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向陽延續對本土的關注，細細描摹雙足所踏之地。
「卷之行旅」以清新質樸的文字遍遊台灣風光，刻劃土地與人文之美。從打狗舊驛到冬山河夕照，自溪頭竹林至基隆港風，步履所至化作和煦詩篇，以文字呈現一場動人的「看見台灣」。
「卷之茫霧」以個人惆悵情思為引，而後重回歷史現場，回溯乙未割台、白色恐怖甚至太陽花學運，召喚蔣渭水、陳澄波、楊逵的命運軌跡，走過台灣坎坷飄零的身世，也在個人與族群前路未明的濛霧中尋找前程。
內容節錄
《行旅》
〈用自己語言， 話自己土地——向陽專訪〉（節錄）／崔舜華
詩人，是太不容易活下去的一種人
從實驗精神濃厚的《十行集》，到一筆分演多角、敘述台灣殖民史事的長詩〈霧社〉，向陽的詩筆，似乎拐了一大個髮夾彎，從吟詠屈原、應和《詩》、《騷》、抒寫個人情懷的古典抒情，猛地跳入家國敘事的深潭。不可忽視的是，與此同步進行者，是向陽對於台語詩書寫的嘗試與實踐。
一邊是脫胎古典的苦讀學養，一邊是直面現實的國是關懷。兩種作派，兩條蹇途，哪個選項都不輕鬆，都是苦差事。「從世俗的角度來看，詩人是不太容易生活下去的，最主要的是這種人對於和人群往來是不太適應的。詩人對於社會大眾必須保持疏離，因為他得保存個性。至於我呢，也許是天生基因裡兩者比較平衡，也許是因為後天的訓練——我做了很久的報人、總編輯，寫過許多的社論，這是我個性中入世的、屬於公眾的一面，這一面帶我去參加運動、引導組織、代理公眾事務、寫作社論政論，需要很高的理性、邏輯與思想推導能力，這部分占去我人生的最大篇幅，我花非常多時間去做社會工作、去處理生活，寫詩呢，反而沒花上那麼多時間。」
這種雙重性在詩人向陽的性格裡，以一身兩相的面貌結合成一個整體——我們想，一個人只要格局夠大，就能同時容納兩種傾向而無矛盾；因此，向陽既是浪漫的，也是務實的，既顧家，也憂國。「不管是《土地的歌》，台語歌或是《十行集》，今天，我寫的東西順利地被大家接受，但大家不知道的是，當年我開始寫詩的時候才二十歲，那時候現代詩的主流是反格律、反形式的，包括當時最紅的《創世紀》作家群與詩人紀弦，都懷抱著這個主張。」
在彼個時代，若要寫台語，是會被國民黨當作「匪諜」抓去的，向陽說道：「這就是我性格中叛逆的部分。我不會有意識地去做什麼，我做的事，都是順著天性而去做的。假如有人規定這個該怎麼樣做才對，我會想：難道沒有別的辦法嗎？為什麼不能那樣做呢？想當然耳，我是很容易去質疑、反抗的那類人。念大學時，任何的體制都不能馴服我，所以看到有人說現代詩不能寫格律，我就要寫看看；有人說台語詩不好，我就要把它寫好，寫得比你們更好，讓你看看我的能耐。」向陽瞇起眼睛，眼神瞬間變得銳利：「這個，就是我的抵抗。」
詩的語言和美的語言
為實踐「把台語詩寫到最好」的目標，年輕的向陽選擇了訓詁功夫，來磨利一把應手銳器：語言。從寫作伊始，向陽決意要做一場鮮明的實驗，更開展出一套實用邏輯：「關於語言，大概可以有兩種說法。第一種主張語言是溝通的用具，假使我住在香港，對外國人就說英文，對廣東人就講粵語，對大陸來的人就講普通話，語言不會影響我要表達的意思；第二種則將語言視為民族的文化，代表了集體的命脈與記憶，所謂的『母語』便包含了族群認同與集體記憶。」
作為文學家，通常得面對幾種選擇：用什麼樣的語言？用什麼樣的形式？「語言是牽涉形式的，在文學裡，形式又可以涉及美學。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同時在面對生活中的日常語言，因此，如何讓日常語言進入文學之中需要走一段路程，因為這兩種語言是有落差的，當一位詩人選擇以母語書寫，理由絕對不只要再現日常語言。以我而言，我希望以母語通過詩，晉身美學領地。」向陽微微搖頭：「我不相信台語無法在文學中被使用，過去我受的教育告訴我：台語是方言，不登大雅之堂。若我要通過詩去反證，就得面對考驗：嫻熟日常語言，並提煉日常語言成為文學語言且不被擊破。所以，我一邊要從生活中保持敏感度去提取我要的語言，同時還要把這些語言重新編碼，做文學化、風格化的功夫；至於未來的讀者能否解碼，那就是讀者的事，作家的個人風格得先建立起來。」
長年研究、嘗試方言的語質彈性和文學能量，在向陽眼中，台語長年來一直處於「整理中」的狀態，還沒走到「可創新」的階段，但發音、用字等訓詁之功，對文學來說不是最重要的，因為文學容許作家去改造語言、去發明新的語言。向陽生長的年代背景，正值國民政府政策大力推行國語政策，在標準國語的單一灌注下，要怎麼掙得台語的美麗風光？
「我憑依的文本和詞彙，都脫胎自台灣的農業年代，寫台語詩，得找最能表現的字詞啊，我就去向古典詩詞中找、向民間戲曲裡找，小時候看歌仔戲的童年記憶，就是我寫詩時的資源；再來，廣播電台也是說台語的哩！那時代甚至有吳樂天這樣的說書人。我本來就對這個很有興趣；最後便是流行歌詞了，歌詞不講究精準優雅，目的是讓最多人一看即懂；詩也是一樣的道理，最好能廣納讀者，讓愈多人領會，傳播的功率便愈強大。」
