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反送中到國安法 動盪的香港何去何從
現在不是憂慮北京是否干預香港的問題，而是已經在干預了，摧毀「一國兩制」的行動已經發生，而且對香港的干預程度只會愈來愈大，這是必然發生的事。
文／張 謙 （中央社駐香港記者）
2020年6月30日深夜11時《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生效。翌日港媒《立場新聞》刊出一則「舉白紙的少女」的文章寫道：
最後一批被捕者上大巴的時候，圍觀的人群裡，有個少女舉起一疊白紙，警察的電筒強光不時掃過她的臉，也不閃躲。「我好奇問，這白紙有什麼用呢？」
少女說，過去都會在現場舉標語，通常都是到場後隨便派隨便拿那種，今天是《國安法》第一天，她不知道要舉什麼才不會犯法？
時間回到2019年6月，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事件的起因，是政府計畫修改《逃犯條例》，把中國大陸納入互相引渡罪犯的合作對象，卻觸發港人的恐懼，紛紛上街抗議。
這場運動發生之初，只是要求政府撤銷修訂草案，後來卻出現民主普選甚至「香港獨立」的訴求，最終導致北京方面決定制定《港區國安法》，無聲的恐懼下，舉白紙少女的擔憂是否成真？在地港人又如何看待未來的「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
議員胡志偉評國安法 「一國兩制」名存實亡
「反送中」運動過了一週年，支持這場運動的民主黨主席兼立法會議員胡志偉說，現在不是憂慮北京是否干預香港的問題，而是已經在干預了，「摧毀『一國兩制』的行動已經發生」，而且對香港的干預程度只會愈來愈大，這是必然發生的事，也會製造寒蟬效應，影響市民生活及民間的抗爭活動。
胡志偉並認為，這是香港行政長官（特首）林鄭月娥「自我矮化」的結果。是港府的「不作為」，令北京可以在香港問題「上下其手」，趁機制定《港區國安法》，以強化中共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他說，從港府角度看，它可以進一步使用武力鎮壓或實施白色恐怖，促使運動結束。但如此一來，這會摧毀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衍生更嚴重的問題；國際社會十分關注香港是否繼續享有高度自治，如果香港失去高度自治，投資者勢必會關注到其中的風險，不再視香港為國際城市並改到其他安全的地方，受苦的是最終是香港。
如果香港不再扮演區域中心的角色，無論是經濟、金融及服務業都會受影響。
他還說，香港的司法體系奉行普通法，北京制定的《港區國安法》與普通法存在衝突，一旦相關法律在港落實推行，所傳達的訊息是北京方面強化它對香港的權威性。
胡志偉憂心忡忡地說，香港已有中聯辦（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加上北京的港澳辦（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成為「管治香港的第二支隊伍」。此外，香港也有解放軍，現在又多了《港區國安法》及其相關機構，而港府又願意接受北京中央的監督，香港的「一國兩制」名存實亡。
但他說，這種做法是不能收復民心的，也不能壓迫泛民的反抗意志，對加強管治難以起作用。民主黨的創黨理念是維護香港高度自治，他們不會接受中共的做法，也不會放棄抗爭，仍會站出來，為香港人民的生活而奮鬥。
香港思流：不主張港獨 但不停止提倡本土意識
思流前身是中學生反修例關注組，2019年成立，成立目的是反對政府修改《逃犯條例》。「反送中」爆發後，改名思流，成員都是中學生，核心成員約10人，在政治關係上與香港眾志有聯繫。
香港思流發言人曾朗軒和陳宏宥受訪時說，去年初他們為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與同學一起上街遊行，之後認識了其他同學；當時上街，是擔心修例後，香港就會「完結」，因此要為香港發聲。
他們成立思流的目的，是要製造一個讓中學生發聲的平台，以及培育中學生獨立思考，同時推動民主自由，實踐公義價值。
被問到修訂《逃犯條例》會帶來什麼問題時，兩人都說，只是透過媒體和相關宣傳刊物知道修訂的問題，覺得這對香港不好，所以積極參與反對活動。
他們認為，《港區國安法》比修例問題更加嚴峻，北京方面是繞過香港及《基本法》第23條，直接為港立法，此舉是在破壞「一國兩制」，也「影響香港的言論自由」。
對於有人認為思流是「港獨」組織，曾朗軒說，思流不主張「香港獨立」，只是提倡本土意識；儘管北京方面制定《港區國安法》，但到目前為此，思流不會因此停止主張本土意識，他們不會怕。
被問到心中理想的香港自治是怎樣的？陳宏宥說，很簡單，理想的自治就是特首由普選產生，遵循民意。曾朗軒補充說：「我理想的自治也是特首和立法會議員推行雙普選，不是目前的小圈子選舉。透過普選產生的特首，更能代表廣大民意，這是思流爭取的理想，會繼續爭取下去。」
國安法下回復平靜？ 劉斯路：考驗港府管治
長期觀察香港和中國大陸問題的時事評論員劉斯路受訪時說，「反送中」當中分為「和理非」和「勇武派」，前者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後者主張暴力衝擊，但細分之下，「勇武派」有人只爭取普選和要求特首下台，有人則主張「港獨」。
他認為，在這場運動背後，美國方面「肯定有角色」，並把它過去在世界各地發動的顏色革命的手段都用上了。他說，美方在香港這場運動上是成功的，是把「和理非」和「勇武派」連結起來，各自在運動中發揮作用。
對於北京方面制定《港區國安法》，劉斯路說，相信北京方面早有相關立法打算，並非始於這場運動，而是源於2014年底的「占中」運動，只是延至今天才「出手」，應該是被逼出來的。
他認為，《港區國安法》執行後，對維護國安肯定起作用，至少產生阻嚇效應，但也難免影響「一國兩制」，因為這會令人覺得香港的權力少了，北京中央的權力大了。
他說，從經濟民生利益分配看，香港主權轉移以來，年輕人買不起住房，整體生活不如以前好，導致他們對港府和北京中央感到失望，也反映出港府的管治出了問題。
談到香港能否從這場運動中回到平靜，他認為，關鍵看兩點，一是《港區國安法》立法後，港人的反應和接受程度，如果稍有正面，香港可能會從過去一年的動盪之中回復到專注經濟民生議題上。
另一點是中美關係的演變，假如兩國從惡鬥的頂點轉向緩和，則有利於香港回歸平和。
他並說，儘管北京方面高姿態介入香港的國安問題，但未來香港能否轉趨平靜，以及處理好經濟民生發展，這還得靠港府自身的管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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