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協一百年的啟蒙與勇氣 周婉窈：如光一般的存在

周末午後，台大文學院靜悄悄，只有三兩工人在做開學前後的門廳修繕。文學院這棟日式建築是台大前身台北帝國大學時期於1928年所建造的第一批校舍之一，至今已是直轄市定古蹟；文學院入口拱廊造型大方寬闊，拱窗是西方建築後期文藝復興的代表特色；屋頂黑瓦以及門廊上的圓形飾磚，則是日式風格。

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的研究室在二樓，一進去眼光所及都是書，偶有秋風吹動，歷經一個暑假長大不少的枝幹就會大力拍打著玻璃窗，聲響急切，像極了第一次聽見「台灣文化協會」時的震撼－當年她只是個聽著康寧祥競選演講的19歲青少女。

生長在嘉義大林，周婉窈是「黨外囝仔」（黨外孩子），父親是小學老師，堅定的黨外支持者。周婉窈識字以來就非常喜歡看書，「當時家裡很窮困，買不起書，我們一整條巷子住的都是小學老師，有幾戶資源比較多，家裡就有比較多的書，每一戶人家的童少書大概都被我看過。」

國小學的是中華民族歷史，周婉窈回憶教室牆上掛著黃帝以下，堯舜禹湯文武歷代帝王表，不曾出現台灣歷史。「小時候聽過林獻堂，因為他非常有名，民間稱他『獻堂仙』，很尊敬他，其他如蔣渭水等，根本沒有聽過。」

在台灣史的長廊裡，周婉窈希望大家不要忘記台灣文化協會這些有志之士的美好身影，繼續為台灣努力。（攝影：裴禛）

第一次聽見蔣渭水是在康寧祥的政見會

第一次聽到蔣渭水這個名字，是1975年康寧祥參加立委選舉，在龍山寺舉行的政見發表會上。當時周婉窈已經到台大歷史系念書，大她6歲的大哥帶她去聽，「那時離台灣文化協會發生之時已經很遙遠，大概相隔半世紀：戒嚴時期，不能集會遊行，唯一在街頭能夠聚眾演講的場合，就是選舉時的政見發表會。」

周婉窈說，當時無論是公家或是私人辦的政見發表會，都會有官員監聽，但也只有在那個場合，才能聽見比較不同的聲音。周婉窈回憶，那是她第一次在現場聽康寧祥演講，「他口才一流不說，而且台語非常漂亮，很生動。」

周婉窈已經記不得究竟康寧祥講了甚麼，但她印象中是非常雅的台語再加上俚語，雅俗交織。「他講到1920年代的台灣的反殖民運動與議會請願運動，講到文化協會，講到了蔣渭水。」

周婉窈說，康寧祥將當時在戒嚴時期爭取自由民主的黨外運動，與1920年代台灣反殖民運動追求台灣人自主的精神相連結，將黨外運動的精神層次提升到歷史上的反殖民運動，周婉窈受到極大的衝擊，這對她後來的人生產生了很大的啟發與影響。

蔣渭水演講充滿魅力，善用技巧，常讓日本警察抓不到把柄，懷恨在心。一次演說後，警察找了流氓興事，往蔣渭水左大腿丟泥巴，蔣渭水不但沒有生氣，還請攝影師來拍照，留下了這一張象徵台灣被日本殖民體制欺壓的「光榮勳章」。（圖片提供：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台語之美及制度性歧視

周婉窈說，一個啟發是她知道她的學習歷程中少了「台灣史」這一塊，「我自認讀的書比起平輩多出很多，但我居然連蔣渭水都沒有聽過，這對我來說震撼很大。」

周婉窈高中時期在南部就知道康寧祥。周婉窈擔任小學老師的父親加入青年黨，常被調來調去，家裡窮，沒甚麼書，她會看家裡收到的青年黨和民社黨的刊物，高中時「有人將康寧祥演講的錄音帶借給父親聽，我們家沒有錄音機，還得連錄音機一併借給我們家。」大二時在政見發表會聽康寧祥的演講，開啟了周婉窈想了解台灣歷史的念頭，大三起積極找台灣史的書來看。

第二個影響則是台語。周婉窈說，當時南部小孩被認為說不好國語，女生來台北讀大學，一開口若是台灣國語，會被認為沒有氣質，但康寧祥的演講讓周婉窈體會到，台語竟然是這樣「媠」的語言。周婉窈這幾年在台大用全台語授課，可以追溯到這個遙遠的因。

「對我來說，我認為台灣文化協會就像光一般的存在。」周婉窈說，在日本時代，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簡稱「台議」或「台議運動」）是在政治上訴求設置殖民地自治議會，擁有特別立法權和預算審議權，台灣文化協會（簡稱「文協」）則是以啟蒙民眾、提升文化為目標，台議和文協就像是向著光奔馳的馬車的雙輪，一邊是政治，一邊是文化，志氣高昂地向光前進，帶著台灣奔向更加明亮的所在。

台灣文化協會第一屆理事會合影紀念。前排左三為蔣渭水，左四為林獻堂，右三為連溫卿。（圖片提供：明台高中霧峰林家花園林獻堂博物館）

為黑暗的殖民統治帶來光明

周婉窈說，「台議」主張殖民地自治，當時最高程度的自治，是像加拿大那樣，在大英帝國統治之下，擁有自己的國會。分裂前的文協（文化）與台議（政治）將近5年多可以說都一起打拼，相互支援，台議要為黑暗的殖民統治帶來光明，文協透過啟蒙，讓台灣人看見光明，向上提升。

更難能可貴的是，文協不但要讓台灣人看見光之所在，還要帶著大家往光的所在前進，周婉窈說，之後文協分裂，左派留在文協，文協主要人物離開，之後蔣渭水成立台灣民眾黨，台灣民眾黨仍然繼續支持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文協演講影響台灣社會各層面

周婉窈認為，台灣文化協會推動的各項活動，影響最深遠的應該是講演會。根據官方記載，都有幾百人參加，但根據《臺灣民報》報導，常有幾千人參加。官方紀錄是，從1923年到1926年文協共舉辦798場演講，有59場被解散，四年間聽眾達295,980人次，平均每場有370人左右，當時人口數約410萬，如果按照現在台灣約2,360萬人口計算，就是每一場大約有2千餘人，現在的演講大概很難有這麼多人，可見當時文協的演講很受群眾歡迎。

台灣民眾黨創設成員之一，也是台灣民報記者黃旺成，在1925年的日記中記載文協的演講題目，包括林獻堂演講「文化協會的使命」，蔡惠如演講「迷信的打破」，蔡式穀演講「社會制裁與法律」，王敏川演講「革新人心，改造社會」，施至善演講「教育的平等」，可以窺見文協社會關懷的面向。

林獻堂演講迎接者數百人宛如迎神

黃旺成也記載 林獻堂到新竹演講的盛況，包括「迎接者共有四、五百人，一行以人力車，自動車新竹街一週，處處爆竹聲響，好像迎神一樣」、「聽眾約有兩千人，為新竹空前的盛況，末後雨至，雨中尚有兩、三百的聽眾」。

周婉窈表示，從日記的記錄，可以知道當時台灣文化協會演講的盛況。

李篤恭所寫的〈彰化天公壇〉也曾經鉅細靡遺地描述台灣文化協會演講的情況。文章寫道：「演講會那天傍晚七時許，民眾便絡繹不絕地圍集到這四周有制服警員站崗的廣場來。不久，從北門外文化協會支部，由鑼鼓陣帶頭，全體穿著筆挺西裝而打著領帶的演講團出發，當那天的演講人坐在竹轎上（後來改為坐人力車），由數十位會員護送著浩浩蕩蕩地進場的時候，民眾會以熱烈的鼓掌歡迎他們。」

周婉窈表示，李篤恭應該是根據父執輩的傳述而做的紀錄；黃旺成則是親眼所見而記在日記中，兩者都可以看出文協的雄厚民氣。

林獻堂是歷經清領、日治及戰後三代的台灣全島領袖，在台灣日治時期主張體制內改革，無論在新民會、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等組織都扮演重要角色，被稱為「台灣議會之父」。（圖片提供：明台高中霧峰林家花園林獻堂博物館）

台語是抵抗的語言與象徵

周婉窈表示，文協是很有意識在用台語作演講，台語可以說是抵抗的語言與象徵。文協的演講會，基本上採用台語，有時也會有日語演講會，那時就會有日本人來聽。當時從受傳統漢學教育的林獻堂，到在日本讀大學的新生代知識份子，都講台語，「這是我們今天很難想像的社會景象。」

舉例來說，1922年及1924年，台北師範學校發生兩度學生抗議活動，該校有日本學生和台灣學生，但中間發生很多管理上的衝突，台灣學生認為學校偏袒日本學生。1922年的抗議活動，最後沒有學生受懲罰，但1924年那次就有36人被學校開除，後果非常嚴重。

周婉窈說，當時台北師範學校禁止在校內講台語。從當時的「生徒明細簿」（學籍簿）可以看出，1924年的抗議事件中，有二位被退學的學生在操行註記中包括講台語，例如陳姓學生在抗議的場合講台語。另一名同樣姓陳的學生也是在抗議過程中用台語演講。前者的「族別」是「福建」，後者的「族別」是「廣東」。族別主要以語言來區分，因此第二位陳姓學生家庭語言應該是「廣東語」（客家話），但他在抗議中選擇使用台語。由此可見，在當時台語是作為抵抗的工具與象徵。

霧峰「一新會」從地方做起，圖為霧峰一新會主辦的「書畫展覽會」會場，照片剛好把四位一新會的重要幹部全部拍進去，由左至右分別是張月珠、曾珠如、林攀龍、林吳帖。（翻攝：裴禛）（林攀龍照片，林博正收藏，圖片提供：明台高中霧峰林家花園林獻堂博物館）

文協分裂之後 一新會從地方做起

文協於1927年1月分裂，1931年1月結束。分裂之後，文協為左派掌控，原本文協在做的啟蒙民眾、提升文化的工作就很難進行。1932年，林獻堂和長公子林攀龍轉向在自己的家鄉霧峰庄繼續做文協的工作，3月19日成立一新會，以霧峰庄及其鄰近居民為主要對象，其宗旨為「本會目的在促進霧峰庄內之文化，而廣布清新之氣於外，使漸即自治之精神，以期新台灣文化之建設」。也就是希望從地方做起，逐漸影響全台灣。

周婉窈說，林攀龍是非常特別的人，學歷在當時很少人能比得過，他6歲進漢學書房讀書，10歲到日本東京就學，讀到東京帝國大學（政治），在日本15年；後來又到英國牛津大學讀書（宗教、哲學），也在法國和德國遊學（哲學、文學），在歐洲7年。他回到台灣，就在霧峰庄創立「一新會」，以活動內容與目標來看，可以說是台灣第一個社區營造的組織。

周婉窈指出，一新會當然比不上文協的規模，但他們希望將霧峰庄做好，再慢慢從地方影響到全島。「一新會」舉辦運動會，夏季講習會，讀書會，日曜講座，光是日曜講座每星期天一次，就辦了200多回，深具恆心與毅力。除此之外，一新會也有以台語講授的義塾以及詩文研究會，平均每個月都有二到三個活動，活動力相當強。

這是霧峰一新會主辦的「茶話會」會場寫真，照片正中央的一桌，左一林攀龍（林獻堂長子）、左二戴眼鏡者即為林獻堂、左三蔡培火，蔡培火後立者即曾珠如（林攀龍妻子）。（翻攝：裴禛） （林攀龍照片，林博正收藏，圖片提供：明台高中霧峰林家花園林獻堂博物館）

有趣的是，一新會有「文化劇」的演出，曾演出《噫！無情》，這齣戲就是法國大文豪雨果的《悲慘世界》，可以想見台灣那時候和世界同步的狀況。

一新會的週年紀念會活動，則有書畫手藝展覽會、演講、放煙火、植樹、放電影等活動，來參加的有一千餘人。這些活動中，林家的小姐、少奶奶和未來媳婦會出來招待大家。從照片看來，讓人感覺像是英國的貴族園遊會，但這些活動全都是對外開放的，大家都能來參加。

周婉窈最感動的是，林獻堂與林攀龍父子願意認同西方某些進步思想，如男女平等的觀念，「他們不但相信，而且親自實踐。」比如說，他們相信男女能力一樣好，辦演講時，演講者一定是一男一女，而且女子先講。他們也呼籲婦女要走入社會，不要落後於男子。這些在當時都是非常難得的。

周婉窈希望在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百年的此時，大家可以多認識這些台灣歷史，因為了解才會珍惜。（攝影：裴禛）

認識之後才會珍惜

回望台灣文協百年，周婉窈認為對當代台灣人來說，「這些文化資產，你不認識，你就不會珍惜，希望這些台灣歷史，都能更被大家認識。」那個時代的氣氛是向上的、昂揚的，他們希望打造一個明亮健康的社會。霧峰林家創辦「明台中學」，「明台」是「明朗台灣」之意，期許台灣能有一個很明亮的未來，社會向上，自我提升，「但今天台灣看不到這些精神，實在可惜。」

霧峰林家創辦「明台中學」，「明台」是「明朗台灣」之意，期許台灣能有一個很明亮的未來，社會向上，自我提升。（攝影：吳家昇）

又好比林獻堂，周婉窈說，「在我父親那一輩人的心目中，戰後台灣如果有總統，那總統一定就是林獻堂了。」林獻堂一心為台灣，奉獻家財也奉獻心力，他支持台灣許多重要前輩畫家如顏水龍等人，他和倪蔣懷、楊肇嘉等人都是藝術贊助者，真心珍惜台灣文化，「他們應都和黃土水一樣，向望藝術的福爾摩沙的來臨。」

周婉窈說，林獻堂的兒子林攀龍曾經講過一句話：「讚美優秀的東西，是僅次於那件東西的好事情。」可見當時的藝術贊助者不止支持藝術創作，而且具有分享的心，希望大家一起向上，一起提升，這也是現在比較難看到的時代精神。

治學嚴謹，研究務實，周婉窈身上也有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質，一種堅定與耐力，每天一睜開眼，就是工作、研究與責任，不曾懈怠。周婉窈希望現在的青年多去了解當時的反殖民運動，可以學習前輩們的「奉公」精神，「用白話文來說，就是關心與參與公共事務，願意為社會付出，致力於社會文化的提升，年輕世代大家一起努力，讓台灣再度成為明亮的台灣。」

周婉窈認為，文協不但讓台灣人看見光之所在，還帶著大家往光的所在前進。（攝影：裴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