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喻為現代愛因斯坦的天才科學家史蒂芬．霍金，史無前例的執筆公開自傳，從童年時期、學生階段、婚姻、研究著作都一一揭露，甚至罹患漸凍症的心路歷程都難得表露在這本書中。霍金常告訴世人宇宙的樣貌，如今也藉由此書，讓讀者一窺他的個人宇宙。
文章節錄
《我的人生簡史》
婚姻
一九七五年從加州理工學院回來時，我們知道房子裡面的樓梯對我來說已經變得太難了。那時候學校比較重視我，讓我們搬到學校一棟維多利亞式的大房子，住在一樓公寓（現在房子已經拆除，改建學生宿舍並以我命名）。公寓坐擁花園，學校還派園丁照顧，這對小孩很好。
初回英國時，我覺得心情低落，一切都顯得狹隘侷促，不像美國「凡事都行」的風氣。當時，四處都是荷蘭榆樹病造成的枯枝落葉殘敗之象，全國又因罷工潮而受挫停擺。然而，看到我的研究成功了，我心情又振奮起來，並且在一九七九年獲選為盧卡斯數學講座教授，以前牛頓和狄拉克都曾經擔任過。
一九七九年完成科西嘉島暑期學校講學的旅程後，我們的第三個孩子提姆（Tim）也誕生了。此後，珍變得更加悶悶不樂，擔心我即將不久人世，希望我走後有人會娶她，給她和孩子們依靠。她遇到了喬納森．瓊斯（Jonathan Jones），他是音樂家，在教會裡演奏管風琴。珍給他公寓裡一個房間，我原本應該要反對的，但是也認為自己恐怕會早死，一旦走了之後，總得有人幫忙照顧 孩子。
我的情況持續惡化，其中一項症狀是嗆咳發作越來越長。一九八五年到訪瑞士CERN（歐洲核子研究中心）時，我染上肺炎，被緊急送到巿區醫院，裝上呼吸器。醫生們認為我已無力回天，建議關掉呼吸器讓我好好走掉，但是珍斷然拒絕，用空中救護機將我送回劍橋的艾登布魯克醫院（Addenbrooke's Hospital）。那裡的醫生努力讓我回復原狀，但最後不得不進行氣切手術。
氣切手術之前，我說話已經含糊不清，只有相當熟識的人，才聽得懂我說的話，但至少我能夠溝通。我以口述給祕書來撰寫論文，研討會則是透過翻譯，將我的話清楚重複一遍。然而，氣切手術把我說話的能力也一併拿掉了。有一陣子，我唯一能溝通的方式是逐字拼出每個字，請人指著拼字卡，遇到正確的字母時，我就揚起眉毛。這樣子很難進行對話，更不用說寫論文了。幸而，加州有位電腦專家華托茲（Walt Woltosz）聽說我的處境，送來他編寫的電腦程式「等化器」（Equalizer），讓我可以按手中的開關，在螢幕上一串選項上選字。我現在用他的另 一套程式「文字+」（Words Plus），靠臉頰抽動讓眼鏡上的感應器來接收，當我準備好想說的話時，就送到語音合成器。
起初，我是在桌上型電腦跑「等化器」程式，後來劍橋精益通訊公司（Cambridge Adaptive Communication）的梅森（David Mason），將一台小型個人電腦和語音合成器安裝在我的輪椅上。現在我的電腦都是由英特爾提供，這套系統讓我比之前更好溝通，每分鐘可以拼三個字。我可 以將寫好的東西說出來，或是存在磁碟上，然後印出來，或是叫出來逐句念出。利用這套系統，我完成了七本著作與許多學術或公眾演講，這些都獲得了好評，我想泰半要歸功於由「語音+」（Speech Plus）開發的語音合成器。
一個人的聲音非常重要。若是口齒不清，別人很可能把你當弱智。這套語音合成器是目前為止我聽過最好的，因為有不同的音調變化，說話不像是《超時空博士》（Doctor Who）這部電視影集中的德利克人（Daleks）。後來，「語音+」公司倒閉，語音合成器程式遺失。我現在擁有最後三套合成器，雖然笨重耗電且晶片老舊無法更換，但是我認同這份聲音，也成為我的註冊商標，我不會換成聽起來更自然的聲音，除非三個合成器都壞掉了。
離開醫院時，我需要全職看護。一開始，我覺得自己的科學生涯已經結束，只能留在家裡看看電視。不過，我很快發現自己可以繼續科學研究，用「Latex」的程式來寫數學方程式，運用一般字碼就可以寫出數學符號，例如$\pi$=π。
然而，我越來越不滿珍與喬納森越走越近。最後，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一九九○年我與護士伊蓮．梅森（Elaine Mason）離家，搬到一處公寓。
我們發現這間小公寓對於我們和伊蓮的兩個兒子來說太小了，他們每週有部分時間與我們同住，所以又決定搬家。一九八七年一場暴風雨將紐恩漢（Newnham）女子學院的屋頂吹壞（那時所有男校都已開放招收女性，我所屬的凱厄斯學院保守人士居多，撐到最後才開放，因為從學生考試的成績顯示，除非也招收女性，否則招不到好的男生申請入學）。因為紐恩漢學院經費捉襟見肘，必須賣掉四塊地來支付修理屋頂的費用。我們買了其中一塊地，蓋了一棟方便輪椅進出的房子。
一九九五年，伊蓮和我結婚。九個月後，珍和喬納森．瓊斯也結婚了。
我和伊蓮的婚姻充滿激情又波濤洶湧，我們有高潮低潮，但是身為護士的伊蓮，好幾次救了我的性命。氣切手術之後，我的氣管裡安置一條塑膠導管並用充氣套環固定，防止食物和口水進入肺部。多年下來，套環擠傷了我的氣管，讓我容易咳嗽嗆到。有一次我從克里特島開會搭機回來，在飛機上咳得特別厲害，恰好有一名外科醫生霍華德（David Howard）同班機，他告訴伊蓮他可以幫助我，建議做咽喉切開術將氣管和喉嚨完全分開，也不再需要導管和套環了。劍橋艾登布魯克醫院的醫生表示風險太大，但伊蓮堅持，所以由霍華德親自在倫敦一間醫院為我動手術。這個手術救了我的命：因為再遲個兩週，套環就會在我的喉嚨和氣管之間磨破一個洞，讓我的肺部流滿血液。
幾年之後，我又遇到健康危機，睡覺時氧氣含量過低非常危險。我被緊急送到醫院，在那裡度過了四個月，最後出院時戴著呼吸器離開，晚上睡覺時使用。醫生告訴伊蓮，我只能回家等死（此後我就換了醫生）。兩年前，我開始每天二十四小時使用呼吸器，我覺得它為我帶來能量。
事後一年，我被找去幫忙劍橋大學建校八百週年的募款活動。他們把我派去舊金山，我一連六天趕了五場演講，疲憊至極。一天早上，當我的呼吸器被拿掉時，立刻昏了過去，值班護士以為我沒事，幸好另一名看護機警請來伊蓮，她把我救醒了，不然我已一命歸天。一而再、再而三的危機讓伊蓮難以承受，二○○七年我們離婚，此後我便跟一名管家獨居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