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越南西貢的羅漪文，13歲隨父母定居台北。身為華裔，她的家族經歷戰爭、逃難、偷渡、黑戶口、打零工，因此當她成為司法通譯，移工們的非法工作、非法入境、逾期居留，那些為台灣法律所不容許，在她的目光下，卻多了份理解。
除了同理那些想賺錢、想翻身的欲望與脆弱，她也帶我們看見移工在失聯背後的苦衷及委屈；移工搏命逃跑，往往是因背負巨額的仲介費用和老家嗷嗷待哺的人口，而當失聯移工數字攀升，甚至在2023年超過8.3萬人時，是否台灣的法規存在環環相扣的結構性問題？
通譯的每一字、每一句翻譯都攸關涉案移工的權益，但卻長期被漠視，因此哪怕費用極其微薄，羅漪文仍全力以赴。書寫的另一脈伏流，是當她對涉案移工伸出雙手，她也深情撫摸坑疤往事，那些在血液裡流淌的蹇澀的移民歷程，以及潛藏內心多年的怔忡和創傷。
內容節錄
《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法律之前，不讓移工喪失權益與尊嚴》
如何不握住你的手
年輕人被帶進收容所之前，突然拉住我的手，哭著要我替他說情，
嚇得專勤人員大聲斥責：「幹嘛？你怎麼可以拉通譯老師的手？」
我的手殘留著年輕人冰涼的汗漬，愛莫能助的挫折感影響我一整夜。
隔壁偵訊室忽然一串尖叫劃破長空，我們這邊偵訊室的人員都頓了一下。
前來自首、態度一直保持戒備的大姊，忽然伸出手來碰碰我：「我覺得好緊張！」
我只好輕輕反握住她冰冷的手，悄聲安慰：「沒事，你是自首，不會怎麼樣，放心。」
僅片刻，我把手抽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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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很迷戀溫柔。作為移民家庭的孩子，我在很不安穩的氛圍中成長，因此特別喜歡聆聽人們輕聲細語地說話，順著舒緩的聲音，想像有雜花芬芳與青草香氣的春天降臨。
在成為司法通譯以前，我遇見過一位越南華裔大哥，他與家人於越戰結束後曾短暫停留台灣，旋即轉赴泰國難民營，再移居法國，後來他和一位從台灣去法國的女子相戀結婚，終於又定居台灣。
這位大哥看著我說：「你的外表很文靜，其實你是外向的人。」
我笑了笑，佩服他的細緻觀察，也理解自己為何成為今天的樣子。
我不擅與人交際，不習慣在眾人面前侃侃而談。當老師很多年，是知識支撐我站在講台上完成授課，但下課以後的我又回到默默的狀態。
然而，我不是沒有覺察到有些人和學生很喜歡找我說話，訴說一些生活煩惱或是深藏的挫折。我通常只是安靜地坐著，內心不時感到緊張與抱歉，因為我覺得自己應該回應這些傾訴，偏偏窮於言詞。
◆◆◆◆ ◆
直到幾年前，有一位年輕女孩因為聽了我的越南文學演講，便找我私下聊了兩個小時。
我們約在東區的一間雲南小吃店吃過橋米線，喝了一口熱湯。她由衷讚嘆原來台北有這麼溫暖的食物，那是她前所未知的。
隔著熱湯的氤氳水氣，她緩緩說起家人的揮霍與沉重負債讓她感到痛苦與迷惘，好在她在校園裡遇到了「師父」。師父與師兄、師姊們安慰了她很多，她覺得自己被救了，以至於現在即使作為出版社編輯的她薪資微薄，她仍然願意每個月貢獻兩千元給師父。
聽聞至此，我心情複雜地低頭吞下幾口米線，又提醒她趕快吃，免得湯變涼了。
她還說，我很好，我可以很客觀地聽她說話，不會嘲笑她相信「師父」。
她沒錢買好看的衣服，同事在茶水間奚落她，被她偷聽到，她難過到從此不跟任何人吃飯了，她們中午出去吃飯也不叫她了。
她再三重複：「你真的很好，會讓人很放心講心事！」
那次見面以後，我向幾位要好的學生感嘆一番，學生卻說：「對耶！老師，那位姊姊說得對。你是很少、很少有的那種很能聆聽別人講話的人。」
是嗎？當她在說出她對「師父」的崇拜時，我知道主流媒體怎麼報導那位，更知道網民怎麼樣評價那些信徒，我是不是應該很務實地告訴她：「省下那些貢獻吧！」然而，我怕說出來會讓她難過，但又覺得不說的自己是不是太鄉愿？
我確實深深覺得自己沒有立場勸說她，在她最脆弱的時候，沒有人拉她一把。
我既不在場，連位居台北繁華地段的校園中，沒有師長亦或同學理會她，誰有資格嘲笑她愚笨呢？
我只能盡量輕鬆地對她說：「哎，改天我們一起去逛街，我知道哪裡買得到不醜又不貴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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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逛街買平價衣服的機緣未至，我成為了一名司法通譯。
在很多次筆錄的場合中，我才發現，當事人在向執法人員供述的同時，對我拋擲他們的零星哀嘆。
陷入陌生的語言和嚴肅的法律情境裡，涉案的外籍勞工容易感到孤絕，一旦發現有人聽懂他們說話，大多數都忍不住絮絮叨叨一番。
我不至於過度自戀地以為自己很重要，是「師父」等級可以聞聲救苦、普渡眾生。我只慶幸地發現，恰恰是我的移民家庭背景和多年的文學薰陶，讓我可以絲毫不困難地同理那些想賺錢、想翻身的欲望與脆弱，但同時因為司法通譯要求專業、中立，讓我不能也無須表態，無形中移除了必須回應他人的緊張感。
我只要發揮默默且專注聆聽的本能即可，而這種聆聽的品質恰恰是倒楣的人們所需要的。甚至，他們會趁著執法人員不在場的短暫空檔對著我匆匆訴說，應該不僅僅是隨機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