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書局前世今生：直視台中文化城的啟蒙運動

1920年代的台灣在文化發展上，不論是留日歸來的台灣人，或來台從事文化教育的日籍教師，多少都受到日本的「大正浪漫」洗禮，也就是日本大正時代（西元1912到1926年）受歐洲浪漫主義影響後，掀起的一股個人解放以及對新時代充滿理想的新風潮。

另一方面，一次大戰結束後，世界各地吹起殖民地反抗運動，民族自決成為國際主流話題，加上殖民統治下台灣人受教育不易，殖民教育又以日文為主，希望保守中華文化傳統、為民間帶進新時代思潮、開啟民智的使命感，促成了不同世代的仕紳與知識份子，在台灣為各種文化與政治活動奔走。

而位於台中老市區市府路上的中央書局，就是在這樣的時代之下誕生的知識燈塔，並且成為全台少數能將營運從日治時期延續到光復後的台灣的書局，超過70年光陰，成為這個「文化城」之中最具歷史代表性的地標。

而中央書局的前世今生，則要從台中市為何有「文化城」的稱號談起。

日治時期的台中綠川（來源：維基百科）

台中作為「文化城」——文化重鎮的啟蒙運動

台中市「文化城」之稱的起源，並不是來自於政府的文宣，「文化城是巫永福、陳千武等走過那段歷史的知識份子，為台中取的名字」，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廖振富說，他研究詩社「櫟社」、霧峰林家與早期台灣中部文學發展歷史多年，也因此如「提肉粽」般地，從林獻堂、巫永福與陳千武等人的研究，而栽進中央書局早期的歷史之中。

日治時期的台中市因為交通地利之便，以及當地仕紳的投入，成為台灣文化活動最活躍的地區。廖振富指出，「殖民政府的官方文獻《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其中一章在介紹台灣文化協會之前，便開宗明義地點出，中部文人的知識程度，是彼時全台灣最高。」

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廖振富研究詩社「櫟社」、霧峰林家與早期台灣中部文學發展歷史多年（中央社記者徐肇昌攝）

日本殖民台灣之後，有意識地透過規劃與政府建設，將台中發展為中部的政治經濟中心。1908年，日本殖民政府從南北兩端動工的西部鐵路幹線，終於在台中正式銜接全面通車，更帶來交通、經濟及軍事各方面價值，取代清朝的中部重鎮彰化的地位。有交通與地利之便的台中，因而成為南北知識份子聚會首選。

除此之外，霧峰林家等中部傳統仕紳望族，也積極參與文化事務。1915年，林獻堂、林烈堂、辜顯榮、蔡蓮舫等人為首的中部仕紳，向總督府爭取，在台中成立了「台中中學校」（現國立台中第一高級中學），是第一間專收台灣子弟的中學。霧峰林家捐獻地產做為校址，仕紳們則發動募款興建校舍，善款來自全台各地，但仍以中部人最多。台中中學校被認為是台灣人受教權起步的重要象徵，這所學校的出現，也反映了彼時台中在文化領域舉足輕重的地位。

台中一中是第一所台灣人創辦的中學（來源：維基百科）

台灣文化與民主運動領袖林獻堂（來源：維基百科）

出生於1881年割讓之前的林獻堂，與蔣渭水、楊逵等日治時期的新知識份子分屬不同世代，但他與蔡惠如等同輩的仕紳，卻是這些知識青年在台灣推動政治與文化運動時，背後最重要的推手。

1919年由留日青年組成、並以林獻堂為會長的「新民會」，也為了啟蒙台灣社會的知識，而發行雜誌《台灣青年》。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成立，成員來自全台各地，以林獻堂與蔣渭水為代表人物，以引介各類新思想、新文化為訴求，透過巡迴演講、電影放映等活動，改造台灣人民思想、啟發民智。而1921年初開始的一連串「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雖然始終沒有如願，但數年的政治運動也逐漸凝聚民間力量。

就是在這樣推動社會知識啟蒙、民族意識抬頭的浪潮之下，催生了台中的中央書局。

中央書局（中央書局／陳耿彬先生提供）

1998年的中央書局（中央書局／王文石先生提供）

日治時期的中央書局——平房店面裡的文化沙龍

1921年在霧峰林家資助下前往日本求學的鹿港子弟莊垂勝，在海外受法國沙龍、英國俱樂部文化影響，返台後為提昇地方社會的文化素養，1925年號召仕紳成立「株式會社中央俱樂部」，是日後中央書局誕生的雛型。為了建立台灣的文化沙龍，原先中央俱樂部除了書局，還策劃設置食堂、講堂、娛樂室等構想，以作為文化推廣的據點。

1948蔡培火參選立委傳單，由莊垂勝印製（中央書局／台中市文化局提供）

中央書局的籌設在1925年底啟動，1926年6月眾籌募股得4萬元資金，相當於當時成立一間銀行的總資本，股東總計約400人，多為文化協會成員，也串聯起當時中部許多仕紳與文化菁英踴躍參與，更取得大雅望族張濬哲、張煥珪兄弟大力支持。

「中央俱樂部分散持股的做法，是為了不要讓股份與決策權過度集中在少數人身上，由此亦可見中央俱樂部與中央書局的設立，出發點就不是為了營利」，廖振富指出。但他也點出，分散持股的策略，卻也阻礙了中央書局完全實現文化沙龍的藍圖，「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因為左右翼政治立場而分裂，也間接影響中央書局股東會的運作。」

中央書局分散持股（中央社記者徐肇昌攝）

1927年中央書局創立，位於當時台中市寶町三丁目十五番地，在木造的平房建築中，主要販售日本與各國書刊、文具與體育用品，更為當時台灣中部地區第一家從中國引進最新、最多中文圖書的書店，如五四運動後的文學著作等，亦提供代訂書報的服務，是具相當規模之書店，在殖⺠時代致力於漢文化的推廣與傳承。

當初中央俱樂部文化沙龍的藍圖雖無法完全實現，但中央書局仍不僅是販售書籍和文具的場域——距離台中火車站僅有10來分鐘腳程的中央書局，依然成為南北文化人士重要聚會據點，以及新思潮的傳播驛站。

1928年間，擔任中央書局營業主任張星建，積極建立中台灣政治、社會運動與藝文人士的網絡，推展各項文化活動：將發行於台北的《南音》、《台灣文藝》雜誌，引介至中央書局編輯出刊，在國民政府來台後，也曾於1946到1947年擔任《新知識》、《文化交流》雜誌的發行人。

第三回臺陽展臺中移動展會員歡迎座談會。前排左起陳德旺、楊三郎、李梅樹、陳澄波、李石樵、洪瑞麟等，前排右一張星建、右二林文騰，二排左二楊逵、二排左三田中保男（田中保雄）、後排左三巫永福，後排立者右起吳天賞、莊遂性、（隔一人）葉陶、張深切、巫永福、莊銘鐺。攝影於臺中州俱樂部。（來源：維基百科）

中央書局向為文人薈萃之地，由左至右分別為巫永福、吳來興、張星賢與張星建（來源：維基百科）

張星建亦邀請郭雪湖、陳澄波、廖繼春等畫家開設畫展，舉辦交流會，以中央書局為據點，匯聚北中南台灣作家、音樂家、彫刻家、書法家、舞蹈家、作曲家等國內外藝文人士，曾經受邀的藝術家，包括韓國舞蹈家崔承喜，一方面是文化交流，一方面也是以同為被殖民者的身份，與台灣知識份子交流如何反抗日本殖民。中央書局成為當時全台知識⻘年必訪的潮店。 

「透過書店的空間與其發行的藝文雜誌，日治時期的中央書局串連了台灣不同世代的文化人，而中央書局不但扮演知識傳遞者、文人交流與串連空間，也成為當時中台灣文化活動的指標場域」，廖振富說。

廖振富說，日治時期的中央書局串連了台灣不同世代的文化人（中央社記者徐肇昌攝）

二戰後的中央書局——務實求生的中部知識燈塔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中央書局開始原本書店旁的倉庫兼員工宿舍，興建新的書店建築，建築師為林文章。1947年爆發二二八事件，楊逵與友人在中央書局新址二樓成立「輿情調查所」，時任台中圖書館館長的莊垂勝，也被市民推舉主持「時局處理委員會」，但委員會成立不久即被當局解散，莊垂勝因得罪當局被免去館長職位，幸而逃過牢獄之災。也因為當時的政治動亂與言論高壓管控，使中央書局經歷了一段低潮。

中央書局在1945年印製的國歌歌譜（中央書局提供）

1950年張煥珪接任董事長，中央書局在新址重新整頓開幕，挑高的書店空間，展現當時少見的氣度，書局內設有「中央公共茶室」，吸引顧客上門選購書籍、喫茶聊天。

在這個風聲鶴唳的政治高壓統治時期，中央書局與相關人士為了生存，也只能保持低調，小心行事。原本熱絡的文化活動不復在，日治時期的知識啟蒙角色，只剩下賣書與出版業務。

本省外省族群關係劍拔弩張的時候，中央書局扮演雙方交流的平台。1947年短暫出版的雜誌《文化交流》，便是邀請外省左翼學者與台灣知識份子以文會友的刊物，但因政治立場，只出刊一期就被當局禁售。

但是中央書局在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之後，也很積極地透過出版結交外省知識菁英，「在當時的文化圈中，溝通了不少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對立，在思想與學術交流上有比較好的交情與互動，中央書局在那個年代可以做到這樣已經不簡單」，廖振富說。

1955年，東海大學在美國支持下在台中成立，多位教授皆是從中國大陸來台的學者，包括徐復觀、孫克寬等中文系教授與莊垂勝交情要好，他們的學術與文學著作，也都由中央書局出版。除此之外，中央書局也出版中部作家的作品，葉榮鐘、洪炎秋、巫永福等人的文字，都曾由中央書局出版。儘管文化沙龍的空間屬性不復在，中央書局仍透過出版工作，延續其文化價值。

另一方面，除在日治時期大量引進漢文書籍，在國民政府來台後，中央書局二樓一度在美援時期作為美國在台協會新聞處圖書室，開放大眾使用，並引進許多翻譯書籍與原文書，是當時中部少數可以購買到這些書籍的地方，成為許多中部高中、大專文藝青年的寶庫，因此中央書局的智識啟蒙的任務，也持續貫穿至解嚴時期。

廖振富也指出，為維持營運，中央書局除賣書，也取得教科書的專賣權，並且透過出版中學、高等教育的數理、語言參考書，保障了穩定的收入。卻也可能因為教科書專賣業務保障了穩定收益的財源，使得中央書局在時代演進之中未能跟上社會與環境的變化腳步，在連鎖書店興起的1998年，黯然吹響熄燈號。

（中央社記者徐肇昌攝）

（中央社記者徐肇昌攝）

走過71年，一脈相承的啟蒙者

在長達71年的營運期間，中央書局歷經了日治時期、戰後戒嚴、解嚴一直到連鎖書店群起，每一個時期都有其使命及角色。作為少數走過日治時期與高壓政治的中央書局，綜觀其經營足跡，也可發現，中央書局的經營精神與台灣文化協會的初始運作精神，可謂一脈相承：中央書局不激進衝撞當權，而是以務實的經營方式，在體制下尋找持續灌注人文思想的謀生之道，也不斷地引進市面少見的書籍，不論是主動或是被動，中央書局都在不同的時代裡，持續扮演著知識啟蒙者的角色。

中央書局的書封小卡（信誼基金會提供）

雖然走過時代的更替，中央書局最後沒有跟上現代發展的快速，並在1998年結束營業。它參與了台灣島內各式的文化運動，啟蒙人文思潮，滋養了中部地區不同世代的書香歲月，在許多老台中人心中留下不可抹滅的生活記憶。

在2014年10月租約到期、重新招租之際，為了復興台中的文化地標，台中地區文化人士透過網絡平台自組「中央書局小聯盟」平台為中央書局請命發聲。2015年在中部再生基地發起人蘇睿弼、作家劉克襄等人的請命奔走下，由永豐餘旗下的信誼與上善人文基金會共同承租中央書局，2016年4月分兩年上善基金會取得該建築物所有權，重新開啟重生之路。

（中央社記者徐肇昌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