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現場／相機被偷、半夜等嘸車 疫情下的奧運攝影求生記

文、攝影：吳家昇

往年中央社都會派兩位攝影去拍奧運，但這次國際奧委會只給台灣5張攝影證，扣掉其他同業的名額，我們只能派一位攝影，就是我，單挑整個代表隊。

這次去東京，前面14天採旅遊泡泡制，進出場館都有嚴格限制，加上台灣選手賽程集中，表現還特別威！我馬不停蹄地在各場館間奔波，扛著攝影器材與時間賽跑，生怕錯過任何一個選手的重大時刻。

移動、出入場館都要提前申請  攔到計程車就是「人品爆發」 

起初幾天移動都要坐接駁專車或計程車，但計程車的乘車券往往不夠用，大家通常會省著搭。於是就會看到眾媒體在烈日下戴著口罩、扛一堆器材等接駁車。

羽球館位置偏僻，有次拍完要趕去下個地方，在路邊等了40分鐘還招不到計程車。後來是同業「人品爆發」剛好遇到車，不然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場館志工也不一定能幫你叫車，畢竟前提是對方要能用英文跟你溝通。

開幕式那天工作到半夜12點，收工後接駁車站大排長龍，我原本想搭計程車也沒攔到，只好再走回去等接駁車，回到飯店已經凌晨3點，早上7點起床準備拍攝工作，幾乎沒什麼睡。

在這裡每天都過得很緊湊，早出晚歸，而且交通很不方便。若以台北捷運的地理位置為例，我的飯店在台北車站，要去的場館在龍山寺站，距離明明很近，但接駁車轉運站在石牌站，我就是得先搭車到石牌站，再轉搭接駁車到場館。

各大場館進出都採預約制，前一天就要預約。像田徑、體操這些全球參與的熱門運動，因為各場館門票有限，台灣來的5個攝影記者就要抽籤，抽到的兩個人才能去拍。

沒抽到就要自己想辦法，總不能沒拍到李智凱吧，無法交差。有時我走過去開頭就劈哩啪啦講一大串英文，假裝很趕時間，害怕講英文的日本志工被嚇得一愣一愣，來不及反應，就放行了。中後期把關就比較寬鬆，進出也比較順利。

8月1日那天行程真的很緊湊，早上有高爾夫決賽（潘政琮）、拳擊四強賽（陳念琴），傍晚到晚上還有李智凱跟戴資穎的金牌賽。後來資深的攝影大哥就去跟中華奧會借了一輛車，載著我們趕行程，真的很感謝他們，不然可能就拍不到了。

各家媒體待遇不同  位置、角度限制是硬傷

我好幾次都是壓線到會場，有時站位就不太好。李智凱比男子鞍馬項目，我趕到時比賽已經開始，攝影第一排都滿了，我只能從第二排往下拍。角度不同拍下去就有差，我的背景就無可避免會有工作人員、其他攝影機等，很雜。

卡位也不僅是先來後到這麼簡單。在奧運場上，攝影也有階級之分。轉播人員是金字塔頂端，他們不用像我們一樣穿著可辨識身分的背心，可以自由穿梭在賽場中的海景第一排。

再來是法新、美聯、路透等世界級通訊社，他們有另外付錢給國際奧委會，除了現場有較佳拍攝位置外，還有一群人遠端操控拍攝，像社群很紅的郭婞淳倒地一笑畫面就是他們遠端操控空拍鏡頭拍攝的。但同一時間，我就只能拍到水平視角，她倒下來還被槓鈴擋住。

最後才是其他媒體攝影，我們必須身著土色背心，抽籤依序進場，只能撿大型通訊社記者剩下的位置，即便他們拍攝區域有空位，我們跨區拍攝也會被現場工作人員警告。

有些座位安排也很匪夷所思，像是拳擊場1樓裁判宣判的正面角度劃給文字記者，如果攝影要拍正面，通通去2樓，不然就是待在1樓的左右兩側，角度就不太好。

聽其他同業說，以前頒獎時，會把選手請到攝影區前面拍，但今年因為防疫考量，不能這麼做，只能在頒獎時盡量拍。為了讓台灣選手看向我們，我們都要一直大叫「楊勇緯這裡！楊勇緯！看這裡！」一直喊一直喊，很像粉絲見面會。（笑）

報警做筆錄、全程12次篩檢  鏡頭外的攝影求生記

安檢、身分檢查、禁止跨域移動，東奧採訪管制這麼森嚴，但是我的攝影器材竟然光天化日就在攝影區裡被偷了！

閉幕式前一天，台灣選手比賽告一段落，我去角力場館拍照，想多帶一點畫面回去。我在前面拍照，另一台相機放在管制區內的攝影席，距離我沒幾公尺，竟然被有心人士摸走了。

發現的第一時間，我就請工作人員調閱監視器，沒想到剛好位在死角，攝影機什麼也沒拍到，工作人員跟我們駐日特派記者協助我跟日本警方做筆錄。

筆錄做完時，已經沒有接駁車可以回旅館，熱心的工作人員幫忙叫了計程車送我回去，到的時候已經凌晨兩點半，體驗到另類的台日友好經驗，但我已經精疲力盡（根本心在滴血）。

主管知道時喃喃地說，2016年里約奧運，同事走在路上被搶劫；今年到了東京，原以為可以放心許多，沒想到還是發生災難。小偷應是故意挑閉幕式前一天下手吧，因為他們只要一離境就很難再查。

為了這趟旅程，我總共做了12次的檢查，包含出國前後3次PCR、期間定期要交給主辦方的唾液採檢等，我現在應該是全台灣數一數二安全的人。（編輯：簡毅慧）11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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