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 看不見的性別歧視
和過去比起來，台灣社會的女權意識與性別平等制度的確有進步，但性別不平等仍然存在，隱藏在平等外衣下的女性歧視，變得難以辨識也更難以解釋，甚至造成更複雜的社會問題。
文／顧 荃 （本刊編輯）
從事服務業的阿如（化名），趕在龍年計畫懷孕，希望生個龍寶寶，並希望孩子出生後，自己能親自在家照顧，因此向公司申請一年的留職停薪育嬰假，沒想到主管卻以「請假時間太長，造成其他同事困擾」為由拒絕，讓阿如相當傻眼。
阿如向主管解釋，請育嬰假是她的權利，公司拒絕是違法行為，主管只好不甘不願的同意，卻附加但書，表示阿如銷假回來上班後，將調任降職，不可能擔任同樣的職位，並要求阿如簽下同意書才准假。阿如眼看預產期就要到了，無法再花時間申訴或走法律途徑，又擔心據理力爭會使工作不保，只得先簽下同意書，專心照顧孩子再說。
在職場上，類似阿如這樣遭到「懷孕歧視」的女性不在少數，而且大多為了保住工作而選擇隱忍，不願意申訴，因此揭露的個案還只是冰山一角。
儘管台灣面臨嚴重的少子化危機，政府鼓勵生育、《勞動基準法》與《性別工作平等法》等法條都明訂雇主應給予產假及育嬰假，但多數的工作環境對懷孕女性依然相當不友善。甚至還有企業主私下抱怨，女性員工「假太多」，有生理假、婚假、產假、育嬰假，僱用女性「很麻煩」，因此只願意僱用男性。
某家科技公司的人資部門主管還曾收到公司指示，要求該主管在面試女性求職者時，須詢問對方「生理期是否會嚴重經痛？」、「家中是否有五歲以下幼兒或老人需要照顧？」，若答案都是肯定的，就得「考慮不錄取」該名女性求職者。
事實上，台灣保障女性權益的法規制度堪稱完備，經歷30多年來民間婦運團體的努力、推動修法，現在無論是在家庭、職場、教育、人身安全等領域都有性別平等的相關規範。按照聯合國公布的性別不平等指數（GII）計算，2011年的台灣女權甚至排名世界第四，亞洲第一。
但是就像阿如的例子，這些法規多數「看得到卻吃不到」，在制度面漸趨完備的今日，台灣的性別歧視「化明為暗」，依然存在於社會的各個角落，特別是內化在許多傳統習俗中的重男輕女觀念，更是陰魂不散。
根據財政部統計，民國100年女性聲請拋棄繼承遺產的比例為63.3%，遠高於男性的36.7%；而申報遺產稅的繼承人中，女性繼承人僅占34.1%，男性占65.9％，幾乎是女性的兩倍，顯示有遺產者以男性居多。
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台大法律系副教授陳昭如說，這兩個數據反映出在男性繼承的傳統思想下，女性經常會遭到親族壓力，被認為不可「爭家產」；然而，《民法》規定子女都可以平等繼承父母財產，因此藉由讓女性拋棄繼承這種形式上的「自願」放棄，以規避法律，讓男性得以繼承全部財產，才會產生出這種女性拋棄繼承遠高於男性的奇特數據。
此外，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在99年的調查研究中發現，申請就學貸款的女學生明顯多於男學生，顯示在傳統的傳宗接代及重男輕女觀念影響下，若家庭經濟較為拮据或資源有限，家長較願意將資源使用在兒子身上，而排擠了女性接受教育的資源。在受教權人人均等的表象下，不同性別所能獲得的資源或期待卻並不相等。
簡單的幾個數據，就能看出台灣社會中的性別歧視。陳昭如說，雖然保障女性的制度存在，但卻難以落實到現實層面，「法律上的平等」不等於「社會上的平等」。
陳昭如進一步指出，和過去將女性視為丈夫的附屬品，或要求職業婦女結婚、懷孕就必須辭職的情況比起來，台灣社會的女權意識與性別平等制度的確有進步；但性別不平等仍然存在，只是形態不同，隱藏在平等外衣下的女性歧視，變得難以辨識也更難以解釋，甚至造成更複雜的社會問題。
陳昭如舉例，少子化問題其實也跟性別歧視有很大的關係。就像阿如所遭遇到的懷孕歧視，職業婦女在職場上請產假和育嬰假時常遭到刁難，有假不敢請；產後復職，也擔心無法回復原職、影響升遷，甚至工作不保；孩子出生後，必須負擔起主要的照顧責任，家庭工作兩頭燒；若辭去工作當家庭主婦，孩子長大後，中年婦女二度就業不易等等因素，使得女性面臨必須在工作自我實現或懷孕生子之間作出抉擇的兩難。
此外，「貧窮女性化」也是近年婦女團體關心的問題。根據勞委會統計，100年台灣女性的平均時薪只有男性的82.4%（見下表）；因料理家務而未就業的女性有48.35%，男性則僅有0.8%。
因為職場的性別歧視、男女同工不同酬，使得女性薪資低於男性，連帶影響退休金給付；而將近半數的女性，因為家庭因素退出職場，使得經濟無法獨立；加上傳統觀念，父母給予兒子的教育資源多於女兒、遺產繼承人又以男性居多等各種原因，造成女性更容易陷入貧窮的困境。
陳昭如說，這些隱藏在文化和社會結構中的性別歧視不容易被發現，也不容易解釋，甚至有人說「台灣的女權已經夠高了，還有什麼好推動的？」性別不平等的複雜性，成為了現在婦女團體推動性別平等運動時最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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