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家為自己多年累積的作品籌備一場攝影展,但隨著展期結束,美麗的影像似乎也跟著消散。如何讓觀眾了解你的理念,進而對作品留下深刻印象?一本攝影集,可以解決所有問題,讓攝影展的可能性無限延申。
不過,出攝影集,談何容易?不但印刷成本高,市場又屬小眾,除非是名家、大師,否則出版社在商言商,不見得會想幫你出書。
「其實攝影師最了解自己的作品,既然都辦展了,出一本攝影集也是很自然的事,對我來說,攝影展跟攝影集是分不開的,幾乎在策展的一開始,這本書的生命就跟著萌芽,我不需特別為這本書再去思考其他的事。」
任職於媒體超過20年的攝影工作者鄧博仁,打從2000年舉辦第一次攝影展開始,就堅持一定出版攝影集,而且從策畫、後製到印刷等過程,甚至連募資活動,都親自參與。
鄧博仁說:「與其去想,出版社為什麼不接受你的提案?為什麼不幫你出書?不如正面思考,你對自己的作品到底夠不夠了解?你想要傳達怎樣的想法給觀眾?你在展場有各式各樣的想法,希望觀眾先看到什麼,再看到什麼;同樣的,在一本書裡,有更大的空間可以傳達你的理念,你會想要怎麼做?」
總是一頭捲髮,黑框眼鏡,穿著雅痞,笑臉迎人,鄧博仁在新聞現場經常予人活力無窮的感覺。然而不管是新聞攝影、商業攝影還是手機隨手拍,他無時無刻都在創作,他習慣把相機當成畫筆,恣意揮灑天馬行空的想像,不斷尋找攝影藝術的無限可能。
屏東出生,到台北念專科、大學及研究所,青春叛逆的年紀,鄧博仁就學人家拿相機到處東拍西拍,當時的相片都還要拿到照相館沖洗,照相館的老闆覺得他拍得很好,還要介紹案子給他,鄧博仁卻沒答應,直覺還是要先把書念完再說,但天份在當時已嶄露。
念世新大學平面傳播科技學系(現在的圖文傳播系)時,鄧博仁又在「攝影藝術」一科拿到90分,「這是我念書以來第一次拿到這麼高分,這給我很大的信心,後來只要跟攝影有關的課程,我都特別認真,最後竟然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
處女座的鄧博仁是個很調皮的人,隨時都在想,怎樣可以讓畫面更有趣?然而只要決定投入一件事,不做到最好,絕不善罷干休。
他舉自己畢業後去應徵「自立晚報」的工作為例,「長官要我隔天去拍央行發行套幣的新聞,我那時根本什麼都不懂,不知道要怎麼拍,緊張得要命,因為睡不著,就半夜跑去現場,竟然看到有民眾已經漏夜排隊,大排長龍,我就把這個畫面拍下來,連著隔天早上的照片,一併交上去,後來就錄取了。」
鄧博仁說,那次他一點都不覺得自己拍得好,但主管發現他前一晚就提早去拍了,光是這份工作態度及思考新聞的敏感度,就值得這份工作。
不過愈是在媒體工作,鄧博仁的創作慾望就愈旺盛,直覺想找一個出口,去平衡看似千篇一律、重複再重複的程序,一方面抒解壓力,另一方面也想辦法開拓自己的視野,也因此,他的作品總是令人耳目一新,能夠激發觀者不同的想法,但也招來「不正規」的批評。
「其實那就是一種內心的反叛,用非正規、不正常、不正確的方法去突破,就是在開拓自己的視野,拓展創意的無限可能。」
鄧博仁形容人的大腦就像一顆硬碟,可以切割成C槽、D槽,然後儲存無限的影像、記憶及創意,但後來發現這些資料並不會乖乖留在裡面,而是會跑來跑去,會變形,會互相滲透,「尤其我在創作時,會不自覺把一些新聞工作上的想法加進來,畫面變得有衝擊性。」
「像是有一次拍新銳藝術家蔡沛珊,她長年關注環保藝題,曾以拍攝綠蠵龜的影像創下港幣150萬元的拍賣紀錄,我試著請她扮演在海中的魚吃著塑膠袋、被塑膠袋困住的情境,結果拍出來的效果還不錯。這種感覺就像剪接影片一樣,無形中,一些有關的、無關的想法在我的腦中淡入、淡出,然後影響我的創作。」
鄧博仁是一個備受疼愛的孩子,也因此他的作品總在前衛、現代的氛圍之中,散發著童趣及溫馨,「我爸爸是公務員,平日不在家,假日才會回到家中,媽媽做生意,沒時間照顧我,我是阿公、阿嬤帶大的小孩,印象中阿公總是帶我去南州糖廠吃冰,或是坐牛車到田裡兜風,途中會越過一條溪流,水位高漲的時候,我坐在牛車上,整條褲子都會被冰涼的水滲透,那是一種很純粹的跟大自然互動的感覺。」
鄧博仁說,每到暑假,父親回到家,常會帶他去溪邊玩,那時他還不會游泳,父親會將他揹在背上,或單手抱著他在水中悠游,那是他充滿歡笑的幸福時光。
「每當我思考創作方向,總會有一股聲音呼喚我,我猜那是來自童年的記憶,以及大自然的呼喚,只要願意傾聽,這樣的聲音是無所不在的,它會告訴我,繼續往前走就對了。」
談到自己的第一本攝影集,鄧博仁露出調皮的笑容,「我大概從2004年開始,因為工作及在學校兼課的關係,自己會去找主題拍一系列作品,到了2010年,我提出一個『包圍』的概念,呈現現代人被整個城市裡的廣告包圍的現象,因為作品很完整,就有了出書的念頭,但當時第一件想的事情卻是:出書該花多少錢?」
鄧博仁笑說,也許又是一個執念,覺得一定要去實現,東問西問,身邊的朋友都說大概要20多萬才夠 ,「我就到處打工賺錢,好不容易籌到10萬元,但還是不夠,透過攝影圈朋友協助,去跟台北市政府提案申請補助,因為剛好拍的都是台北,案子很快就過了,於是就找印刷廠談,終出出了「遺失時間」這本攝影集。」
鄧博仁說,他也不是隨興所至,想出書就出書,他大概每五年會有一個展覽跟出版的計畫,會利用這五年的時間,慢慢存錢及規畫內容,「遺失時間」之後,又自費出了「時間酵母」,後來便有出版社來找他洽談合作,一切都是經驗的累積。
沒有一開始就找出版社,是因為知道攝影集的成本高,多方市調之後發現,與其等自己的提案被出版社接受,不如自己想辦法先闖一闖,「但這過程中,也不可能從頭到尾完全自己一個人包辦,像書籍的編排,我就是另外找設計,第二本書我甚至還花了行銷費用,請出版社幫我宣傳,這都會累積你的經驗值。」
「出版社有主導權,他們想的是市場行銷,會去估算你要印幾頁,用什麼紙,最關鍵還是好不好賣?你若自己出,想的就不一樣,你會去想,你要給讀者什麼東西,你要留下什麼東西,你要跟人家分享什麼?不是說我有錢就可以出的態度,如果找到錢就可以出書,市面上就會出現很多不重要的書。」
鄧博仁表示,如果每本書要花20萬才能印的話,5年出一本,好好規畫,好好思考,其實一輩子出不了幾本書,但你會很珍惜每一次出書的機會。
鄧博仁說,他的書其實都是跟著他的展覽,如果5年一書、一展,書要花20萬,展覽也差不多20萬,加起來就40萬了,也是一筆不小的錢,你不能珍惜這些資源嗎?
「很多人會問我說,你為什麼要做這些浪費錢的事情 ?其實我只是想為自己留下紀錄,回顧自己這些年的想法,做了哪些事。」
「攝影對我來說,是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繪畫是整理自己做些什麼、想些什麼,是療癒自己的過程,文字是方便我日後回望過去,知道當時自己的看法。出版則是將這三者匯集起來的珍貴紀錄。」
鄧博仁以他的第三本書「再見狐狸」為例表示,他從2019年開始籌畫,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整理規畫,與編輯討論內容的呈現,以及挑選照片,過程非常繁瑣,「如果你只想急就章,出來的作品就無法令人產生感動。」
「就像你在河邊打水漂,你拋一塊石頭,總不會希望咚一聲就沒有了吧,總是希望它能彈起來,然後一直跳一直跳,起很多漣漪。出書、辦展也是一樣,你會希望你的作品能引起更多的共鳴,產生影響力,讓更多人來談論你的作品,喜歡你的作品。」
「做書的思考,比較像在拍電影,像默劇,我心中有台詞,我展示給讀者看,但讀者也很頑皮,他們不會從第一頁翻,有時候會跳著看,他們有時也不太管你寫的文字,而是直接從你拍的影像去接受訊息,尋求感動。這又是跟電影不太一樣的地方。」
鄧博仁說,他不會去管讀者怎麼看他的書,他還是會用他的想法去編,讀者看了之後就算會產生不同回響,也滿有趣的。
對於想出書,卻沒有任何經驗的朋友,鄧博仁也提出他的建議:「多看一點書,讓你的視野打開。應該去想,你到了書店,買了一本書,你會買這本書一定有你的理由,你自己也可以試著去想,怎樣編一本書,可以產生這樣讓人想要買的理由?包括內容,包括版面呈現,包括封面,裝幀,乃至於標題,要去創造那個讓人想買書的動機。」
很多東西是邊看邊學,在看書的過程中,你會發現各種不錯的方案,將它記下來,當你要出書時,你就會把這些方案拿來參考。
鄧博仁強調,想法若還不成熟,千萬別急著出手。他建議創作者,有機會一定試著把照片「洗」出來,「不是真的去沖印,像現在有很多影印店,你可以試著把你滿意的照片列印出來,累積之後,貼在家中的空白牆上,或地板也好。」
「你就每天看,會看出它的排列順序及彼此的關聯,也會挑出完全不相干的照片,有靈感的話,就把關於這些照片的想法寫起來,當這樣日積月累的觀察及思考,慢慢形成邏輯,想法成熟了,也差不多就是你可以辦展或出書的時候。」
鄧博仁看似遊戲人間,其實認真對待自己所見、所聞、所感,他的一個人出版計畫,伴隨著日積月累的攝影作品,在每一次展覽中,帶給觀眾啟發與思考,每一次出書,都像蓋了一間行動美術館,帶著讀者一窺堂奧,他自己則當一個稱職的導覽員,親自為觀眾解說……。
① 多看書,思考你為何會去買這本書,然後試著去製作一本也能創造這樣購買動機的書。
② 隨時將各種不錯的方案它記下來,出書時把這些方案拿來參考。
③ 有機會一定試著把照片印出來,貼在牆上自己欣賞,逐漸找出照片之間的連結,等到想法成熟,就能形成展覽的構想,進而出書。
④ 把錢的事情先搞定。將計畫時間拉長,可以讓出書及展覽的想法更完備,預算的壓力也比較不會那麼大。
⑤ 不必所有環節都自己來,該交給專業的就交給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