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場的倖存者 用維權記住六四

1989年六四事件後，大陸民間興起各種維權運動，主事者不乏當年目睹公權力鐵腕鎮壓平民的一代人。他們在肅殺氣氛中仍懷抱理想，一路跌跌撞撞依舊選擇為中國堅持下去。

滕彪、許志永、胡佳等這些知名的中國維權運動代表性人物出生於1970年代。70年代末期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剛結束，歷經劫難的老百姓逐漸從讓人窒息的政治壓抑中釋放，在官方萌芽的政經開放政策下，西單民主牆點燃的「北京之春」民主思潮湧向中國。

這些討論自由和民主的浪花，最後雖不敵權力之手的重擊而消散，但在經濟改革的目標下，中共當局於1980年代中期重啟政治改革，民主風潮再次襲捲而來。

1989年春，中共墮落貪腐加上被迫下台的改革派總書記胡耀邦猝逝，80年代自由的浪潮匯聚成為學運怒潮，並在初夏演變為流血收場的六四事件。

那一年，將滿16歲的滕彪正在東北的吉林唸高中一年級。他說，像他這種農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上大學是唯一出路，否則就準備當一輩子農民。

當時全部心力都放在課業的滕彪，從電視新聞看到官方定性為「反革命暴亂」的學運時，對當局的宣傳照單全收。

六四之後的1991年，滕彪考上北京大學法律系後，才陸續從同學口中和同學提供的地下刊物獲知六四真相，而真相讓他震驚。

除了同學之間的私下交流，來自農村的滕彪當時在北大課堂和西方著作中接觸到自由主義精神，並深受啟發。

2003年，中國社會發生著名的「孫志剛事件」，引發公憤。剛獲得北大法律博士學位的滕彪和兩名同學許志永、俞江，聯名上書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廢除導致孫志剛枉死的「收容遣送制度」。

經過多方努力，請願獲得成功。這就是著名的「三博士上書事件」。

三博士的成功鼓舞了大陸社會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也為中國近年維權運動樹立了模範。一些研究因此將2003年稱為「中國維權運動元年」，許多有志之士開始先後加入行列，以法律和實際行動協助個案、捍衛公民權利。

此後10餘年間，滕彪不斷挑戰公權力，為弱勢者維權，曾與其他10多位維權律師獲亞洲週刊評選為「2005年度亞洲風雲人物」，也曾因此遭遇官方打壓，經歷被迫失蹤、綁架，並在祕密關押期間受到24小時上手銬、剝奪睡眠等酷刑。

目前在紐約大學法學院擔任訪問學者的滕彪、在六四30週年前夕接受中央社電話採訪時表示：「當年若未接觸到六四真相，不會走上這一條路。」

他說，當時隱約形成一種想法，「如果我早出生兩年，89年死去的孩子裡面就有我。在某種程度上，我把自己當成倖存者，有責任為當年死去的學生，去繼續未完成的事」。

同樣視自己為倖存者的還有知名維權人士胡佳。胡佳回憶，6月3日那天晚上，軍隊開槍之前，若非意識到氣氛不尋常的父親堅決不讓他出門，當年曾經擠在大學生抗議隊伍的初三生，恐怕也已成為槍下亡魂。

當年看到政府出動軍隊鎮壓學生和平民的震撼下，胡佳告訴自己，「應該用生命、經歷為逝去的人做些事」。多年來，從環保議題、愛滋病患權益到人權等各類敏感領域，都有胡佳「做些事」的努力足跡。

他雖因此獲得難得的殊榮，除了連續多年獲提名角逐諾貝爾和平獎，也於2008年獲歐洲議會頒發極負盛名的「沙卡洛夫人權獎」（Sakharov Rights Prize），但也因此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並遭判刑3年6個月。

如同滕彪，「三博士上書」的另一名當事人許志永在那次行動之後走入公眾視野，隨後開始奔波於公民維權之路。2013年，他因為推動「新公民運動」被控「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遭判刑4年。

刑滿獲釋，受到80年代自由思潮啟發、也受到六四事件影響的許志永不改其志。六四事件30週年前，他在網上公開「競選2021」基層區縣人大代表的行動倡議，呼籲從基層自治開始，為中國的民主憲政奠基。

才重獲自由隨即投入具高度風險的行動，許多人為許志永感到憂慮，但他強調，未來將繼續推動公民社會及中國民主憲政進程，「只要忠於自己良心，該承擔的代價就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