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精神疾病有多少了解呢?
很多年前,我曾前去聆聽在巴黎舉辦的「精神疾病與民主」國際研討會。在那裡,第一次聽到義大利的學者報告,由巴薩格利亞醫生(Franco Basaglia)領導精神病患融入社區運動的方法與始末。在聽到「監禁一個人,就是監禁整個家庭」這句話時,我深受震撼。會中有個講者,在答覆關於法律與精神疾病的關係時,毫不妥協地指出,法庭的首要任務並不是安慰任何刑事案件中的受害者或家屬,而是要公正。
這並不意謂受害者不應受到支援,而是指:法庭是所有人的法庭,也是精神病患的法庭。社會中該有照顧受害者感情的機構,但法庭不能將滿足任何受害者的感情,擺在公正之前。會中對確保精神病患人權的論述,可說極其嚴肅、深刻與敏銳。
儘管先前有過這類接觸,《成為一個新人: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這本書,仍然再次打開我的視野,並深深啟發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
姑且將上述研討會的學術氣息,定位為精闢說理與堅強戰鬥的混合體,《成為一個新人》相較之下柔軟許多,甚至可以說,它不帶有太強的雄辯與說教性格,而是恰到好處地,以平實的口吻,為大眾進行了ㄧ趟資訊豐富、觀點清晰,帶有感情又不至過於激情的導覽。你不會擔心因爲若干沉重的主題,讀者就陷入陰沉的情緒中,也不會煩惱什麼太艱澀的理論,讓人感到陳義過高——這是一份淺白,但卻隨時都有縱深的書寫。
這個著眼在台灣在地精神疾病史的調查與寫作,接近了許多重要機構(如「玉里」與「龍發堂」),以及著名事件(如「小燈泡案」與「台中牙醫遭刺死案」)的現場。由於久居木柵,我對於作者張子午重建安康社區歷史的能力,特別有感。上一次我對書寫抓住「地方魂」印象深刻,記得是在讀鄭清文的小說〈春雨〉之時。在閱讀《成為一個新人》中,我再次感動於作者張子午那種,「只用三兩地點幾句話,就令地方特點躍然紙上」的功力。這種書寫風格,令很容易陷入過份抽象或內向的主題,有了更立體的時空感,可說令人耳目一新。
在此同時,張子午也非常善於處理細節,一度令我產生這樣的感想:「如果說魔鬼藏在細節裡,天使原來也藏在細節裡。」他似乎具有一種特殊的信賴能力,使得他的「鏡頭」不會只對準在單一人物與部位。
以「台中牙醫遭刺死案」為例,我們不會只看到專家與病患家屬的表述,就連受害者家屬,牙醫遺孀王太太痛苦與懷疑的聲音,也以尊重的態度記錄其中——這既不是為了激化對立,也不是犬儒地以「各說各話」來消解問題,更不是把衝突當成戲劇化的資源。相反地,如同「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的這句表達,作者確實做到了不時併陳「不同的距離」。
這種素養,容我以宮地尚子在《環狀島效應:寫給倖存者、支援者和旁觀者關於創傷與復原的十堂課》中,對「位置性的設問」的解說加以描繪:「......沒有抱持『全面性同一化』的幻想與願望,而(是)承認彼此的他者性。就算遭到批評,也不會將它視為一種全面性的否定而立刻離開。」且也是如下的態度:對於「只要有人設問,溝通就存在的這件事,抱持了肯定的觀點。」——因爲並不是以提出「最完美說法」的目的在掌握主題,不強求一步到位,結果反能在懸而未決的認識上,看到現象遠處、深處,尚未成形的問題脈絡。
「成為一個新人」的這個祈願,來自林奕含。林奕含對改變精神疾病者在社會中的處境十分掛念,她的思考或許早已比你我要深。我以爲,訪問過她的張子午,也吸收了她的見解,循著她的思路,而能讓書寫立於新的基點。這個基點在書中並未開門見山地說出,容我斗膽加以詮釋:在這個概念中,不只預示了必須有更多的個人,朝向擁抱精神疾病作為「病弱」與「意志」的雙重主體,更呼喚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知新世界」。在其中,需要變得無障礙的是環境,對身心「障礙」者如此,對精神「障礙」者也不例外——不設藩籬的「通用原則」,不是「福利」,而是理所當然。這個「別人的生活,也就是我的生活」的精神,常在書中閃耀,也是非常值得我們深思之處。
三浦綾子有本書叫作《我知道如何去愛》,這個書名頗有鼓舞之意。在閱讀《成為一個新人》時,浮現我心中的聲音卻是:「我不知道如何去愛」——相信這也是許多人面對自己或他人的精神疾病時,會因其「不確定性」與「不透明性」而有的複雜感受。也因此,「我不知道如何去愛」,其實意謂著接受未知,而願意「總是學習,總是準備,總是重新開始。」這是這本書教會我的事——或許,這也是回到愛的,更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