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將自己的全副心魂，擠迫壓縮進累劫人類世思索者意識流，將漫長幽困於殘酷歷史的不可解，以共感臨現的同在回返，重新兌換了一次記憶的誓約。
預言者、倖存者、受難者、失蹤者、行刑者、死亡助手、屠殺者後裔，以及各種不可理喻的見證者、書寫者，他們的故事被掘取點燃，重新誕生。
追尋卡夫卡理應拭滅的字證，預視了體制與屠殺的成真。
跋涉於杜斯妥也夫斯基逃死的餘生，思索認罪長路，罪與罰的惶惑。
將普利摩．李維躍下冥河前的剪影倒帶──彼日，一個新世界的少年說「這是沒有的事」。再往前，往苦難極地，以夜鳥之眼瞪視，形上思維死去的場所，人文無憑，詞語的被褫奪。
悄聲逡巡園中地堡，逐一照探落實施行細則的士兵、法醫助手，甚至元首的牧羊犬，直視其無異於同類的行狀。亦借柯慈的疏離，提示文學的多重義理，切勿將這一切，簡化為普世立解的隱喻。
內容節錄
《拉波德氏亂數》
夜鳥
記憶可逆，記憶冷囂，而這個老人，正在自我裂解，並一再復健。譬如說，在某個下午，從某個尚能容身的房間裡，準備出門時，他照了照鏡子。他感到強烈的自我厭憎：鏡裡臉容如斯頹喪，滿布黃斑，皺紋從額頭一道道摺下，將脖子，摺成某種項圈。然而，「他」究竟是誰？是那個被憎恨的鏡像，還是那個憎恨鏡像之人？比起前者，似乎後者要更逼真，也更虛構。
似乎總是後者，某個自我記憶裡的年輕人，某個不願衰老的老人，才能拒絕「溫和地走進那良夜」；才想飛身，撲撞重重逼近、擠迫而來的影幢。像有生之年裡，再也沒有比自死，更其貴重的自由了。
你撞開一扇門，好像只為最終進入光亮。由這個句子，《獨自邁向生命的盡頭》啟程去傾談，或毋寧是開始去獨語。這是獨「他」一人的造景術：在那道聚砌房間的長廊上，也有埃默里自己，私心自願的居所。一個無碑之塚。一切話語，皆由此發響與穿渡。無盡孤絕也皆同聲，在幽暗裡共鳴。
在書中，埃默里追憶一名故友，一位化名「艾爾莎」的女士。艾爾莎慣性嘗試所謂「顯聖自戕」：她好像寄望能藉由自死，來誘發神蹟。仰藥自殺前，她總是通知朋友，確保他們有機會破門而入，拯救她。這種輕率博弈，逐漸使朋友疲於奔命。他們認為無論如何，這就是為了勒索的表演。直到有日，她終於成功（或失誤）了──在阿姆斯特丹那座水與墓之城，她的故鄉，無人能及時趕到；是日，她頗靜寂地，死在一間旅館客房裡。為此，朋友們大多憤怒。疲憊早已蝕空了他們的悲傷。
埃默里的感受卻有所不同。只因記憶中有回，他們曾一起漫步散談，衷誠談過此事。那時，她確曾戲謔對他說──自死，已是她生命旅程的一部分了。自此，他就不信她的一再試誤裡，沒有求死的認真。這是說：就算是遊戲，那也是異常認真的遊戲。
想起「輪到你了」，那時，那位配戴黨衛軍黑色翻領的先生，這麼對他說。像要邀他出遊。三十歲那年，埃默里在發送傳單時，遭駐防比利時的蓋世太保逮捕，遣送布倫東克堡壘。他們迎頭，給他一頓好打。這使他意外發現：落在身上的拳腳，具有麻痺下波拳腳的功能，於是再更後來的拳腳，也都更可以忍受了。他們要他供出同志。他也頗想能供出誰，以求免刑。但沒辦法：他是來自奧地利的流亡者，孤鳥一隻，對託身寄命的組織，竟全無所悉。他的母語是德語，所以黨衛軍說話時，對他而言，感覺比同志還親密。
這時，翻領先生就來，領他進另間囚室了。囚室別無刑具，只從穹頂，垂下一帶輪鐵鍊，鍊末附一鐵鉤。他被雙手反銬，掛上鐵鉤，滑輪一絞，雙手引他騰空。幾分鐘內，他的肩膀就脫臼了。他頓悟：德語「酷刑」一詞，源於拉丁語「torquere」—就是「讓人脫臼」的意思！在此一瞬之悟後，身體自重所引發的痛苦，就癱瘓了他的大腦。這種痛苦：如此獨身，發自懸空的自己內裡，自行其是地綿延，也沒有下波他人拳腳來舒緩。一個人如何用話語，來形容這種靜寂之痛，另一人才得以明暸呢？
想起從十四歲起，也在誘惑他的自死傾向。那像是先驗給定：你不知為何，在絕對青春、還說不上能從人生裡，汲取什麼絕望時，已就頗想反身起跑，成為獵人，去追捕那位總是追捕你的死神。想起最逼近死亡那次，他從昏厥中甦醒，發現自己被救活了，被五花大綁、渾身刺滿針管。那是絕對真實的痛苦：他感覺自己羞辱了自己，因此而憤恨，而憎惡。對他而言，這就是自死的悲劇性：最好就此消亡，因倘若僥倖重生，你極可能，只會生出各種絕無建設性的情感。
但也可能，這些毫無意義的感受，還是隱密地教會了他，對他人的難解之解。此所以，他遺憾：縱然是那樣暴烈的勒索者，如艾爾莎，在這世上，她其實也沒能取得什麼。
這就是與她同行時，埃默里的悲傷。因為所謂「痛苦」是這樣的：它就是它所是的那樣，此外無可言表。此外言表，都是偏離實情的換句話說。而一切權宜的詞語代換，在最幸運的情況下，也只是激發了他人的另一種痛苦。
如此，言說自己痛苦之人，只會變成行刑手。
這就是朋友埃默里。李維感覺，一些年裡他們的通信，與其說是「討論」，不如說，更像是各抒己見。既因集中營那般龐然，對局促受限、時刻受死亡威脅的囚犯而言，體驗歧異是必然。事後，各自堅持記憶，理應也是必然。那是各自用生命換來的歧異。也因朋友性情──對於一生見歷，他明斷得近乎偏執。
於是也許，最不應感到意外的是，關於集中營體驗，在個人寫作中，極早極早，朋友就下了定論。簡單說，集中營幫助他，「確認了一件不可動搖的事實」：人們所謂「精神」，其實就是一種遊戲，而過去耽於形上思辨的他，除了是「遊戲之人」以外，什麼也不是。於是，集中營教會了他「否定」：走出那個現實極端強勢、也只有現實要求的場所以後，他體認到自己，沒有變得更有智慧，或在道德上更成熟，而僅是一絲不掛、內心空洞，且近於失語那般倖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