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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較於上一屆世足賽，瑞典人這一屆似乎沒那麼熱衷世足。
根據瑞典快報（Expressen）報導，今年收看有線電視世足轉播的觀眾比2018年世足賽的觀眾人數少了將近一半，也比去年歐洲冠軍盃少了將近4成，這是排除了瑞典隊出賽的觀眾人數計算得出的數據。
原因可能有很多，觀眾收看球賽的管道多了，轉播時段不同，也許是因為瑞典隊本屆缺席，也可能是因為對主辦國卡達的抗拒。
不論如何，可以知道的是，瑞典媒體在「鼓吹」大眾收看世足賽上並沒有發揮太大作用，反而做了許多讓人「倒胃口」的調查報導。
2010年，卡達確定拿下本屆世足主辦權後，瑞典各界就開始關心卡達世足賽可能會帶來的人權影響。
2012年瑞典國會就有議員針對卡達差勁的人權紀錄質詢政府打算如何應對。而瑞典媒體也開始對於卡達進行許多調查，揭露許多卡達舉辦世足賽的問題。
曾經因採訪而在衣索比亞遭到當地政府囚禁超過14個月的瑞典記者席比耶（Martin Schibbye）在2015年發起一項調查報導計畫「卡達之卡」（Cards of Qatar），在尼泊爾、孟加拉與印度走訪因為建造世界盃場館與基礎設施而喪生的外籍移工家人，整理了33位移工的故事，做成類似足球員卡片的「卡達之卡」，揭露世足賽背後不為人知的血淚。
席比耶與他的團隊也將這些卡片寄送到卡達政府、國際足球總會（FIFA）以及各個贊助商，讓人們了解，死亡的移工不只是一個數據，而是一個個曾經真實存在的生命。
因為這個報導，席比耶今年申請卡達採訪簽證被拒，無法親自到卡達去採訪這些移工曾經任職的公司，很多移工的遺體至今還下落不明，他也無法親自替家屬去追問真相。
瑞典媒體在今年世足賽開踢前，曾經討論是否該抵制本屆世界盃，是否該拒絕派出記者到當地採訪，若得照樣採訪又應該如何適當表達對卡達當局的不滿。
畢竟曾經承諾過不干預新聞自由的主辦國卡達去年就逮捕了兩位挪威廣播公司（NRK）的記者。
為此，丹麥記者工會認為卡達不可信任，建議丹麥記者不要前往卡達採訪；而瑞典記者工會則認為，記者本來就會到沒有言論自由且危險的地區工作，沒有理由因此建議記者不要前往。
瑞典媒體也討論到，報導此屆世足賽可能助長卡達進行「體育洗白」（Sportwashing），就算瑞典和其他歐洲國家對於卡達與本屆世足賽有諸多批評，但瑞典影響力畢竟不足，世界上期待、關注世足賽的國家比「唱衰」的國家多太多，卡達利用世足賽體育洗白的效應依舊不可忽略。
他們也檢討，這樣的報導方式早該在中國舉辦奧運、俄羅斯舉辦世足賽時就進行，不該讓體育盛事美化獨裁政權。
瑞典主要媒體最後還是派出記者到當地採訪，但僅限必要人數。
瑞典知名足球主播雪琳（Lotta Schelin）因為自己女性、同性戀的身分而選擇不前往卡達，她說，雖然有點遺憾，但她的身分在那裡不但會引起挑釁，還不合法，她一點安全感都沒有，不如不去。
瑞典媒體報導世足賽除了戰績、場邊軼事等，對於人權、新聞自由、伊朗及中國狀況等相關報導也非常頻繁，穿插在各大媒體體育新聞當中。
當沙烏地阿拉伯打敗阿根廷時，除了賽事分析之外，也能看到瑞典媒體對於沙烏地阿拉伯人權狀況的批評，以及對沙國將提出申請主辦世足賽的疑慮。
瑞典電視台（SVT）更是在賽前推出一系列有關卡達人權問題的報導，播放各國製作的相關紀錄片，讓人無法忽略本屆世足賽的負面新聞。
這些非常政治正確並且「礙眼」的報導就這樣從開賽後穿插在各大媒體體育版中，徹底實踐「體育即政治」，而非空談「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編輯：林憬屏）11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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