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篇：王榮文、郭重興─迎變時代，翻開顛峰一頁

1985年到1990年間的出版界，是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王榮文獨領風騷的年代，也是30年後的現在，旗下有40家出版品牌和1家雜誌社的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社長郭重興甫涉足出版的開端。

王榮文與郭重興分別是第32屆金鼎獎和第41屆金鼎獎特別貢獻獎得主，前者在26歲投身出版當起老闆開闢廣大疆土，後者則到36歲才新來乍到，從雜誌社的研究小編做起。他們的出版歲月在後80年代有著迥然際遇，卻都為出版交織出令人難忘的光榮時刻，直到30年後的今天依然耀眼。

1980年代，那些人買書做書賣書

1975王榮文創辦遠流出版社（遠流出版公司提供）

「那時石油危機找不到什麼好工作，存了一筆錢就出來做生意，自己當老闆。」政治大學教育系畢業後當完兵，原本想當記者的王榮文選擇創業。他在1974年辦遠景、1975年創遠流，「那時，法定條件30萬就能開間出版社」，王榮文與遠景總經理沈登恩、總編輯鄧維楨，一人掏10萬，三人合夥當起小老闆。

遠景首推《開放的婚姻》、《單身的挑戰》賣得很好，書上討論可否不結婚？能不能愛一個人以上？這些至今仍算時尚的話題，在守舊及開放思想交替的1980年代，頗受歡迎。王榮文說，「遠景第一年還沒過完，我們各自的錢還沒掏出來，就已先賺了18萬。」

王榮文謙稱在遠景時，是完全沒經驗的人。「我跟鄧維楨學作編輯，向沈登恩學做生意」，沈登恩不只是生意人，他對文學也情有獨鍾，像遠景起初推出台灣文學作家黃春明的《鑼》及《莎喲娜啦．再見》，實際上是沈登恩別具慧眼。

「台灣在當時算是海盜國家，不需取得版權就能直接翻譯出版賣書。成本便宜，社會有需求，因此出版業相當蓬勃發展。」1977年王榮文才第一次到日本，在國外的書店逛逛看看有什麼暢銷書，「喜歡哪本就拿回來，直接翻譯就可以賣了。」那時沒有Amazon，哪種書暢銷，都得親自到市場觀察，這些都是1985年以前的作法，即便是王榮文在大學時愛看的《新潮文庫》，內容的取得也是如此。

遠景開始前，有文星叢刊、水牛文庫，王榮文說，在此之前一本40開的文庫賣12元，受石油危機影響，到遠景時一本書變成32開賣40元，這段時間不超過10年，「而我們這些在70年代剛成立的出版社是戰後第一批供應者，基本上只要出的是好書，就會被搶購。」

郭重興（中央社記者吳翊寧攝影）

至於郭重興的出版路，一樣從沒經驗開始。畢業於台大哲學系、美國紐約市立學院電腦資訊碩士，原本還想繼續留美攻讀歷史博士的他，因家人因素於1985年間返台。他猶豫是否該留在台灣找個事做，「因為很愛讀書，所以最好是跟書有關的事，但我從來就沒有想過出版社。」

起初在電腦公司上班，「但實在不怎麼樣」，他在報上看到一則「經驗不拘」的徵人廣告，做的是「研究編輯」。前去應徵先考筆試，「潤稿、英翻中，我不知道寫了幾個小時，反正我是最後一個交」。當年牛頓雜誌社錄取了已36歲的郭重興，編輯台的稿子交辦由他潤改。一個無編輯經驗的人，從此與出版密不可分。

風起雲湧，建功立業的文化輝煌期

台灣出版能在80年代成長茁壯，與平面媒體密不可分，當時的三大平面媒體：聯合報、中國時報和中央日報，有絕對壟斷力量。王榮文說，「只要能被他們介紹到的書，就能賣到2000本，而2000本是當時一本暢銷書的平衡點，出版社就能因此存活下來。」

遠流的發跡，與當時暢銷女作家三毛合作翻譯《娃娃看天下》有關。王榮文請三毛寫篇文章登上聯合報副刊，「當時由聯合副刊主編馬各寫介紹，我請三毛自己在文章後方加上郵購編號，當時那本賣了5000本。」三毛會寫、媒體想登、讀者愛看、出版社賣書，在那當口是每人皆受惠的方法。

王榮文（中央社記者謝佳璋攝影）

王榮文進一步解釋，就像現今網路聲望的篩選是「點閱率」一般，當時無論是報紙副刊或出版社的編輯，「其實他們都是伯樂，而作家則為千里馬。」之後聯合報主編瘂弦與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的競爭，更一度激盪出台灣報媒副刊的鼎盛時期。「他們都影響一個時代的出版方向，是媒體與文化出版間相互影響的重要歷程。」

真正讓王榮文賺進人生第一桶金，是與政大教授吳靜吉合作推出的《遠流活用英漢辭典》。吳靜吉是王榮文政大學長，兩人在王榮文大二擔任系刊杏壇總編輯時認識，遠景草創期，王榮文還曾當過吳靜吉助理兼差賺外快。《遠流活用英漢辭典》一舉賣了6萬本，王榮文把賺到的人生第一桶金，拿去買了房子。

1989年吳靜吉與王榮文於聚餐後合影（遠流出版公司提供)

1980年初前後，因翻譯美國漫畫《大力水手》遭當局以為「暗諷當局」而坐牢10年的台灣作家柏楊，還有知名黨外政論家李敖都剛出獄，「當時他們是媒體寵兒，因為只有他們敢勇敢反抗國民黨。」王榮文說，當時的他們一方面是政治犯、一方面是社會英雄，「但他們剛出來，都很窮沒辦法生活。」於是遠流推出李敖主編的《中國歷史演義全集》。

「當李敖找上門時，其實他要的編輯費用並不低。但我算了一下，最糟的情況頂多是我把房子再賣掉」王榮文形容那是場豪賭，而事實上那套書賣的很成功，出版不到1年讓遠流營業額破5000萬之多，一舉站上顛峰，「當時還曾出現民眾抱著現金，在辦公室門外大排長龍搶購的空前盛況。」

1993年5月27日自立晚報柏楊資治通鑑全版廣告（遠流出版公司提供）

1983年國內最大連鎖書店金石文化廣場成立，出版界開始進入大型實體店銷及暢銷書榜模式，「你可以想像，社會上前所未見這麼大間的書店，當時其實書店裡沒什麼書可賣，因為出版社供應量並不足夠讓新式書店陳列」王榮文說，曾有段時間的出版市場以「賣方為主」，反而是書店拜託出版商，讓他們有書可賣。那年還有件值得一提的事，甫任遠流總經理的詹宏志，首創叢書雜誌化讓《柏楊版資治通鑑》每月推出一冊，王榮文解釋，「詹宏志的作法是化整為零，每月出一本，原則上都單冊發售」成功讓遠流再度引領風騷。

後80年代開始，財務穩定的遠流在詹宏志的帶領下逐步拓展出版線路，因此吸引各方出版菁英匯聚遠流。那時遠流的「兒童館」有郝廣才，「小說館」有陳雨航，「台灣館」則是從漢聲雜誌來的莊展鵬及黃盛璘。「幾乎什麼路線都做」王榮文說，當時匯聚全台灣出版界最菁英的人才，勢不可當，好像出什麼書都會賺。

1985年王榮文又在香港旅館偶遇正在等朋友的金庸，原本就認識的兩人，短短5分鐘裡原本僅是彼此的寒暄問候「來香港辦什麼事」，卻成了金庸與遠流聯袂的開端。

王榮文說，他遇上金庸是「歷史的偶然」（中央社記者謝佳璋攝影）

金庸一句若無其事的探問，「你對出版我的書，有沒有興趣？」王榮文回他，「當然有興趣。」金庸說，「若有興趣我們寫信來談談吧」王榮文一口答應，「我們回頭寫個企劃吧。」

王榮文記得，當時坊間有謠傳金庸與遠景合約到期，金庸有意離開，聯經或皇冠都在搶。「那時家裡有高人（指詹宏志）在呀，所以我很快就答應要提企劃。」那5分鐘的寒暄，是金庸與遠流合作的起點。加上遠流趕上大型書店無書可賣的啟航期，又遇到了金庸，「一切都是歷史的偶然。」

遠流前10年的拓展期因為有詹宏志，建立圖書品牌與書系，以整體知名度培養讀者忠誠度等創新作法，為遠流也是為台灣出版界開創不少經典。王榮文說，在那個時代，詹宏志既能讀書又能編書、並願以自己行銷專才全力支持遠流編輯，「是台灣出版社還沒專業分工前，最美好的回憶。」

「我從來就沒有用過這麼好用的人」王榮文談起詹宏志就像想起初戀情人，事隔多年仍滿是懷念，「我想做什麼事基本上不用說太多，他就知道要什麼」，現在去哪找一個人才是「我想寫的文章，一個字都能不用改，他自己去發光是應該的，因為他比我能幹太多了。」

1989年10月10日，遠流帶著「遠流經驗」參加法蘭克福書展。左起：詹宏志、王榮文、涂玉雲、王宣一。（遠流出版公司提供）

出版始終是文化，同時是生意

1988年左右，郭重興在牛頓任研究編輯期間，遇到台灣出版界組團赴德國參加法蘭克福書展，當時參加的出版社有遠流、牛頓「第一年大家都很新鮮，也多是老闆級以上的出去，而牛頓就是我和總編輯。」

「我和王榮文、牛頓社長高源清，幾乎是同年的，詹宏志也小我幾歲而已」比王榮文小一歲的郭重興說，當時他們都已是出版界居要職的天之驕子，「而我只是個完全沒有經驗的小編輯，無論是職稱或薪水來看都是。」

這群出版人在法蘭克福書展上認識，「當時我是較下階的編輯，能從縱向角度觀察在當時出版界最高階的出版人們，我覺得很有意思。」郭重興覺得，當時出版社能賺錢的因素之一是誰先做先贏，加上又是未講求版權的年代，去了法蘭克福看到如此盛大場面，當時的台灣出版仍以模仿抄襲為主，「我其實很好奇，這些台灣出版人怎麼看台灣出版？又是如何看待自己。」

郭重興（中央社記者吳翊寧攝影）

郭重興解釋，看自己有兩個意義，看自己在台灣的份量，還有到了國外比，你怎麼看自己？他認為出版應能跳脫國家強弱，讓文化本身成為驕傲，而台灣的出版該被擺在什麼位置，台灣作家在國際上又會處在什麼地位，「對於這些議題，那時我的想法是他們怎麼想？現在變成我的問題，總想著：我們該怎麼做？」

在牛頓當編輯5、6年，由於牛頓財務困窘，郭重興覺得「這麼多人在一個沒錢的公司混，浪費資源，薪水也幾個月沒給，我那時候覺得是該離開了。」之後，他在1992年以200萬資本額創立貓頭鷹出版社，主要出版書種為工具書及圖鑑，引進英國DK出版社的《新世紀彩色圖解百科全書》，那是當時中文出版界首見全彩、圖文整合、單卷式的百科全書。

問他敢創業的信心源於何？郭重興說，「如果說創業的信心來自於能否成功，我沒想過這個問題，當時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出版一本好好做的書，它就能被閱讀到。」

「成立貓頭鷹時，其實台灣出版業還算不錯，但我的問題是，資本太小卻喜歡做大書、工具書，不過還算九命怪貓，沒賺錢也撐了5年」郭重興說，當時的詹宏志長處很多，吸收知識又勤快，他認為台灣應該要有大型出版集團，「於是找來我們這些難兄難弟結盟」。詹宏志於1996年號召麥田、商周還有貓頭鷹三家出版事業體，共組「城邦出版集團」。

郭重興坦言，當時只有商周賺錢，「我（貓頭鷹）和麥田沒有，當大家都沒有賺錢時，問題只會加乘，因為除了擔心自己，還要擔心別人。」現在的他認為，集團還是自然茁壯較好，最好的合併方式是互補長短讓彼此更好，但當時大家在一起其實有些勉強，因為原本平等的身分變成有階級，誰來管理成了難事。「也許詹宏志不覺得那是什麼大問題，只要有錢或能解決，但那是因為他相信大家的才氣和熱情。」

郭重興（中央社記者吳翊寧攝影）

直到2001年城邦賣給港資 TOM.COM，郭重興選擇退出，重新開始籌創讀書共和國。問他當初為什麼退出？「我這種人就是仍抱著一個出版夢，當有人來投資那就不是夢了，而我原本要做出版的初衷也就沒了。」

想一探究竟郭重興做出版的初衷，他只是淡淡的提起，考完大學聯考那年，「我告訴自己從此以後，沒人可以規定我要看什麼書了，我可以讀任何我想讀的書」，因此他去買了新潮文庫No1《羅素回憶錄》，「那是我很認真看完的第一本書」。

「人家做好書給你讀，我該怎麼回饋？我是不是該做更多的好書給別人讀，給下一代讀？」郭重興如此語重心長的說著，早期從未想過要做出版的他，心底對書的感念，是一直存在的。「之後我考慮做貓頭鷹，甚至到現在創立讀書共和國，回饋社會，都是被他放在心裡很重要的一件事。」

1987解嚴開始，出版面臨劇變

1987年解嚴，兩岸進入實質交流。王榮文說，1985至90年代的台灣出版人原本很有信心，因為去中國大陸不只買版權，還有交朋友認識未來作者，想像一個美好的大陸市場。「當然一切都落空，大陸的文化發展策略比我們想像的厲害，他們利用情勢吸引外來經驗、培養國營出版集團、鼓勵學習力強的民間出版工作室發展，直到90年代台灣出版人才知做了一場大夢。」

從80年代開始，台灣受教育者漸多、買書能力也有，在那個階段有不少人才輩出來創業做出版，出版界也一度出現台灣抄日本，中國抄台灣的階段。王榮文解釋，出版除了是文化工作更是門生意，「像我們當時的出版節奏，每2個月出4本書，4本至少要有1本暢銷，出版社才能存活下來」。到了1992年著作權立法，所有書籍皆需先取得版權才能出版，著作權立法瞬間成為許多小出版社的大挑戰，「因此有許多人在此變動過程中面臨倒閉。」

王榮文（中央社記者謝佳璋攝影）

「當國家正在改變，出版業就會爆量」，郭重興則以日本歷史為台灣借鑑，從明治維新開始改變，歷經大正時期工商發達，「當時每個日本人都搶著讀書，飢渴的想了解這世界，只要夠聰明的人，就可寫書給別人讀」，日本的出版界奠基於此。

郭重興強調，1980年代的台灣出版界即便一片樂觀，當時台灣經濟起飛，但因政體未變，「想像當時的台灣與日本大正年間相較，差別在哪？當時日本是終於嚐到西方的味道，而台灣則是被嚴格教導不要亂講話。」經濟上的開放，只是讓這代人有錢賺下代人可讀書，「僅止於此，國民黨體制還在那，心態上其實沒有改變。」

就連中國的歷史，曾有民初上海租界，到近代二次變革有鄧小平開放，也開闢了一扇窗，郭重興感慨的認為，「歷史從未給台灣這個機會。」他指出，當年敢反抗的人開始反抗都被壓制，大部分人其實也不知道這有什麼不好，國體實質上並未有改變，「這也是為何日本有出版集團而台灣沒有，但詹宏志想要做這個大夢。」

郭重興（中央社記者吳翊寧攝影）

強調文化產業一定要是個做夢的產業，「當年詹宏志為何想做城邦？」郭重興解釋，那絕對不是現在所謂蘋果併吞哪裡，為了市場佔有率的理性思維，「真的就是一個對台灣出版文化的夢想。」

郭重興相信社會是靠大眾都看什麼書來形塑，每個人建立在主動閱讀的行動上，而書就是形塑整個社會的關鍵。他也強調，出版業是一個社會狀態的反映，他不認為出版業本身可改變什麼，而是社會什麼樣子，出版就大概是什麼樣子。

郭重興補充，像日本岩波書店創辦人當年創辦岩波文庫時，確實有相當程度改變了日本，「但那也是在國家面臨改變的時候」，他說「現在的台灣，願像當初的詹宏志敢做夢，就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岩波書店在二戰後，連續產出許多自由派思潮的書籍，與保守派思潮書籍的大型出版商文藝春秋，被譽為日本出版業雙璧。

「在台灣做出版，到底對台灣來說有沒有意義？它的意義又是什麼？」郭重興覺得，一路走來的出版路很多人都在做夢，因為有夢才讓成就一點一點累積，「即便如今的我，也是一樣。」

無論哪個年代 出版以編輯為本

當年的遠流匯聚各方出版菁英，王榮文的管理屬無為而治，「他們都比我聰明，沒有特別就是放任」。王榮文說，一個人要來遠流上班，只關心他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如果他最想做的事，與我的價值理念沒違背，基本上他可為所欲為，因為出版是很有個性的行業。」

「一定是編輯有熱情，才能產生力量」，王榮文強調，編輯是出版業很重要的角色，非常珍貴，他們每天都在為自己的理想工作，如今遠流有7個總編輯，王榮文不過問出什麼書，「但編輯須為自己出書的結果負責。」

王榮文（中央社記者謝佳璋攝影）

後80年代的出版界，有許多是30多歲便能闖出名堂，郭重興說，今日已難想像能再出現像當年35歲的年輕人可像詹宏志一樣，發揮如此大的影響力，「現在一樣30幾歲的人來我這裡，可能連主編都還做不到」，這樣的情況他很感慨，「如今出版業林立，但似乎已看不到當年的機會。」

「1980年代的出版人有某種程度的自得，覺得自己還不錯。」郭重興解釋，因為當時不會讓人覺得出版是空的，諸多菁英匯聚，尤其在參與法蘭克福書展後，外國譯書進入市場勢頭又勇猛，剛開始不覺得這對台灣而言是警訊或壓迫，畢竟從市場來看，只感覺越來越繁榮。

「但過了10年、20年後，會覺得有種無以為繼的感覺。」一直以來台灣本土編輯人才與作家欠缺令郭重興十分憂心，但他又說，台灣一年出版4萬本書，表示有許多人願意投入，「即便大環境不好，但大家熱情仍在。」

「沒有經驗者的編輯，至少得培養三年」現在讀書共和國有自己一套培養新人編輯制度，「面對中國強敵，如何做出華文世界都要讀，而只有台灣能做的事？」郭重興認為，台灣的文青是資產不是負債，他想讓台灣編輯和技術傳播到華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