系，22歲那年被誣陷犯下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經過各種不人道的刑求之後，被判監禁12年，從景美看守所到了綠島，人生從天堂掉到地獄。

陳欽生原希望自己念完大學，給母親爭光，沒想到卻是惡夢的開始。被監禁在綠島，是母親讓陳欽生覺得愧疚，一定要想辦法生存下來，「母親不會說國語，為了來台灣找我，她一個人到了台灣，又想辦法到了綠島，第一次沒找到我，第二次再來，終於我們會面」。

來自馬來西亞的陳欽生（左）來台求學，意外成了政治犯。事過境遷，陳欽生要一直把故事講下去。（攝影：王騰毅）

3次自殺不成，母親愛的力量支撐著陳欽生度過牢獄生活，沒想到12年關完出獄之後，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不讓他回馬來西亞，他沒有身分，沒有學歷，沒有工作，就在龍山寺，一個政治犯跟著遊民們在最底層生活著，這種日子過了將近3年，終於輾轉回到了馬來西亞，重獲新生。

陳欽生後來成為貿易商人，走遍歐洲與亞洲，退休後他決定把人權教育當成自己一生志業，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當志工，「只要需要我，我會一直把我的故事講下去。」

2個政治犯上國家劇院

這個講故事的人，被狂想劇場導演廖俊凱邀約，走上了國家劇院舞台，參與舞台劇《非常上訴》演出，討論國家暴力，繼續說著自己的故事。與陳欽生同年也是「同期」的還有「川伯」楊碧川，兩人一樣出生於1949年，曾為綠島監獄同房獄友，在這齣戲中同時站上舞台，說著自己的故事。楊碧川被判刑的罪名是「顛覆政府」和「恐嚇政府」，最後被判12年，後減刑為7年，到現在轉型正義，但他始終拒絕賠償。

政治受難者楊碧川（左）親上國家劇院舞台，演出自己受難遭遇寫自白書的過程。（攝影：王騰毅）

楊碧川與廖俊凱住在淡水的同一個社區，但彼此不認識，一次廖俊凱與策展人耿一偉偶然提到，廖俊凱才恍然大悟，那個半夜還在社區抽菸的老人，就是個政治犯。多次溝通與邀約之下，楊碧川首肯，在舞台上演出他自己，這也讓正在準備創作的俊凱，有了用紀錄劇場形式呈現受難者人生的想法。

廖俊凱過去曾經製作過改編自作家郝譽翔所寫的《逆旅》，郝譽翔筆下的父親就是遭逢澎湖七一三事件，山東流亡學生的人物；疫情之前，廖俊凱也執導以《流麻溝15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一書改編的《島上最後的晚餐》，《非常上訴》是廖俊凱第三次以戒嚴時期歷史作為題材創作。

廖俊凱說，這齣戲的製作起點雖然是川伯，但相較之下，川伯仍有些許閃躲，陳欽生則侃侃而談，展現了更多人性黑暗的一面，「比如說陳欽生曾經在龍山寺當遊民時，遇到了把他抓走的特務，讓他萌生要將對方殺死的念頭。而欽生大哥願意跟大家分享他的黑暗面，這就讓我覺得很震撼。」

用這些案子做隱喻，整齣戲為2位政治受難者打造了「非常上訴」法庭，安置了演員作為「代理人」，演繹兩人的故事，透過投影紀錄每一個人的表情及反應，反思當時中華民國自己法統的荒謬，也讓觀眾理解當時的歷史。

做這齣戲的同時，廖俊凱也誠實思考自己的人生，「我必須承認自己有一部分很軟弱，甚至很適合活在那個極權的體制。」

1970年代的非法審判，2022年在國家劇院裡以虛擬的法庭重啟「非常上訴」。（圖片提供：國家兩廳院）

每人心中都有一把尺

廖俊凱記得當兵時，長官都很喜歡他，因為他會幫長官做很多事情，做PPT，跑腿，「我內心很不屑這些領經理級薪水的軍官，因為他們甚麼都不會做，但我還是會順應。」

這些心路歷程，累積成廖俊凱的創作養分，廖俊凱說，做劇場就是要讓人們知道，萬一歷史輪迴，還能怎樣做選擇，「你心中那把尺，可以丈量你的失去與獲得，而我相信，每個人只要有一點點憐憫之心，做一點小小的抵抗，結果就可能會變得不一樣。」

狂想劇場走到如此嚴肅，反映著這社會的不公不義，一切都是機緣。

廖俊凱高中念的是復興美工，原本想畢業之後去畫室當老師，因緣際會，1997年遇到華山保存問題，廖俊凱被老師找去現場幫忙做美術及藝術裝置，參與到整個過程，「我劇場的起點起源於接觸了華山保存，看見劇場人的抗爭，原來有一個世界可以這樣，我想往這個世界去，和一群人一起，就有機會改變真實世界。」

華山的後來，並非藝術家所樂見，廖俊凱說，當年的前輩藝術家抗爭，留下了這塊藝術之地：但事過境遷，華山在政府文化政策上，成了發展創意產業的空間，也成了藝術家進不去的地方。

「狂想劇場」導演廖俊凱(左)與製作人曾瑞蘭是工作夥伴，也是人生伴侶。（圖片提供：狂想劇場）

讓戲劇改變真實世界

本來畢業後要繼續考美術系，廖俊凱決定改行，念戲曲專科學校劇場藝術科做舞台設計，「那時候一個想法，覺得小劇場人多好玩，念美術系好像很孤單。」廖俊凱還記得他重考期間還去跳接觸即興，「舞」進實驗劇場，「感覺被帶歪。」專科畢業前夕父親過世，「這講起來很不孝，我能從事劇場工作，跟父親過世有關，如果父親在世，我就不可能做劇場。」

創作回應現實，廖俊凱專科期間白天上課，晚上到淡水金枝演社當團員，戲曲專科學校畢業之後繼續念台藝大戲劇系夜間部，主修導演，白天工作來支撐自己的學費與生活費，「那時候打很多工，辦公室小弟、公文寄送，還曾經白天在北藝大教務處打工，晚上再去台藝大上課。」廖俊凱也開始思考自己的未來，2006年廖俊凱帶著一群台藝大學生報名青年才俊藝術節，「狂想劇場」名字首度誕生，並以佛洛伊德《夢的解析》為作品，開啟廖俊凱的導演創作之路。

透過戲劇重現白色恐怖歷史，讓當代觀眾直接感受當年荒謬的國家暴力。（圖片提供：國家兩廳院）

走上一條非主流的實驗小路

2009年，狂想劇場正式立案，2011年受邀在皇冠藝術節演出《賊變》，2013年接續獲得扶植團隊計畫支持，自此走上一條非主流的實驗小路，廖俊凱選擇的題材也並不甜美，非主流，雖然很實驗，很辛苦，很難賺錢，但每次選材還是往反映真實世界的題材靠攏，從社會面取材，再逐步轉化，累積創作。

廖俊凱給自己劇團的發展方向包括「當代新劇本」、「跨界實驗」、「文學觸發」以及「紀錄劇場」四種創作面向，從文本開始，再到跨界發展，逐一整合。廖俊凱說，他在做的有一部分是自我實現、自我完成或自我滿足，但越到後面越清晰，「我知道是一種責任，對劇場這個小環境有一個小小的責任。」比如說劇本，廖俊凱看到身邊朋友當編劇很辛苦，很多人認真創作，但機會更少，狂想劇場則打開一個讓文本有發表的機會，包括《I’mtheMan》、《寄居》、《解》以及《島上的最後晚餐》等作品就是這樣誕生。

國家兩廳院主辦、狂想劇場製作的紀錄劇場《非常上訴》講述一段台灣經歷過的非常時期，一段被噤聲的歷史，一堂台灣人民必修的公民課。（圖片提供：國家兩廳院）

劇場創造事件為觀眾提供一個入口

娃娃臉加上齊耳短髮與盈盈笑容，如果不說根本不會發現曾瑞蘭大廖俊凱7歲，2人在金枝演社認識，相戀，一起創團闖關，迎接一個又一個挑戰，2人沒有孩子，狂想劇場就是2人共同的作品，互相依靠，雖然辛苦，但無論生活上或是工作上，都是彼此最好的朋友與夥伴。

「狂想劇場也不是只做社會議題，事實上也沒有人找我們做喜劇啊！」曾瑞蘭打趣說，劇團創立到現在超過15年，雖然沒有收入很多，但是在創作上與劇場營運上經驗豐碩，「這些都可以支持我們繼續走下一個15年。」從志工開始做起到現在全心投入，曾瑞蘭表示，俊凱的劇場作品透過演出產生對社會的交流對話，她有興趣的則是透過推廣，透過讀書會與分享，讓觀眾從被動地觀看到主動參與，感受劇場藝術帶來的力量。

「劇場創造事件，為觀眾提供一個入口，2小時一起在黑盒子內大家一起來討論。」廖俊凱不敢說做這些議題是他的使命，「在進入這些題材前，我也是張白紙，是戲劇讓我認識這些歷史。我不是讀著課本，不是上了街頭才了解，有點像是藝術教會我理解這件事情，理解這件事情裡面的人性與掙扎，以及後面牽扯的巨大的政治機器。」廖俊凱說，這個過程或也可以提醒大家，未來當這些事情再度發生，「每一個人都可能是其中一個角色時，你，可以怎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