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尹錫悅戒嚴風波 看韓國人的示威文化
這次事件似乎也促成了世代間的溝通。許多過去被認為「不關心政治」的年輕人走上街頭,還將應援手燈等偶像流行文化介紹給年長一輩,8年前要求朴槿惠下台的燭火集會,在8年後變成百花齊放,示威不只有群情激憤,還有平時缺乏的交流。
AI的出現衝擊著人類文明,就連人類最引以為傲的創作,都可能受到影響,說不擔心是不可能的,說不會被取代,卻早有人使用AI創作,作家們又怎麼看呢?其實藉此機會了解文學是什麼,創作是什麼,人有什麼價值是無可取代的,倒是個很好的機會。
香港作家董啟章,得到無數文學獎,去年更得到梁實秋文學獎肯定,今年3月他受邀來台,在國家圖書館進行演說,對AI與文學的關係,有十分精闢的見解。
作家、台北教育大學語創係教授郝譽翔,長期投入文學創作,曾得過許多大獎,本身也在大學校園任教,她認為書寫革命從未停歇,書寫模式本來就一直在改變,科技發展是自然的趨勢,AI只是再一次翻新。
台師大文學院院長須文蔚,本身是詩人、散文家,更長期在教育現場蹲點,對創作理念有獨到的見解,他就認為在AI風潮下,台灣最要緊是能不能產製「屬於自己」的內容,成為知識庫核心,否則未來無論如何使用,都得培養出一定的資訊素養來避免偏見。
中興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陳國偉,對文學創作及流行文化有獨到的觀察,陳國偉認為,文學創意發想,是要突破既有的範圍和窠臼,與尋常的思考邏輯和路徑不大一樣,他不確定AI是否能做到。
董啟章表示,2019年初OpenAI推出了GPT-2,寫出了一些文章,雖然從今天的角度看來好像小學生的文章,但在當時已讓人感到非常驚訝。不過那時他就想到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1967年寫的一篇文章《Cybernetics and Ghosts》,對於「文學是什麼」有一系列的說法。
卡爾維諾在文章中寫道:“Literature as I knew it was a constant series of attempts to make one word stay put after another by following certain definite rules.”
翻成中文的意思:「文學就是根據特定的規律,把一個字放在另外一個字後面的一系列的嘗試」。簡單來說就是一個語言文字的組合活動。
卡爾維諾認為,如果是組合活動,他覺得機器也可以做到,卡爾維諾還有一個更大膽的說法,就是不用發明這樣的文學機器了,理由是「因為作家本身已經是寫作機器了,只要他們運作良好」。
董啟章說,這不免讓人進一步去想,作家是什麼?人跟機器的分別又在哪裡?從唯物的角度來看,人是物的構成,而意識、靈魂又是什麼?是超感官的形而上的東西,還是只是生物上、物理上的效應呢?這當中當然有許多辯論。
董啟章說,卡爾維諾並不覺得機器可以取代人去寫文學作品。卡爾維諾認為,文學機器當然可以針對一個特定題材進行運算,但如果我們要求的是一個有詩意的、有文學性的效果,就需要這些運算落實到一個特定的人身上。這個人是一個經驗上的、歷史上的人,這個empirical and historical individual是人類的特點。身而為人,不只是我們懂得運算,而是我們活在一個特定的時空中,生命都是在歷史裡面,基於這一點,才能產生文學跟詩意。
董啟章表示,如果我們用AI去進行創作,可以分成三個層面來談,首先是運用AI去收集資料、構思、組織,並進行局部取用。其實在AI出現之前,人們就已經在Google或其他技術性的程式上做這樣的應用。人們用機器來幫助自己,早已不可避免的局部運用機器或是AI類型的科技來進行寫作。
其次是利用AI來創作,人們運用指令,就是所謂prompt,或者說「咒語」,去命令它做一些事。我們現在跟ChatGPT對話,只是把我們的prompt變成了自然語言,它聽了之後就按照我們的指令去回答問題。
最後才是所謂的機器寫作,就是AI機器創作,AI本身就是一個創作的主體。
董啟章說,2018年他在小說《愛妻》裡就討論過這樣的情境。有一個類似科學家的神秘的人物,請主角把他太太的作品給他放在一個機器裡,這樣就可以產生一個「像你太太一樣的寫作機器」。另外,小說主角還考慮利用已故作家葉靈鳳的作品和藏書,建造一台葉靈鳳機器,寫出新的葉靈鳳作品來。那是2018年的故事,後來這個想像離我們愈來愈近了。
「我們早就在經歷書寫革命了。」
面對AI逐步走進日常,慢慢踏越進入文學領域,作家郝譽翔驚訝又不驚訝。
驚訝的部分,可從前些日子女兒的國中好友報名一檔兒少節目的小故事說起。孩子們到家中和她分享,若想參與節目得繳交一篇千字規劃,關於氣候變遷、去南極想做什麼研究。
郝譽翔本想著是不是得帶她們去圖書館借書、上網爬梳資料,完整閱讀消化後,或許還得和大人討論一番再下筆,12、13歲的自己恐怕會煩惱好一陣子,甚至花上數天,「我跟女兒同學說這很難欸,結果她回怎麼會難?」
果真半小時後,孩子便拍拍屁股從電腦前挪開,與ChatGPT好夥伴合作無間,洋洋灑灑完成千字文。郝譽翔細讀一番,成果還確實有模有樣,「我想好吧,這樣的時代或許真的來臨了。」
不驚訝之處,則能回看自己與文字共同成長的歷程,「你知道我高中參加全台北市作文比賽時,是用毛筆寫嗎?」
研磨墨汁爬格子,寫錯只能嘆口氣,咬牙塗黑從下一格繼續寫下去,一想起當年畫面,郝譽翔忍不住笑彎了眉眼。小時候得謹慎萬分寫在稿紙上,直到就讀研究所電腦才問世,碩士班開始用鍵盤敲出論文,「我當時還算先驅呢!」
郝譽翔認為書寫變革從未停歇,手寫與打字就會形成不同的思考模式,前者因修改不易、思路不像後者容易被中斷。在網路普及後,剪貼、複製貼上更是日常行為,「書寫模式本來就一直在改變,科技發展是自然的趨勢,AI只是再一次翻新。」
AI會產生威脅性嗎?郝譽翔舉毛筆寫字為例,在科舉時代,考官評分基準除了文章內容,也重視考生字跡,字被視為人格與心性的展現,「如果你是堅持這一個理論的人,到電腦時代就會崩潰」,透露曾有單位想典藏她的著作手寫稿,可早已用電腦寫作的她沒有手稿,對方竟想請她「寫一份」,讓她嚇了一跳。
看著和AI同世代成長的女兒,郝譽翔坦言,語文能力下降已成必然,但孩子們的影音、多媒體能力大幅超越自己的世代,各有所長,恐懼之際更應該思考的是:「語文能力的核心是什麼?」,她的答案是:「展現個人格與獨立思考邏輯」。
人文科系的式微已成趨勢,郝譽翔舉例,西方大學最初的誕生是以培養神學人才、服務宗教為大宗,「然而現在的宗教系呢?」在工業革命後,社會所需要技術人才轉向聚焦理工科系,人文相關系所被擠壓到邊緣,這是全世界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不過她認為美國的大學有一點值得借鏡,無論就讀哪個專業領域,大一新生都得修讀寫作。郝譽翔指出,邏輯判斷能力需要透過大量閱讀與寫作培養,後現代式的跳耀思維固然有創意,但邏輯仍要安靜下來才能徹底理清思維。
郝譽翔強調,寫作不只是文學,更是展現個人特質與邏輯方式,讓需要人類給予指令組織內容的AI,成為更好運用的工具,「就算是黃仁勳(NVIDIA創辦人)、李開復(AI專家),在個人專業領域要成為領導者、要發聲,還是需要文字能力來論述的」,她認為若是社會能真正重視「語文」能力的真正核心,就不需要害怕AI時代的來臨。
「懂得下指令,才能夠引發它寫出更好的內容。」
學者須文蔚分享,文學創作不會憑空而來,很大一部分與人們怎麼閱讀、觀察世界及搜集資料等息息相關。生成式AI肉眼可見,是比過去任何搜尋引擎的功能更為強大,確實能成為寫作資訊的索引,同時,也能作為文學創作的草稿,提供故事情節、擬定風格,評判作品意象等。
「AI初期會提供一些不大成熟的參考格式,我們可以要求它轉換成不同作家的風格,太官腔、正向光明時,或許還能拜託它:寫得蒼涼一點好不好?」須文蔚認為創作本身就帶有遊戲性質,儘管不一定會採用AI內容,但在互動過程或多或少能激發想像力。
確實,在文學界已有許多創作與AI有所連結,除了今年台大文學獎試辦AI共筆項目外,須文蔚分享,台灣也有一群詩人會根據AI繪圖,作為題目靈感創作短詩,自己也受邀創作AI與教育相關題材的科幻短篇小說〈無限閱讀眼鏡〉;連日本知名文學獎、第170回芥川龍之介賞得主九段理江的《東京都同情塔》,小說裡「AI角色」的回答更直接取用ChatGPT撰寫的答覆。
須文蔚同意,在制式的生活應用文件書寫、初階翻譯等,AI已經做得還不錯,但更高階的思維尚未完全具備,「人類還是下指令端者,AI不會主動形成風格」。他舉例,若以美術界得獎的AI繪畫來看,背後創作者所下指令複雜程度與其對藝術史熟悉程度,其實與成熟的畫家沒有兩樣。
「在AI時代,我們如何去培養這批無可取代的高階人才,是最重要的。但最可怕的是,這群最高階的人又懂得運用AI時,會不會打造更可怕的東西?」須文蔚拋出疑問。
儘管AI工具的應用不可避免,但身為人類的我們或許得提高警覺。
須文蔚提醒,生成式AI提供的資料因演算法資料搜集方式、標註人員等各種因素,許多偏見會不經意產生。歐盟就曾指出,若大多數資料庫內容都來自英美,文化、政治、族群上的偏見便可能在回答中油然而生,在中文世界亦然。
須文蔚指出,目前OpenAI資料庫裡的中文資訊多來自中國大陸,可得到的答案多是中國大陸式思維,或不小心給出錯誤資訊。
有次他在課堂上,請學生繳交一份介紹自己系所的3分鐘內容,其中一份就被他一眼識破是AI寫的,「裡面非常多名詞是中國用語,形容的中文系現況也是中國大陸的,同學都不知道我怎麼看出來的」,須文蔚笑說判斷系統就是建構在他的腦袋裡。
他認為在AI風潮下,台灣最要緊是能不能產製「屬於自己」的內容,成為知識庫核心,否則未來無論如何使用,都得培養出一定的資訊素養來避免偏見。
同時,人類還得避免「AI幻覺」的錯誤引導。2023年在美國就發生,一名資深律師在法庭引用ChatGPT提供的案例去舉證,卻被發現數個案例是AI憑空捏造的「虛假司法判決」,最終被判敗訴,紐約聯邦法院更對涉事的律師罰款5000美元,震驚大眾。
須文蔚認為近期大家變得更加謹慎看待,例如科技公司Microsoft旗下的生成式AI Copilot便強調,會提供答案的連結引文,讓使用者能像傳統搜尋回溯探索、減少「AI幻覺」的可能性,同時也較好追溯著作權。
「很現實的,我們沒有辦法把AI消滅,下令所有教育機構都不能用它吧?只能用一種實用主義的方式和它共存。」須文蔚也只能笑一笑、嘆口氣。
「文學跟AI很早之前就有關係,反映在科幻小說裡。」
學者陳國偉指出,無論西方或東方科幻小說,機器人、人造人、電子腦早已出現,想像未來人類的世界,預測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下生存;進入21世紀後更有「後人類」思潮的興盛,透過基因工程、仿生技術等科技手段改造人體,試圖挑戰與超越目前的生命形式。而當代的我們,現在正活在「科幻小說」的世界裡了,「手機就像是我們大腦的外接硬碟了」。
陳國偉表示,無數的作家都透過文學思考,在這樣的環境該如何與科技共存,活得更好、更像自己。那麼文學創作呢?
前陣子台灣科幻小說家伊格言和台大心理系教授謝伯讓,兩人曾就「AI有沒有自己的意識」討論,謝伯讓教授提出ChatGPT是由語言生成的模型演算法,只能根據既有資料庫去推算下一個可能結果,陳國偉指出,「ChatGPT是很好的協助整理工具,但要創作出突破性的新東西,現階段或許還有難度。」
陳國偉認為,文學創作的關鍵是,不同創作者有其思考特點與獨特性,與一般性的表達不同。ChatGPT服務的目標群眾是大眾,因此以訓練出穩定、正確且具普適性的回答為主,但所謂的文學創意發想,是要突破既有的範圍和窠臼,與尋常的思考邏輯和路徑不大一樣,他不確定AI是否能做到。
然而,這個「機器腦」就像實驗劇場般的「黑盒子」,資料庫尚未穩定,常常會突發奇想東拼西湊,得小心資訊是否正確。
好比陳國偉最近測試ChatGPT的經驗,他發現,若是詢問較早期或常見的問題,如:「什麼是『白色恐怖』?」ChatGPT都能清晰解釋,但若詢問特定作品,如白色恐怖主題的文學著作,就常一塌糊塗、誤植人名作品,甚至憑空捏造資訊,還一度把電影《悲情城市》的導演從侯孝賢講成李安;近期正在發生的事件,ChatGPT也不一定能快速搜集資訊,竟把「青鳥運動」直接偷換套用成「野百合學運」內容回應。
這代表什麼?陳國偉認為有兩種可能性。一是目前系統尚未穩定,二則是它也在測試人類可以接受的錯誤容許值。他解釋,AI既是用演算法推算答案,但這對人類來說,終究有著很高的不確定性,有時候他也忍不住會想,到底是AI沒有被馴服、訓練好,還是「那就是它要給你的答案、是它選擇過的結果」?
AI究竟對文學創作是否帶來威脅?陳國偉語帶保留,目前雖有限,「但我不敢說AI將來沒辦法獨立創作好東西」,且文學作品確實有其基本型態與表述模式,好比網路曾風靡一時的文青用語「像極了愛情」,陳國偉直言:「確實前面不管描述什麼,接上這句後,就好像有點文學性」。
平時記者寫報告、教授寫論文,或他在課堂上訓練同學創作,他認為都是在學習某一套語言表達方式,和ChatGPT建構語言模式的訓練很相似。陳國偉坦言,人類既然能透過教育基礎學習,AI也有可能,且每個階段發展都突飛猛進,「或許我們能做的,就是想辦法試著更遠離常軌?發揮人類本能的真正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